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的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摘要：调查显示，村民对立法机关、想象政府、政府决策、高层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较高，对实际政府和政府行为的信任度较低；村民对家人、邻居、朋友的特殊信任较高，但对大多数人和陌生人的普遍信任较低，呈现出典型的差序格局。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村民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增长有正向的促进。其中，村民对想象政府和实际政府的信任与社会信任呈正相关关系，但对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系统的信任却与社会信任呈负相关。而BinaryLogistic回归的结果则表明，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信任度远远高于汉族村民，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些结论为提升村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关键词：村民；政府信任；社会信任；想象政府；实际政府；特殊信任；普遍信任

中图分类号：D42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3-0076-08

一、理论回眸与研究主题

信任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卢曼用通俗的语言形容了没有信任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危害。他说，“若完全没有信任的话，他甚至会次日早晨卧床不起，他将会深受一种模糊的恐惧感折磨，为平息这种恐惧感而苦恼”。Anthony Pagden甚至指出，“在缺乏信任的地方，契约没有确定性，法律因此没有效率，处在这种境地的社会，实际上退回了半原始状态”。可见，信任是现代社会有序运转不可缺少的一剂良药，但同时也是一个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休戚相关而又常常使人们感到极度苦恼的问题，它也困扰着社会学的古典大师如藤尼斯、西美尔和迪尔凯姆，以及当代名家帕森斯和里斯曼。那么，什么是信任呢？学界的相关研究可谓浩如烟海、灿若星辰。概括起来，主要有几种取向：一是作为一种关系的信任，即计算的取向。这种取向假定信任是.关系的一种性质，即使它最初是一种单方面的期望和承诺，但最终常常以关系的建立为结果，形成直接或间接的交换关系。当给予信任的行动唤起互惠的行动时，它是直接的交换关系；但当信任是一种对他人的被预设的倾向时，信任是一种间接的交换关系。在理性选择理论看来，信任者和被信任者的关系采取交换或博弈的形式，通过可得信息的理性计算，使这种关系效用最大化。二是作为人格特质的信任，即心理取向。这种取向把信任看作人格驱动力和信任者的一种品质，而不是信任者和受托者之间的关系。三是文化取向，这种取向将信任作为一种文化规则。如福山指出，信任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特性，是人们从一个由规矩、诚实、合作、互惠的行为组成的社群中，从社群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期待。四是认为信任属于认知的范畴，即“基于知识的信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信任取决于信息和经验，其前提是我知道或我以为我知道你有关的情况，尤其是你对我的动机。因此，罗素·哈丁认为，信任可简单地界定为“暗含的利益”，即在信任关系中，你的利益暗含我的利益，因而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期望你会为了我的利益行事。五是认为信任是简化社会复杂性的一种机制。卢曼指出：“要简化以或多或少不确定的复杂性为特征的未来，人们必须信任。”这意味着，在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的当下，人们对信任的需求与日俱增。六是认为信任是一种风险。信任是把利益攸关之事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而信任关系则意味着常规化地承担了这种风险。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郑也夫总结了信任的性质，即“信任具有时间差与不对等性、不确定性，属于主观的影响和愿望。因此，信任可以表现为三种期待：对自然与社会的秩序性、对合作伙伴承担的义务、对某种角色的技术能力”。正是由于人们对信任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分歧，因而从不同的角度对信任进行了划分。伯纳德·巴伯认为，“信任可分为具体信任和抽象信任”。奥兰多·帕特森则在厘清了直接信任与间接信任、信任与信心关系的基础上，将信任分为情感信任、居间信任、集体信任和委托信任。罗伯特·D.帕特南也认为信任应分为建立在亲密朋友之间的“深度信任”，即特殊信任，以及建立在其他大多数人之间的“浅度信任”，即普遍信任。可见，尽管人们分类的依据和背景不同，但按照信任的对象，我们可以大致把信任分为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社会信任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政府信任则指公众与政府间存在的信任关系，系统信任、制度信任和委托信任与之有很大的关联。

那么，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有关联吗？帕特南认为，“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也许有关，也许无关。但从理论的角度看，我们必须将两者区别对待，对政府的信任也许是社会信任的某种原因或结果，但并不是社会信任本身”。Newton也认为，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之间也未必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并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而是两个具有不同的起源的非常不同的事”。也就是说，在帕特南与Newton眼中，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不可混淆使用。但是，这两种不同范畴的信任能相互增进和转化吗？尤斯拉纳认为，“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有较大的关系，人际信任的衰落会导致政府部门之间信任水平的下降，进而影响政府工作效率，使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但他同时也指出，政府信任对人际信任也有影响，即“好的政府使人们更加容易信任，也能使公众对政府的表现更为满意”。波兰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与尤斯拉纳的观点相似。他认为，政治信任可以被看成是在社会中获得的广泛信任氛围的反映，即“一般的社会信任被转换成与政治相关的信任”，它的存在是有生命力的政治体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而Brehm的研究表明，在公民社会语境下，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有积极的影响，成为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利瓦伊也谈到了以下观点：当人们认为自己与政府人以及其他公民的关系可靠而公正时，他们倾向于同意承担繁重的义务，这事关公平与正义。正因为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对公民“责任”和“义务”的强化如此重要，因此，“在所有的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信任文化在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中比在任何其他类型的政治系统中更有可能出现，因为民主的政治制度具有可信性的两个基础：责任性和事先承诺”。学者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具有争议性的结论，即到底是政府信任促进社会信任，还是社会信任促进政府信任，还是两者相互促进。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在公民社会发育尚不成熟、公民文化成长缓慢、公民民主意识极其低下的中国农村，应该是政府信任促进了社会信任，而不是相反。

二、调查数据与研究设计

为了深入探讨村民政府信任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社会信任，我们先后于2011年3月、5月和7月分别对贵州省遵义县乐理村、江苏省张家港市永盛村和贵州省雷山县干脑村进行了实证调查。为了增强样本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我们在综合了村里的人口结构、政治面貌、学历水平以及家庭经济情况的基础上抽取了样本家庭。而为了避免同质性，我们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这些成年人构成了调查对象的最终样本。调查最终获取有效问卷235份（见表1）。最终的样本分布情况如下：从性别看，男为60.4%，女为39.6%；从婚姻状况看，已婚占83.2%，未婚为16.8%；从民族看，汉族为71.7%，少数民族占28.3%；从文化程度看，文盲占9.8%，小学占31.5%，初中占33.2%，高中及以上占25.5%；从年龄看，18～40岁占49.6%，41～60岁占33.6%，60岁以上为16.8%；从年均收入来看，人均收人为3000元及以下的为30.2%，3001～6000的为21.8%，6001～9000的占8.9%，9000以上的占39.1%；从政治面貌来看，中共党员占13.8%，派成员为4.3%，一般群众最多，为81.9%；从家庭背景来看，干部家庭（含村干部）占19.2%，一般家庭占80.8%。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村民政府信任，此处的政府指广义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系统。政府信任是指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它涉及的是民众与政府间的各种关系，包括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政府对民众的信任两个方面。按照学界的一般观点，从层级大小来看，民众的信任对象可分为对以中央和省级为主的上层（高层）政府、以市县为主的中层政府、以县乡或乡村为主的下层（基层或低层）政府的信任；从抽象程度来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可分为对政府价值、政府本身、政府制度、政府官员、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的信任。本研究将结合这两种划分标准，将村民对政府的信任分为对“人民代表大会、检察院、法院、政府政策、村委会、乡政府、县市政府、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村干部、乡干部、县市领导、省级和中央领导”的信任共计12个变量，每个变量均设置“很不信任、不信任、一般、信任、十分信任”五个答案，并分别赋值l～5分，让村民对其做判断，个体村民的政府信任度等于这些变量的简单均值。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村民社会信任。费孝通认为，血缘、宗法、礼俗规范等是维系乡土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血缘及家族关系是构造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但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却是差序格局的，其表现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投入水中的石头泛起的波纹，有亲疏远近之分。其中，以父子、兄弟、姻亲、地邻、朋友等关系构成了一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特殊信任网络。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人们总是依照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逻辑行动。目前，这种特殊信任在中国农村还广泛存在。但是，王飞雪、山岸俊男的调查却发现，在后天的生活中，人们仍能通过多种方式如社会交往、参加工作等将这种先天注定的血缘关系进一步泛化、扩展和延伸到与没有血缘联系的其他人的交往关系之中，最终形成了泛血亲关系。加入泛血亲关系网络的人，他们或许是外人甚至是陌生人。因此，我们运用“大多数人基本是诚实的，大多数人基本是好的，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受人信任时大多数人也将信任对方，受信任时大多数人将作出相应回报，我相信他人，大多数人都相信他人，完全信任别人常常带来欢喜的而不是悲惨的结局”8个指标来测试人们的普遍信任水平，并且得出结论：如果一个人能借一大笔钱给陌生人且不留字据、自己住所没人时把房门钥匙给好朋友的朋友、把自己的隐私告诉与自己一般相识交往不多的人、托有共同爱好且谈得来的人办重要的事、请与自己交情深的人保管自己的财物，那么这个人就拥有了较多的普遍信任。由此看来，在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除了包括有血缘家族关系的家庭亲属成员外，还有可能包括那些与自己有着亲密情感联系的朋友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据此，我们用“我相信家人说的话，我相信我的亲戚，我可以把我家的房门钥匙交给我的邻居，我会借钱给朋友且不用打借条，我相信陌生人对我说的话，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6个变量来测量村民的社会信任，每个变量均设置“很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十分同意”五个答案，并分别赋值1-5分，个体村民的社会信任度等于这6个变量的简单均值。

三、村民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现状分析

为了寻找村民政府信任各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后面的线性回归方程做准备，我们要先对村民政府信任量表进行因子分析。而在因子分析之前，先对原始量表进行了信度测试，结果显示其Aphla信度系数为0.913，KMO值为O.859，巴特尔球形系数为2046.044，且相关矩阵中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sig.=0.000），这说明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较好，测试的指标较为合理，也适合做因子分析。

经过最大方差法的旋转，我们发现特征根值大于1的公因子有3个。其中，第一个公因子反映的是村民对想象政府的信任，可将其命名为“想象政府信任因子”。想象政府的概念是由王正绪提出的，意指公众源于长期意识形态的宣教而形成的政府镜像；与想象政府相对应的概念是公众日常生活频繁接触的实际政府。对村民而言，这种分类法较为贴切，反映了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状态。为此，我们将第二个公因子命名为“实际政府信任因子”。此外，村民对“检察院和法院”的信任在第三个公因子上有较高的荷载，该公因子反映的是村民对代表公平和正义的政府具体部门的信任。对村民而言，这些部门介于想象和实际政府之间，可将其命名为“司法系统信任因子”。3个因子累计可解释75.492%的变量。这意味着，这些变量对“村民政府信任”具有强解释力（详见表2）。

从表2可知，村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度较高，均值为3.68，处于“基本信任”的状态。进一步分析发现，就上述的三个因子而言，村民对想象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均值为3.78，接下来依次是司法系统和实际政府，它们的信任均值分别为3.77和3.49。就行政、立法、司法系统而言，村民对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信任度最高，均值为3.81，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度次之，均值为3.77，对行政机关即狭义政府的信任度最低，均值为3.65。就政府的层级差异而言，村民对县市、省级和中央政府等上层政府的信任度较高，均值为3.78，对乡镇、村委会等下层政府的信任度较低，均值为3.53，二者相差0.25。不仅如此，村民对官员的信任也存在上层和下层的层级差异，相差0.29。就抽象程度而言，村民对抽象程度较高的政府政策的信任度较高，均值为3.85，对具体的政府官员信任程度较低，均值为3.59，二者相差O.24。可见，在不同的分类标准下村民的政府信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些不同特点背后的逻辑是政府抽象程度的高低，即政府越抽象，村民对其的信任度越高，反之亦然。从学理上看，对民众偏信抽象政府的行为可从历史文化主义、制度主义与结构主义三种理论视角来解释。但用制度主义解释政府信任“差序格局”的学者占多数。在我国，制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比较明显：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以省级和中央为主的抽象政府在政治动员、政治接触、政治图像、政治角色扮演上都比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资源优势，因而民众对其信任度较高。而抽象程度低的实际政府是政策的执行者，承担了政府系统中绝大部分治理任务，在我国的压力型体制下，它们不得不做高层政府不会去做而且也难做的执行性事务，直接与农民接触，这种接触往往容易让农民看到它们的缺点。再加上我们是集权制国家，实际政府还经常会成为上级政府机构政策和行为失误的替罪羊，因而民众对其的信任度较低。

接下来，我们要分析村民的社会信任状况。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村民对家人、亲戚、朋友和邻居的信任称为“特殊信任”，将村民对陌生人、大多数人的信任称为“普遍信任”。如表3所示，村民对家人的信任度最高，均值为4.04，处于“完全信任”的状态：对亲戚的信任度最低，均值仅为0.7l；介于其间的则是对邻居、朋友、社会上大多数人和陌生人的信任，均值分别为3.47、3.36、3.10和2.37。如果以3分为分界线，那么村民对家人、邻居、朋友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均处于“信任”状态，对陌生人是“不信任”，对亲戚则是“极度不信任”。这凸显出村民社会信任的两个特点：第一，与大多数社会群体一样，村民的社会信任呈现出“高特殊信任低普遍信任”的差序格局，二者的均值相差0.16。但这种“差序格局”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当今社会是极其不利的，容易造成“原子化”的个人，降低人们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正如克劳斯·奥弗所说，“在当下，我们处于一个流动性强、合作程度高和与陌生人接触较多甚至对陌生人产生依赖的社会，以往基于个人交往经验的信任（习俗或熟悉）没有多大帮助。仅靠这种信任生成机制的社会是完全低效的，因为它使我们在缺乏可选择的信任产生机制的情况下放弃许多于彼此有益的机会”。因此，给予信任，尤其是对那些嵌入制度的陌生人给予信任，才能使跨越大时空范围的行动协调成为可能，这必然也使更加复杂、分化和多样的社会的种种好处成为可能。第二，村民的特殊信任发生了分化。在韦伯看来，中国社会的信任机制属于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对那些置身于血缘关系之外的其他人来说，中国人是普遍地不信任。福山则更激进地认为，传统中国将信任家族以外的人看作是一种不可允许的错误，中国人所信任的只是自己的家庭成员，对外人则是极度地不信任。对中国人而言，这种观点难免偏颇，但与费孝通和梁漱溟笔下的“关系本位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人们仍能够通过后天生活中的多种方式将情感延伸到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邻居、同学等人群中，形成泛化的特殊信任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对周围人的信任正在发生从以“血缘”为中心到以“血缘”和“情感”为中心的分化。在分化的过程中，村民与亲戚之间的金钱纠纷削弱了彼此间的信任，有钱的不愿意借，没钱的借了不还，以致当彼此双方用自家人的标准去衡量时却发现亲戚还不如邻居、朋友这样的外人，心理预期落空，怨恨自然增多，信任缺失也就在所

四、村民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分析

卢曼指出，“政治信任是在两个不同的普泛化层面上被要求和给出的。一方面，公民珍爱他们对将要决定下来的事的期待，这也许与他们所期望的有关，他们可以使用投票来表达全部失望或满意；另一方面，公民留在该国家，指望能过上一种合理的生活，这就已经表明对政治系统的信任”…（P73）。可见，从本质上来说，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在村民群体中，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下面，我们用线性回归方程予以解答。为了使线性回归的效果更好，我们在计算出两个变量的简单均值后对进行了散点图分析，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强线性关系，完全适合做回归分析。接着，我们又对二个变量进行了皮尔逊相关分析，发现他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286**，P=0.000）。然后，我们以村民政府信任中的三个公因子为自变量，以社会信任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得出了如表4所列的各项指标。该回归模型的确定系数R2为0.114，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有一定的影响，即因变量村民社会信任的变化中有11.4%是由自变量政府信任引起的。该模型的P值为0.000，说明模型的整体检验在0.01下统计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如果选择0.05为标准，村民对想象政府和实际政府的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而从非标准化系数B和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来看，村民对想象政府和实际政府的信任与社会信任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对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系统的信任却与社会信任呈负相关。可见，总体而言，村民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增长是有促进的。那么为什么村民的政府信任会促进社会信任呢？查尔斯·蒂利从信任网络的角度对此做了解释。他指出，无论政权体系还是信任网路都依赖于劳动力、金钱、信息、忠诚等资源，统治者一方面可以从信任网络中攫取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使自身的资源浸润到公民信任网络中，促使公民信任网络的发育。也就是说，民众对政府信任的增加意味着政府合法性的增强，意味着更多的参与和认同，而这种参与和认同对民主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作用。民主制度可以促使成员讲真话，使人们守约，而且还可以促进那些体现公平、公正和正义的价值观。因此，民主制度通过赋予和施加一套特殊的价值体系来促成人们之间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正所谓“民主制度有助于人际信任，而人际信任也有助于民主”。

村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受到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那么，村民个人的背景变量也会影响其社会信任水平吗？最后，我们通过Binary Logstic回归对影响村民社会信任的背景因素进行分析。为此，将村民的社会信任转化为虚拟变量，即将信任均值低于或等于3的称为“低信任”，编码为“O”，将信任均值高于3的称为“高信任”，编码为“1”。然后，以村民个人背景变量为自变量，以村民社会信任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如表5所示，模型卡方值为37.985，P=0.000，具有统计学意义。Nagelkerke R2为O.236，说明全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23.6%，解释力一般。选择显著性水平为0.01，只有民族对村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即少数民族村民社会信任度高的发生比是汉族村民的9.293倍。而从回归系数来看，性别、政治面貌和人均收入与村民社会信任度呈负相关，婚姻状况、年龄、干部家庭、文化程度与村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呈正相关。可见，村民个人背景变量与社会信任水平也有一定的关联。正如英格尔哈特所指出：“信任与人的主观幸福感有关，特定社会公众中的主观幸福感是该政体是否拥有合法性的指标，而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即崇尚精神生活的人，笔者注）的人，则表现出了高水平的人际信任。”

五、研究的结论与探讨

政府信任是“政治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稳定基础，对政府的顺利运作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政府信任对增加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社会普遍信任和政治参与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此，马克·E.沃伦指出：“当我们从一个更一般的视角来考虑信任问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时，这一论题似乎不再是浅显的。政治因利益冲突和认同冲突而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不同，所以仅仅是社会关系转变为政治关系的事实，就足以使信任的特殊条件成为问题。”可见，政府信任是社会和政治秩序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剂。那么，村民的政府信任水平如何呢？我们的调查显示，村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度较高，处于“基本信任”的状态。进一步分析发现，村民政府信任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对想象政府的信任度较高，对司法系统和实际政府的信任度较低；对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信任度较高，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度次之，对行政机关即狭义政府的信任度最低；对县市、省级和中央政府等上层政府及官员的信任度较高，对乡镇、村委会等下层政府及干部的信任度较低；对抽象程度较高的政府政策的信任度较高，对具体的政府官员信任程度较低。也就是说，政府越抽象，村民对其的信任度越高，反之亦然。通过对村民社会信任状况的分析我们发现，村民对家人的信任度最高，对亲戚的信任度最低，介于其间的则是对邻居、朋友、社会上大多数人和陌生人的信任。这凸显出村民社会信任的两个特点：“高特殊信任低普遍信任”的差序格局和异化的特殊信任。通过SPSS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村民对想象政府和实际政府的信任与社会信任都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对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系统的信任却与社会信任呈负相关。也就是说，村民对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政策、省级和中央政府及官员、县市政府及官员等组成的想象政府的信任度越高，社会信任度也越高；对乡镇政府及干部、村委会及村干部的信任越高，社会信任也越高；对检察院、法院等司法系统的信任越高，社会信任反而越低。进一步对村民个人背景变量和社会信任水平进行Binary Logistic回归，发现只有民族对村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即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信任度远远高于汉族村民；女性、群众和低收入者的社会信任度略高于男性、中共党员和派成员、高收入村民；已婚者、年龄大者、干部家庭的村民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村民的社会信任度略高于未婚者、年龄小者、非干部家庭村民和文化程度低的村民。

马克·E.沃伦强调：“一个能够促进牢固信任关系的社会，也很可能是这样一个社会，它能够给予更少的管理和更多的自由，能够应付更多的意外事件，激发起公民的活力和创造性，限制以规制为基础的协调手段的低效率，并提供更强的生存安全感和满足感。”另一方面，当一个人信任时，他认同自己与被信任者之间共享的或共同的利益，从而增进被信任者的责任感和整个社会的民主氛围，这不仅能减轻个人和组织在政治决策中的负担和忧虑，还能使复杂社会中的民主决策变得更加稳健。可见，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提升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的良方。但是，既然我们的调查显示村民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增长和强化有重要的促进，那么，增加村民的政府信任度就成为了提升其社会信任的有效途径。而要提高村民的政府信任水平，则应强化政府自身建设，加强公务员的民主、服务和责任意识，提高政府管理的法制化和民主化水平；利用“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和“自上而下”的逆向参与两种方式采集和听取民意，扩大政务信息公开的覆盖面，做到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着力解决住房、贫富差距、食品安全、医疗保障、环境治理等关键民生问题，促进政策与管理绩效的提升；从制度和伦理两方面强化政府的勤政、廉政建设，提升政府部门和人员的公信力。

虽然我们的实证调查所提供的只是一个个单个的案例，但用这样的方法验证了我们的观点，并从学理的层面找到了支持它的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调查结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尽管我们的分析与推理比较缜密，该研究结论要有效推广，还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本研究所选取的调查对象是西部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农村与东部发达的新型农村。这两类农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选择它们作为研究对象的初衷是为了对比效果更为强烈。但我国还存在大量的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部农村，我们的结论能否推广和适用到这些地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第二，影响社会信任的因素是多样的，本研究仅仅从政府信任的角度来研究，其结论的张力和包容性还有待进一步论证。第三，本研究测试村民政府信任的变量比较笼统，容易使村民得出比较模糊或有失公允的评价。正如欧尼尔所指出：“由于信任度的问卷测试题目并不容易回答。因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失偏颇。例如，被调查者可能回答‘我信任某些官员，但不信任另外一些官员’，因此他们在回答这类笼统的问题时，常常压抑这些复杂的想法不去想不同个人和团体的个别差异性，只是就他们各种行为的可靠性做出一般平均值的判断。”这种判断当然会掩盖人们对信任的真实评价，进而影响研究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