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有限理性模型构建湘江流域污染防治长效机制

【摘要】湘江流域呈现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和农业面源多重污染相结合的局面，根据其原因分析，并基于有限理性模型理论，探讨湘江流域环境污染防治长效机制。

【关键词】湘江流域 有限理性 污染防治

一、湘江流域污染概述

多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扩张，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其主要表现为湘江流域陆生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干扰与破坏，森林资源锐减，水土流失加剧，局部地质灾害频现；水生生态环境脆弱而退化、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水生生物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湘江水体水质也受到重金属、有机物和微生物等的复合污染，水体中汞、镉、氨氮、石油类、总氮以及粪大肠菌群在沿线均有超标，而在衡阳松柏河、株洲霞湾港等江段重金属更是超标严重，湘江流域的总体水环境质量在逐年下降。同时，受全球气候变暖、三峡工程建设等综合因素影响，湘江水位近年枯水频率增多，湘江长沙站水位枯水位连创历史新低，沿江城市的供水、航运交通、工农业生产等均受到了较大的不利影响，直至2012年10月10日，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二期工程完工，成功实现蓄水、通航、通桥目标，此状况才得以改善。

湘江流域水污染原因非常复杂，是主客观、多种因素交叉渗透、相互叠加影响的结果，具体来说有如下方面：

第一，产业结构与布局不合理，污水排放不达标。全省主要的工业企业如冶金、化工、建材、轻工、食品加工、机械等几乎都分布在该区域，尤其集中在郴州、株洲、衡阳、湘潭、长沙等城市，形成了郴州三十六湾、株洲清水塘、衡阳水口山、湘潭竹埠港、长沙坪塘等重要工矿区。产业结构偏重与布局不合理相互作用，使污染问题更加突出。

第二，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零处理排放。目前，湘江干流及支流沿岸长株潭三市共有排污口698个，已截流457个。长株潭共有污水处理厂28座，总设计处理能力230.7万吨/日。大量未经处理的城市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成为湘江流域水污染的重要来源。

第三，农业面源污染逐年递增。伴随着流域内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化肥、农药使用量也跟随逐年增加，农村养殖业规模和数量都有长足增长，然而畜禽养殖基本都选择近水场地，用排水方便，处理率极低，农业面源污染俨然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污染源。

第四，环境监测和环保执法监管面临尴尬困境。我国的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管理体制是以环境保护部门为主、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的体制。政府方面的管理框架是横向与纵向交叉的矩阵模式，横向上是流域内同级政府部门；纵向上，分为中央、省和地方三级，实行上一级政府与部门的双重领导，构成流域水污染防治流域管理、部门管理、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具体到湘江流域，环境监测、预警滞后，应急处置迟缓，环保执法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导致执法能力薄弱，缺乏上、下游之间的地方利益平衡机制，地方利益主体地位无法协调认定，扯皮现象时有发生，一江同治很难收到实效。

二、有限理性模型理论主要观点

有限理性模型是美国著名学者赫伯特・A・西蒙在对传统理性主义总结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具备完全理性的前提条件。因为，人们很难针对每个决策产生的结果具有完全的了解和预测，常常是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根据主观判断来进行决策。从而现实生活中决策者的理性是界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他不是“经济人”，而是“行政人”。行政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往往是多元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经常处于变动状态且表现出冲突特征，由于认识水平和能力的有限，以及客观环境因素的制约，因而作出的决策往往只是一种满意解，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次优决策，能满足需要就行。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决策者或活动者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仅具备有关被选方案的不完全信息。理性决策的前提条件是，决策者必须具备有关约束条件的完备知识，并且有能力进行必要的计算。然而，实际情况是，人脑不可能考虑到一项决策的价值、知识及有关行为的所有方面，众多决策往往是在约束条件极其复杂、决策者根本无力进行周密计算的情况下做出的，或者是在存在大量不确定性因素，决策者对备选方案及影响目标达成的情况不甚明了的情况下做出的。

第二，决策者往往倾向于将问题情境尽量加以简化，用一个简单得多的问题空间去替代真实的问题空间，使之在某种意义上更近似于实际。这是一个寻求满意式的程序，决策者以客观环境的信息为依据，按照现实情况调整欲望水平，同时，都带着一种对问题先入为主的印象行动，过去的知识经验、习惯等往往也会影响到主体的选择性感知。在取得信息的过程中，他们也是有选择的，有的加以重视，有的遭到忽略。此外，决策者常偏爱那些表明问题能处于控制之中的信息，而不喜欢那些表明他控制不了的信息。

第三，信息搜寻行为的有效性受到所得到信息的可靠性和时效性的影响。尽管决策者对于不同目的的信息有着不同的搜寻战略，但搜寻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客观的，也不是穷尽的。当一项决策变得复杂，决策者山穷水尽时，导致一些超负荷的信息往往就会凝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决策者将不得不求助于调节机制，而这一机制与理性过程并不相符，通常情况下决策者不得不以近似来代替精确。此外，有一些决策可能是决策者凭直觉做出的，情感、人格等因素可能强烈地影响了决策者的注意力以及决策的过程和选择的结果，从而导致主体作出非理性的决定。

三、基于有限理性模型构建湘江流域污染防治长效机制

根据有限理性模型理论，并结合湘江流域水污染非常复杂的原因与各种主客观影响因素，在构建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长效机制的工作中，一方面要注意制定和贯彻实施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各种工作标准、基准，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到影响执行者决策的各方面因素，以及获取信息的局限性，做到把监管的刚性与弹性有效的结合起来。

第一，理顺湘江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湘江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可采用有限理性模型理论正确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统筹兼顾流域内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土地利用、资源开发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生态环境改善、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总体来统筹考虑。有序的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从本质上抓住湘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不是简单的末端治理，最根本、最重要的途径和方法是通过转变湘江流域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来解决环境问题，并依靠科技进步来改善工艺技术和装备设施，提升全生产要素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和单位产值的能耗、物耗和排放系数，对污染的环境和退化的生态进行修复、恢复和塑造，重塑景观生态、产业生态、人居生态、人文生态。大力推进综合整治、科学整治、工程整治，综合利用法律、行政、经济、科技、宣传教育手段，推进流域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升级，大力提高能效和优先节能，有序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有序推进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化，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在统筹规划下，根据有限理性模型理论对水资源实行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综合利用，形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系统的良性循环。

第二，完善对工业污染源的监管机制。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原则下，基于有限理性模型理论，并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依据轻重缓急，充分考虑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敏感性、风险性、功能性、效果性、不确定性、公众参与性等排出优先顺序，并严格管理程序，进行前期的客观而科学的公正、公平、公开的评估论证。规划项目先急后缓，分阶段组织实施。既着力解决当前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确保城乡居民安全，又采取治本之策，加强源头治理；既重视水污染治理，又加强水生态恢复；既重视工程措施削减排污总量，又加强环境监管巩固治污成果。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影响湘江流域各种水环境与生态问题。增强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发展规划的作用，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实行流域内门槛统一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从源头上形成企业减少污染排放的长效机制。

第三，加强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湘江流域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加大信息沟通和资源共建共享，建立统一的信息监测和机制。环保、水利、发改等部门通力合作，尽快建立统一的江河湖库水功能区监测、水环境监测的方法和评价标准体系。在各大流域构建国家级断面、省级断面、县市断面三级断面监测体系。建立信息公开和制度。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工作例会制度、流域水量水质信息共享制度以及水污染事故通报制度，形成有利于全社会参与流域水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同时，各级人民政府把湘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加强组织协调，加大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加强制度建设、工程建设。在法律和政策的约束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向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域集聚。加快水污染治理工程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运行管理机制创新，建立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资源环境税收政策和消费政策。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和排污收费制度。逐步提高水利工程供水水价，合理调整城市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提高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城市生活用水推进阶梯式水价，工业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将污水处理费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由政府实行强制征收，财政专户管理。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减免污水处理费。征收的污水处理费不足以补偿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成本并使企业合理盈利的，由当地政府财政补足。污水处理费必须优先用于保证处理厂的运转率和稳定达标率，多余部分用于管网的改造和建设。建立公共财政投入污染治理的稳定增长机制，形成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内生发展机制。

通过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逐步改善与修复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保障流域人民群众的宜居生存环境、生产环境。使流域工业污染源、城镇生活污染源及农村面源污染得到全面治理和控制，历史遗留污染治理取得重大进展，流域水体水质、土壤环境、大气质量、生态环境质量等得到有效改善，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得到充分保证，污染事故得到扼制，安全隐患基本消除，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状况取得根本好转。这对于长株潭两型社会的建设有着无比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