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与纸扎

一

在现代民间工艺美术的研究中，学者们将民间纸扎视为一种艺术，并认为对其成品的理解应从广义和狭义的两个层面予以阐释：广义的纸扎指一切以纸为原料制作的工艺美术品，包括风筝、剪纸、灯笼、纸马、丧葬用品等；狭义的纸扎则专指丧葬所用的纸制物。“在1956年4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等老一辈革命家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并且在‘自愿死后遗体火化’的倡议书上签名，从而揭开了我国以火葬为主要内容的殡葬改革的序幕。”（唐云红：《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殡葬改革》，《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由此进而形成从国家到地方多级并进的“殡改”运动，并且出台了《殡葬管理条例》，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促进殡葬改革。据笔者对江苏省沛县大屯镇蔡氏纸扎工艺生存状况的调查可知，1949～1976年是蔡氏纸扎工艺最为低落的时期，由于政府部门大力倡导破除包括丧葬纸扎在内的多种迷信行为，蔡氏纸扎工艺几近消失；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末，蔡氏纸扎的制作渐趋复兴，但殡葬改革的力度并未减弱，在这二十来年中他们多次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查处；新世纪是蔡氏纸扎工艺的中兴时期，虽然没有政府部门的查处，但他们也根据殡葬改革的规定在民政部门办理了营业执照，可见他们对这种政策依然保有戒心。现在的蔡氏纸扎工艺已历经六代，延续150余年。从人民生活的习俗看，纸扎并没有消亡的危险，但从政策的强制性看，纸扎随时都有可能淹没于历史的大潮中。

尽管政策在持续，可民众对待逝者的态度依然淳朴，这也许正是纸扎工艺得以生存的关键因素之一。虽然有种说法“上导之则为风，下习之则为俗”，可移风易俗并非一个政策就能独立实现。民俗的生成，是一个长久积存的结果，它是人们行为习惯在时间长河中形成的规范，并在一个群体中约定俗成，习俗惯制不仅表现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上，更是人们内在心理倾向的表达，所以丧葬中的纸扎运用，不仅是一种习俗规范，它所体现的更是人们以外在形式表达内在心理的一种方法。因此在历史文化的积淀中，追思逝者的传统思维便成为纸扎用途的最终决定者。在笔者的调查中，蔡可伟老人就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国家对纸扎等丧葬用品的定性和查处，他们一度想弃手艺而务农，但附近村落的乡民却给予极大的支持，并说：“不要在店里扎，回家扎呀，我们晚上来取。我们又不举报，别人也不知道。”而这种行为正体现了以下四种思维模式：1.万物有灵观念的彼岸世界。纸扎则是生者“按照现实世界的模样为死者准备各种各样通向彼岸世界或在那里生活所用的东西，如灵棚、灵位、纸钱、纸扎房子等”。2.为人孝子的儒家传统教诲。纸扎对先考（妣）现实生活的再建构则是普通百姓模仿达官贵人实物陪葬的最佳途径。3.邻里亲情关注的情感难违。“对中国人来讲，孝不仅是父母生前、死后应当做到的道德项目，同时也是判断一个人道德性的关键性标准。”中国人最忌讳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而一个人孝顺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他在一个集群中是否能够正常地生存，因此不论丧家有多么穷困，都会以自己所能承受的最大经济压力为死者举办葬礼，而纸扎则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4.财富、地位、家族的炫耀。传统社会的纸扎制作与运用并未受政策限制的影响，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替，以及国际文化的交流，诸如殡葬改革的法律法规应运而生，而其标榜的终极目标则是“改革旧的殡葬礼俗”，“破除看风水、选坟地、搭灵棚、摆路祭、出大殡、打幡摔盆、烧香化纸、收送挽幛等迷信和铺张浪费现象”，并“大力提倡文明、俭朴、节约办丧事的殡葬礼俗”。虽然国家政策已然出台，但民众的精神寄托却与之形成显著的悖论，以致这种具有层级结构的“殡改”法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纸空文。正因如此，纸扎的制作也只能在两者的夹缝中生存。

二

从国家《殡葬管理条例》到市县殡葬管理办法，无一不对纸扎等丧葬“迷信”物品的使用予以严格的禁令，并对违反者做出严厉的处罚。尽管法律法规对纸扎等丧葬用品的禁止是严苛的，但在条文中却出现了关于生产、销售等的审批规定，且审批的范畴亦未严明，因此纸扎等丧葬用品在制作与销售中得以有宽松的空间。如果国家欲对丧葬中所谓的“迷信”行为予以坚决的“移风易俗”，以达到殡改的终极目标，那么此类模棱两可的规定怎能出现于政府的法律法规之中？如2000年6月颁布的《江苏省殡葬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竟然出现“因特殊需要制作的棺材、遗体包装物等应当在民政部门指定的场所生产和销售”。而何谓“特殊需要”，谁可享受“特殊需要”，亦未在条文中予以明显标示，这不能不让人们钻空子。究其原因，在笔者看来只能是：政府充分考虑到民众的思想正处于转型阶段，想通过循序渐进的办法，以某一条文作为突破口给民众的心理以喘息。进入新世纪（甚或更早），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在全球化大舞台中进行角逐的中坚力量，而再次被发掘的传统文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力量的中流砥柱，进而促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念的生成。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日、韩、美等国相继出台了属于自己的非遗法，这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在不断的摸索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得以于2003年出台，我国也成为签约国之一。在这种全球化背景的影响中，我国也在不断地制定与修缮属于自己的非遗保护措施。自2006年至今已经公布了三批部级非遗名录，再加上省市县三级项目的确立，实可谓壮观。而于2011年6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这是我国开展非遗保护以来第一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非遗”予以的定性。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性而言，它延续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一贯认识，因此在我国的非遗法中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这样看来，在下设的六大非遗类别中纸扎应当属于第二类的“传统美术”。而这在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得到了证实，即湖南省凤凰县纸扎，成为我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入围者。

我们现在反观这一项目的确立，也从现有的研究文本来看，凤凰纸扎的原始用途已然淡出人们的视野，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其艺术形式、特色及传承人。如今的凤凰纸扎“已经发展成为民族节日庆祝、宗教祭祀庆典等表达凤凰人民美好愿望的一种装饰艺术。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的纸扎有人鬼神像、司机棺罩、仙鹤、金童玉女、纸屋等，此类纸扎的宗教祭祀功能逐渐淡化，反而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应用于节日民俗的功能逐渐增强”（张旺：《湘西凤凰纸扎的传承危机及传承保护》，《民族论坛（学术版）》，2011年第9期）。作为部级旅游风景区的凤凰古城也成为凤凰纸扎走向全国的窗口。在2002年《湖南省实施（殡葬管理条例>办法》中明确规定：“禁止制造、销售冥钞、纸人、纸马、纸房及其他迷信丧葬用品。”因此如今凤凰纸扎的承续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非遗保护”和“殡葬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做出的华丽转身。它明显摒弃了传统丧葬虚拟身后世界的逝者追思，接受了现代社会美化装饰效果的辅助作为。从我国四级非遗申报的程序，以及四级殡葬改革实施的状况看，纸扎在每级的申报过程中无一例外地会与殡改制度产生摩擦，也许这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但凤凰纸扎的生存现实却让我们看到“非遗法”与“殡改制度”的矛盾。在传统的复兴与发明中，人们总以“眼光向下”的方式，让民间文化在政府、学者和地方精英的共相作用下剥离出原本的民俗场域，成为独立的遗产事项予以保护。然而作为民众生活的必要元素，当它被抽离母体成为部分群体享用的特有资源时，它的存在就已失去了我们一直追寻的原生态和本真性，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伪民俗”。

作为非遗法第四类“传统礼仪”的丧葬习俗，是否应当予以保护？其中使用的纸扎是否能得到“非遗法”的肯定？面对“殡改制度”这一国策，非遗法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在笔者的调查中，蔡氏纸扎虽然在民众传统思维下得以延续，但却依然挣扎于“非遗法”的边缘。

三

虽然凤凰纸扎已经成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但这些学习者抱有怎样的心态前去学习？他们的学成归来，是否真能让纸扎摆脱濒危的状态呢？而纸扎在使用中的彻底转型，似乎也将原本就处在动荡状态的丧葬习俗彻底打破。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以及民众的代际更替，人们对传统的意识越来越淡化。并且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众间的血亲观念也渐趋淡薄，同时也促使原本依赖于集群生存的民俗之花在个体的独立中渐渐凋零。

笔者通过对蔡氏纸扎的调查发现，大部分人对纸扎传统性和现代性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韩玉英女士说：“死人也放花，结婚也放花；死人也吹喇叭，结婚也吹喇叭；你说结婚热闹热闹，死个人也这样那样的，有那么多钱买点啥吃不好？现在的习俗就这样，这个扎，那个也扎，你也扎，我也扎，不扎也得扎。其实就是跟风。”朱玉荣和魏红女士同样认为：“谁也没见过鬼魂，也没哪个鬼魂上来说说烧的这些东西收到没收到。买一回纸扎就得几百块钱，还没看看啥样子，就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从被调查者的言语中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到从40后到90后在潮流文化的接受中，现代心理在民众意识中已然占据了重心地位。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形成似乎正迎合了“殡改制度”的出台，也使得纸扎工艺的制作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了摇摆。

复兴中国文化的口号已喊了多年，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批评声也不绝于耳。“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复兴的基础性工程，在近年来可谓风风火火，而其目标对象的集中点就在这“传统”上。但几次“文化运动”的进行，以及信息爆炸时代的社会转型，已让我们的传统走到了悬崖边缘。“非遗”是民众生活的基层文化的一部分，但“非遗”究竟何谓，广大民众却根本不知，这在笔者的调查中得到了切实的印证。面对被殡改制度定性为封建毒瘤的纸扎，即便在笔者的“非遗”宣传中，他们依然保有曾经因被取缔、罚款而带来的深刻记忆，即便此时得以出台的“非遗法”，也难以让他们信服。尽管殡改制度的宣传教育依然没有到位，但“非遗保护”的概念则更没有在社会上形成风气，仅仅停留于某些人的权力视野中，似乎也促进了某种“非遗”产业链的形成。非遗作为民族的共享文化，但其核心的百姓却被精英阶层忘却。而非遗的传统恢复是否适应民众现代意识的需要，殡葬改革的现代轨辙又是否真与民众的现代意识相一致，这一切似乎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对传统价值认识的弱化带动了现代意识的强化，而这也促成了国家政策与民众现代意识的矛盾，所以我们要问：民间纸扎工艺的前途在何方？

总之，民族文化的地域性造就了地域民众的独特生活，民族文化的时代性造就了时代民众的时尚生活。传统与现代、保护与改革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变革中，民众成为直接的承担者。民俗文化的形成久经考验，深入民众思想的骨髓，尽管新时代的潮流让民众的精神生活倍加丰富多彩，但传统文化的残余依然存续于民众的内心。传统文化的保护是对文化生态的恢复，是对文化发展元素多样性的重构。传统文化的保护是以事项的分立为准则，还是以民俗文化的整体为方向；是以脱离群众的精英指导为独揽，还是以民众的共相参与为核心，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