乡镇纠纷的社会学思考及遗产事件过程

作者：张亮 张联社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农村纠纷是农村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农村社会秩序遭到挑战和受到破坏的明显表现方式;而纠纷的解决过程是社会控制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解决社会冲突、协调社会关系、恢复乃至改善社会秩序的过程。当前的农村社会秩序是纠纷当事人采取社会行为和社会行动的基础背景，其间相应的有效社会控制机制也就成为了当事人谋求解决纠纷的选择手段。另外，农村纠纷的解决过程及解决手段，依旧保留着浓厚的“乡土特征”。这些自然地为农民们所观察、体会乃至作为他们自己模仿表达自身之诉求的主要行为模式，这些过程和手段进而亦会影响到他们对所处社会秩序的认知及其在该秩序中的行为。笔者通过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L村的一起遗产纠纷事件进行剖析，运用社会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结合广大农村司法实践的现实，对目前的农村纠纷事件进行思考和剖析，以期为有效解决民族村社及农村社区居民的纠纷提供借鉴经验。

1L村的遗产纠纷事件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L村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型村庄。此村落以种植业为主，大部分村民经济收入较低，生活还比较贫穷;全村人口约780人，侗族人口约占90%，其余为汉族。村落中张姓是大户，占总人口的70%，剩余的是田、彭、龙3个小姓。同姓人彼此之间保持着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类似于一个“宗族共同体”;该村因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人口流动性小。基本上属于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熟人社会”。由于所处环境资源的稀缺和自身的贫穷，以及村民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有限，村民在一个非常狭小而且相对封闭的空间中常有纠纷事件的发生，其中又以家族财产纠纷最为常见。笔者选取了以下1起具有代表意义、曾经引起当地社会普遍关注的遗产纠纷事件来作为笔者研究的个案。2004年，L村张某的三儿子在当小学校长期间不幸因公殉职，死后留有在当地算是一笔数目不小的存款和一栋与父母共同新修的房子。其配偶A于2005年改嫁给了邻县的B。A与B结婚后与张某夫妇共同生活在张某三儿子生前与其老父亲共同修建的新房子里。2006年，张某去世，留下了自己的老房子一栋以及与三儿子共同修建的(由A和B实际所居住)的另一栋新房子和在当地算是一笔数目不小的其他遗产。2009年，张某的大儿子想自己拆迁父亲遗留的老房子，遭到了A和B的阻拦。大儿子觉得没面子，则约自己的二弟一起把B打了一顿。B随后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还是依照当地民俗，采用非正式控制机制来处理，即按照传统的村规民约方式来协商处理。处理结果是:A、B夫妇通过邀请族长以及其他家族成员，按照当地习俗向大哥和二哥道歉，希望在家族见证下与大哥、二哥重新和好;同时，通过当地家族的中间作用，就兄弟们对老人的遗产纠纷事宜达成了调解协议书，对遗产进行了分割，了结了此次纠纷。2009年张某的妻子去世，其大儿子和二儿子认为A、B夫妇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不让A、B夫妇参与老母亲的后事处理，A、B夫妇觉得自己与死者共同生活，尽了赡养老人义务，但后事却没有让自己参与，在当地社会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到当地镇政府去哭诉，请求帮助并希望借助政府力量对家庭遗产重新进行合理分割。镇政府又让派出所来处理此事。派出所还是希望由村委会和家族来处理。而当了多年村支书的大哥觉得A、B夫妇此举使自己脸面无存，加大了对A、B夫妇的厌恨，并宣布与其断绝关系。但因A、B夫妇不认可经家族调解达成的协议，家族成员也就不愿意再次对张某家里的遗产纠纷进行调解。另外A、B夫妇觉得张某的大儿子在该村当村支书多年，让该村委会处理与他利益密切相关的纠纷，显然有失公平，也不同意村里面来进行调解。于是A、B夫妇咨询律师后向当地法院，状告大哥和二哥。A、B夫妇认为自己受到张某的家族成员的威胁，被迫签订了遗产处理协议，此协议应属无效协议。法院传票送达被告后，A、B夫妇遭到了张某家族成员的强烈谴责，认为A、B夫妇无视家族存在，想脱离家族约束和责任。法院对这起遗产纠纷进行了立案处理，引起了L村以及其周边邻村的熟人社会的很大关注。为了面子，不管官司输赢，张某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也向法院反诉了A、B夫妇侵占自己父母和其三弟的遗产的非法行为，要求法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尽管法院遵照当地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结合国家法律有关条款法规对案件进行了调解，但因原被告双方均不愿接受调解。此家庭遗产纠纷以诉诸法律的方式，即通过正式社会控制机制得以解决。然而，此纠纷案件宣判执行以后，致使家族成员反目成仇，形同陌路，整个村社也自然地排斥借助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当事人，使得普通的家庭遗产纠纷引发了更为深刻的引人注目的另一社会矛盾。

2对遗产纠纷事件过程的分析

L村是一个基本上属于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熟人社会”，同姓人之间保持着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宗族共同体”。自老父亲张某去世之后，遗产纠纷事件由其大儿子自行搬迁老房子建加油站被三弟媳妇A阻拦而发生。张某的大儿子在当地当了多年的村支书，觉得当着前来帮忙搬迁的众多熟人的面，被已改嫁B的三弟媳A阻拦很没“面子”，纠纷升级变成了斗殴，而所谓“面子”是指他人对自己的良好评价和认可。在熟人社会的村庄中，甚至在一定区域的若干个村庄中，村民们很看重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是在熟人面前所做的“重大事情”，更是比较在乎“面子”。B被打之后，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但当地派出所还是希望A、B夫妇通过家族调解达到和解，即“私了”。A也考虑到自己是弟媳的身份，考虑当地的社会状况，想通过请家族长老和其他家族人员参与调解并见证，把遗产纠纷及自己及丈夫B被打而丢面子的事情一并处理好，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去。这虽然有点委曲求全，但是对于L村村落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共同生活、长期互动，形成了交往信任和共同的道德观念，双方以互谅互让的态度，旨在通过相互说服的交流和对话自行解决纠纷，重视的是纠纷的永久性解决和尽量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村民们按照农村遗留下来的传统的非正式手段进行处理，把因纠纷升级而对原有社会关系的破坏限制在最小程度，这对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农村居民尤为重要。作为农村社会秩序正式控制手段的国家法律体系，在熟人社会村落里，并不是村民首先要运用的。而实际上相反，纠纷发生之后当事人首先选择的解决方式通常依然是依靠家族力量和村规民约，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其直接而易见的后果即是加强了“人情”、“礼俗”等传统社会调控手段对社会的规范力。农民也乐于(从文化情感上)去利用现有的亲族人情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支持和帮助。事实上，地处相对封闭的民族村社地区，家族势力在乡村社会起的作用就更大了。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农村”熟人社会“里，发生了冲突，村民们还是倾向于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和解方式解决，以便还能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但由于老母亲去世，大儿子和二儿子不让弟媳A、B夫妇参加老母亲的后事处理，A、B夫妇觉得很没有脸面。于是冒着私自翻悔自己签订的协议的重大“丢面子”的代价，向政府部门申诉，希望能公平处理好遗产分割。而此时政府权力机构又希望把家庭遗产纠纷处理交回家族和村委会平和处理。不过，A、B夫妇已经切身体会到现实中，自己根本无法依靠家族力量和村规民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坚持通过正式控制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通过诉诸法律的方式，使得该纠纷得以解决。在当地，打官司被认为撕破脸面的象征。所以，法庭在立案之前，也努力进行了调解。可是当大儿子看到书后感到自己的“面子”和长兄的尊严受到致命的威胁，为了挣面子，找回自己的社会地位，一定要办把官司打到底。与此同时，A、B夫妇在依赖熟人社会规则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未果的教训下，转而请求法律保护的社会行为却受到了家族成员乃至村民的一致排斥。事实说明传统的村规民约等熟人规则仍然是乡民社会行事规则，农村共同体依然存在，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特点仍然存在，传统的纠纷在农村纠纷范围中仍然居于主要地位。不过A、B夫妇向当地法院的，说明了转型期的农村社会也出现了诸多的变化。受现代法制、个人权利等外部思想影响，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日益让位于利益关系，人们之间原有的强关系关联度降低，乡村缓慢地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过渡，法律在乡土社会中的地位在不断提高，人们通过法律程序实现自身权利的意识在逐步增强;然而这个看似自然合理的过程，其结果却遭到了社会的排斥，却使得想要依法办事的践行者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的。如何在相对封闭的民族村社地区，促进和保护这种法律意识，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现代社会学者和基层司法实践者的一个现实而艰巨的任务。

3农村纠纷的社会学思考

在我国社会大转型的当今社会，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条件下，农村社会还保留着浓厚的“乡土”特征。法律下乡与乡土社会的人情、道德和习俗等时常发生着冲突。农村法制的建设在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中，将会是正式社会控制手段对非正式控制手段的排挤和渗透。农村社会的非正式控制手段内嵌于农村社会的日常生活逻辑之中，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内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因而得到农民的普遍认同和支持。由于社会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农村社会生活的“乡土”特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消失，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非正式控制手段仍将是农村的主要社会控制手段。农村原有的非正式控制手段仍然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弥补了法律在当前农村社会中推行的缺陷，农村社会中的习俗、道德、习惯等依然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首选手段，在协调农村社会关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在该案例的纠纷处理过程中的一波三折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从社会学的视野看，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等综合性研究的一门具体社会科学。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笔者运用社会学专业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在社会转型期相对封闭的民族村社地区的一起遗产纠纷事件展开研究。针对现实条件下当地还保留着浓厚的“乡土”特征的农村社会现状加以剖析，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手段，为当前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维护稳定与推动发展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纠纷实际属于社会冲突构成表现形式，反映的是社会成员间具有非合作的、抵触性，甚至滋生敌意的社会互动形式或社会关系。因为纠纷或冲突的解决方式可能与其功能方向及正功能的条件有内在联系，所以必须关注纠纷或冲突在现实中是怎样产生、怎样解决、又会引发产生怎样的后续社会效果。农村纠纷往往是因为纠纷“场域”影响，所以当事人很看重“面子”。但从村庄整体来看，村庄生活中的面子以及围绕着面子所展开的竞争总是停留在某一个层次上，并能够在较长的时间上保持稳定。因为家族团体里的“面子”问题，村民们还是愿意和解处理，听从家族调解处理。人情、礼俗就成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对村庄生活的社会秩序将会起到特定的社会控制作用。而类似于该类型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现在主要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存在着“远亲不如近邻”等的传统心里基础。熟人规则仍然是乡民社会行事规则，农村共同体依旧存在，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特点仍然存在。而现代法律的定位在于现代的法制社会，对于熟人社会的既定“法则”采取的是否定或者说是改造的态度，在农村形成了一种“熟人社会”与“讨说法”的困惑。如何在相对封闭的民族村社地区，促进、提升乃至保护村民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这正是现代社会学者的一个现实而艰巨的任务。从发展社会学理论来讲，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仅仅是社会制度的完善和改良。所以，必须要求社会学者和法律界人士高度关注农村纠纷或冲突在现实中是怎样产生、怎样解决、又会引发产生怎样的后续社会效果。这也是更值得全社会思考的问题。另外，从社会学的实践角度来看，在化解纠纷解决社会冲突时即要警惕村民自治和乡规民约对个别村民成员切身权益的剥夺，应当积极采用政府公权力鼓励弱势群体的抗争意识，及时救助和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以此同时，又要注意因势利导，适时推进民主法治进程，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出不懈的努力。

4结语

基于社会学的视角，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一起农村遗产纠纷事件进行了研究剖析，通过社会学专业视角分析和思考，分析社会生活中的日常现象，让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纠纷、法律、社会秩序与和谐社会之间的社会相互关联得到了有机的体现，使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中所剖析的司空见惯的平常案例，为农村纠纷工作机制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视角。农村纠纷是在特定社会背景、社会整体下所发生的事件，而农村纠纷中所涉及的社会冲突、社会控制、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场域、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等社会学理论知识在农村纠纷事件中与实践有机的结合的研究和为农村纠纷解决工作机制提供建设性可操作性的建议。如何趋利避害，在化解矛盾中切实推动社会的完善和改良，这才是这起农村纠纷事件留下的无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