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根据信任影响因素理论，挑选并构造了影响信任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然后运用SPSS对ISSP2001年“社会关系与支持系统”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来验证这些因素对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信任度更高；年龄、受教育程度、主观幸福感、阶级、社团参与、亲密朋友数量与社会信任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社区类型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并不具有显著性。

关键词：信任 个人因素 社会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281-03

现代性的来临，使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造成了“脱域”。在前现代性社会中的起着支配作用的“在场”，随着“缺场”的各种要素的不断强化，渐渐失去其效用。这种场域的变化，也必然引起依赖于场域而发生和存在的信任产生相应的变化。见诸报端的各种信任危机，似乎隐含了当代信任所遭遇的某种困境。因此，对信任的相关研究便变得迫在眉睫和意义重大。

一、文献回顾

信任因其在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成为社会学的一个经典的研究对象。社会学古典理论阶段的几位大家，如涂尔干、齐美尔等都曾对信任作过研究和论述。而真正将社会信任纳入研究议题，要从20世纪70年代算起。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转入后工业社会，信任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故西方社会学界掀起了对社会信任的研究热潮。

有关信任的界定众说纷纭，其中卢曼的概念化堪称社会学研究信任的经典之作。他认为，信任是减少社会互动复杂性的一种机制，可以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前者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感情联系的基础上，后者则是以社会的规范制度、法律法规制约为基础。而对信任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主要分为两大阵营，分别是个人理论和社会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信任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主观评价，它与个人特征有关，比如作为核心的人格特质，以及社会和人口特征（如阶层、教育程度、收入、年龄和性别）。第二种理论认为，信任不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主观评价，它来源于社会系统。

1.个人理论。根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在美国发展良好的社会心理学派的观点，社会信任是一个核心的个人人格特质，它在童年习得，并在以后的生活中得以持续，之后的经验，特别是创伤性经验会给它带来缓慢的变化。社会信任是一个更广泛的个性特征综合体的一部分，这个综合体包括乐观、合作信念和对个体能够处理彼此之间的差异并一起过着满意的社会生活的信心。该观点在后人的发展下，形成了两个分支。一个是信任的人格因素影响论。它认为社会信任与其他的人格变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尤其是个人的乐观和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感。另一个是成功和幸福理论，它与强调童年的社会化和核心的人格特质的人格因素影响论不同，它强调的是成年时期的生活经验。个人理论认为一系列的个体变量，如收入、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幸福和焦虑都与社会信任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2.社会理论。该理论认为信任与其说是一种核心的个人人格特质，还不如说是个人的参与、协助及从信任文化、社会和政治机构中所获得的利益鼓励了信任态度和行为的发展。在此理论内部，对于什么样的社会变量是重要的又是众说纷纭。具体说来，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自愿组织参与影响论。该理论认为，我们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参与与他人的经常性的和密切的互动，学习了信任、互惠、合作、对他人的同情和对共同利益的理解等心灵的习惯。而最重要的参与形式，就是直接地、面对面地、持续地参与人们当地社区的自愿组织。第二种是社会网络影响论。该理论强调直接参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第三种是社区因素影响论。该理论强调居民所处社区的客观特点和居民对社区的主观评价对其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社区的客观特点包括社区的异质性、稳定性、和谐性等。第四种是社会因素影响论。该理论侧重人们所处的整个社会的客观实际和居民对于社会的主观看法对其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二、数据来源和分析变量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1年ISSP进行的一项有关社会关系与支持系统的调查。此调查覆盖30个国家地区和人群，共37 188个调查对象，其中男、女各占45.5%和54.5%，调查对象年龄从15~101岁，各年龄段的比例分别为15~24岁的占11.6%，25~34岁的占18.4%，35~44岁的占20.3%，45~54岁的占18.4%，55~64岁的占14.2%，65~101岁的占17.1%。

该调查的问卷中，第35题主要测量的是人们的信任度。这一问题包含三个小问题，分别是：（1）只有一些人我可以完全信任；（2）大部分的时间我能确信别人都是为我好的；（3）如果你不小心，其他人就会利用你。这三个问题均有五个选项，分别是：完全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完全不同意，将其分别记作1~5分。其中第二个问题与其他两个问题方向相反，因此对其进行重新编码，使三个问题的方向一致。然后将调查对象在每个问题上的得分加总，就得到了调查对象的信任度分值，其值越大则表示信任度越高。

在前述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的假设是：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主观幸福感、阶层为代表的个人因素和社团参与、亲密朋友数量、社区类型为代表的社会因素都会对现代人的信任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中，性别包括男性和女性两组虚拟变量，其中男性记为1，女性记为0。年龄为连续变量，受教育程度用其受教育年限来表示，也为连续变量。主观幸福感包括不幸福和幸福两组虚拟变量，分别取值为0和1。阶层包括下层和上层两组虚拟变量，分别取值为0和1。社团参与变量表示的是调查对象参加社团活动的程度。亲密朋友数量为连续变量。社区类型包括现代社区和传统社区两组虚拟变量，分别取值为0和1。

三、数据分析

笔者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分别对每个自变量对信任度这个因变量所产生的影响，也即偏回归系数进行较为精准的分析。

1.性别对信任度的影响。许多研究表明女性的信任度低于男性，如王绍光、刘欣以及陈秋虹等的研究。他们的解释是女性整体的社会地位低于男性，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还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中的相对易损性，故本身处于劣势的女性因害怕损失而在交往中顾虑较多，信任度较低。而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性别的偏回归系数为-0.251，这表明女性比男性信任度更高。可能的解释是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被赋予了温柔、体贴、有爱心等特质，并且社会对其在事业上的期望不会太高，因而体验到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在社会角色的扮演上更多地体验了人际友爱的一面；而男性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被赋予了独立、坚强等特质，并且社会对男性在事业上的期望较女性高，这使得男性经常体验到竞争的压力，因而社会角色的扮演上更多地经历人际间的斗争一面。因此，男女社会角色的不同造成了人际信任程度上的差异。

2.年龄对信任度的影响。从表1中可以看出年龄的偏回归系数为0.008，表明年龄大的人比年龄小的人对他人的信任度略高。一般来说年龄越小，人也越单纯，人际信任程度应该较高；而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对人际交往的认识也越深入，因而人际信任的程度会降低。可为什么分析的结果会截然相反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的社会地位会增进社会信任感。另外，年长者通常有着更丰富的阅历和经历，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也更具有经验和更自信。

3.受教育程度对信任度的影响。从表1中可以看出教育程度的偏回归系数为0.003，虽然系数很小，但可以显示出教育程度与信任之间是一种正向的关系。我们知道人们借助于不同的教育行动，可以传递文化物品，这些文化物品就是文化资本。而这种文化资本，又可以转换为个人组成部分的外部财富。因此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可以带来较高的回报，增加个人的财富，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这种外部财富的增加，使得个人承受失信的风险的能力越强，因而越可能倾向于给予他人信任。

4.主观幸福感对信任度的影响。从表1中可以看出，主观幸福感的偏回归系数为0.450，表明主观幸福感越高的人对他人越信任。主观幸福感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它由三个维度组成：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其中的生活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的生活客观状况，一般来说，生活的满意度越高，其生活的各种客观条件就越好，承受失信的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另一方面幸福感也会增强个体的成功心态进而增强社会信任决策风险的承受能力。主观幸福感越高，既反映了客观上个人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强，又能从主观上增强了个人承受风险的能力，因此保证了个人承受风险的能力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故其信任度往往较高。

5.阶级对信任度的影响。从表1中可以看出，阶级的偏回归系数为0.467，表明阶级越高，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具体来看，阶级与信任度并不是一直保持一种正向的关系的。从下层阶级到中上阶级，信任度一直呈现出上升趋势，到中上阶级达到了信任度的最大值，之后信任度又逐渐下降。其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阶级与信任度

阶级与信任在总体上存在的正相关关系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解释：信任是与风险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信任者对于被信任者可能失信所带来的风险的承受力是十分重要的。个人对于失信所造成的损失的承受力越强，他越可能给予别人信任。从这种意义上说，对他人的信任也是自信的一种表现。个人所属的阶层越高，承受失信的风险的能力也越强，因此在人际交往中也就能够更加自信，更能够给予别人信任。

而上层阶级的信任度较中上阶级的信任度低，这又如何解释呢？虽然从抗风险的能力上来说，上层阶级的能力是强于中上阶级。但也正是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很强，故很多人在于其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可能更多的是带有某种功利性的目的，这种人际互动体验会使得上层的阶级的信任度相对降低。

6.社团参与对信任度的影响。从上页表1中可以看出，社团参与的偏回归系数为0.083，表明社团参与有助于信任的提高。帕特南认为，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网络既有横向的，也有垂直的。帕特南更强调横向的网络在这种信任建立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横向的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的流通；还体现了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基础上进行。许多调查也曾表明，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和社会资本来自志愿性团体内部个体之间的规范化、习惯性互动，这些团体是通过推动个体之间的合作而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和提高。 笔者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7.亲密朋友数量对信任度的影响。从上页表1中可以看出，亲密朋友数量的偏回归系数为0.007，表明亲密朋友越多的人对他人越信任。这涉及到一个个人经验的问题，亲密朋友越多说明个人与他人的紧密互动的频率越高，在这种互动中的体验以及所获得的经验使得个人在与他人的交往更有把握去信任他人。另外，一个人的亲密朋友越多，他遇到陌生人的时候越有可能发现他与陌生人同时是某个第三者的朋友。这时，那个第三者就变成了信任的中介，信任得到了传递。

8.社区类型对信任度的影响。联系滕尼斯社区与社会的理想类型，在滕尼斯看来，社会（现代社区）是短暂的、表面化的，而社区（传统社区）是更真实可感的，也更富有人情味的。按照笔者的猜想，传统社区应比现代社区的信任度更强。但我们从上页表1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到，社区类型对信任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社区的变化，那种建立在情感、依恋、内心倾向等自然情感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联系密切的有机群体开始向以公共的、理性的契约关系联系起来的以利益为导向的社区转化。“信任场域”的变化，使得存在于此场域中的人们的信任行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行动的情感成分越来越少，人际关系日益变得理性化。

四、结语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到，笔者根据信任影响因素理论中的个人和社会理论，挑选和构造出的个人因素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主观幸福感和阶级）以及社会因素变量（社团参与、亲密朋友数量）都对人们的信任度产生了影响。这些结果支持了信任影响因素理论中的个人理论以及社会理论中的自愿团体参与影响论和社会网络影响论。

数据分析的过程也显示了现代信任逐渐理性化的特征。人们对于他人是否是可以信任的考虑，更多的不是从情感因素出发，而是从衡量失信所带来的风险出发。在这样一个理性化的社会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出现的各种信任危机，如何提高人们的信任水平呢？笔者认为，首先，我们应该为人们提供一个富有安全感的制度环境。在这样一个得到保障且风险较低的环境中，人们才有可能更倾向于给予他人信任。其次，通过培育更多的社团，鼓励人们多参与社团及各种社会活动，扩大社会互动的范围，在横向的网络互动中建立和提高信任。

现代性社会所具有的“时空虚化”及在时空分离基础上的“脱域”特质，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场域的改变使得信任运作的“路径依赖”面临了极大的挑战和困境，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突破这种“路径依赖”，重构属于现代性社会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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