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家具:明式家具之源

摘要：宋代是中国高坐家具发展的关键阶段，缺少此时的积累，后来明式家具的繁荣便无从谈起。因此，宋代家具是中国古代设计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通过对宋代家具在理念与风格、造型与结构、材料与装饰诸方面的探析，不但可以揭示它与明式家具的密切关系，促进明式家具研究的溯本求源，而且对于推进当代家具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能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宋代家具；明式家具；源泉；关系

中图分类号：J509文献标识码：A

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在华夏大地上以智慧创造出了众多别具风格的家具。无论是低坐家具还是高坐家具，均形成了鲜明的中国传统家具特征，而明式家具直到如今，人们对明式家具的定义仍未统一，笔者认为，既然被称为明式家具，而非明代家具，对其要义的把握主要在“式”，“式”的主要含义有：1.准则、法度；2.楷模、榜样；3.效法；4.示范；5.规格、标准；6.样式、风格、格式；7.方式、形式；8.仪式、典礼；9.规则、制度。因此，“式”主要指的是准则、样式、风格一类的概念，而非时间概念，明式家具主要是从风格上去判断的，其风格体现了中国传统高坐家具发展到高峰期时的典型特征：简净、端庄、雅正等，并以此区别于后来清式家具繁琐、奢华、富丽等风格。所以，明式家具不限于明代，今人也可设计明式家具。而至于材美工巧这类要素则非明式家具独有，故不是其最重要内涵。更是融多种中国古代艺术（如建筑、绘画、书法、诗歌、小说和戏曲等）精粹于一身，简雅端庄，材美工巧，为世界瞩目。近二三十年来，对于明式家具的关注逐渐升温而成为热点。今天，在人们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已十分深入的背景下，其渊源性探索也应被提上日程。中国高坐家具几个时期的代表，如唐代家具、宋代家具、元代家具均可谓是明式家具的发展源泉，不过，明式家具传承发展最多的是宋代家具。元代家具虽然离明式家具最近，但是由于元代是蒙古人统治，他们对宋人文化继承得较少，在家具样式上倒是和唐代家具有些相近。两宋时期，中国大地上也存在着辽、金、西夏等政权，在它们的统治时期，作为生活方式重要载体的家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宋朝的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两宋家具也吸受了一些周边国家家具制作风格与工艺的特色。由于在中国历史文化传承发展中，两宋在这些政权里影响最大，为便于叙述，我们将以上几国的家具也纳入宋代家具的范畴中讨论。

一、理念与风格

宋代家具是一种在特定哲学思想、审美观念的观照下，在多彩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不断升华的艺术载体。中国艺术史上早有“错彩镂金”和“出水芙蓉”的不同审美追求，到了宋代，后者得到了大发展。和隋唐、五代相比，宋代更是一个文人时代，历代皇帝对文人的优遇使得隋唐以来的科举真正成为从下层选拔良才的国家制度，众多来自民间的文人进入士大夫阶层。民间简朴淳厚的生活观念和艺术趣味，儒释道思想的合流，使一种清新雅洁、宁静恬适的审美思想在他们中间逐渐成熟，并对一向崇尚丰腴繁丽的上层宫廷与贵族的审美思想产生重大影响。故后人由理学可见宋代文人思想之精微内敛，由宋词可见宋代文人思想之简约幽隽，由散文可见宋代文人思想之务实深微，由宋瓷可见宋代文人思想之清逸素雅，由书法可见宋代文人思想之意韵澄澈。在绘画上，苏轼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萧散简远”，欧阳修的“萧条淡泊”、“笔简而意足”所共同营造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艺术追求更是极大地影响了北宋中期以后的文人审美思想。有着这种审美情趣的士大夫们在生活器用上潜移默化地贯彻这种审美风格是自然的。具体而言，如南宋文人黄伯思为“燕b之余，以展经史，陈古玩”而作《燕几图》，成为今天可见中国最早的家具设计著作。它以模数化思想构成多种家具组合设计，形制简单、风格朴素、功能多样，是文人直接关注家具设计的佳例。因此，简洁素雅的家具在南宋逐渐成熟是顺应审美思想发展趋向的，而在传世的南宋绘画上这种风格的家具也是常见的。

2006年，笔者从画中家具的角度将《韩熙载夜宴图》的断代定于南宋，而非流行观点中的五代〔南唐〕，其画中家具体现了典型的南宋风格。此图中的数十件家具在种类较为完备的基础上形制也较为成熟，且已形成统一风格，有格调素雅、色彩浑穆，线条瘦劲清利、简练明快的特点，尤其体现在椅、桌和鼓架上。《听琴图》、《女孝经图》、《蕉荫击球图》等宋画中的桌子也是如此。这些特征可谓以后经典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基础和发展方向，它们和文人思潮、审美理想有关，也和家具用材、加工工具以及区域气候有关。

在宋代家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式家具的成因也较多，如：明代隆庆之后，“海禁”大开，东南亚一带的硬木源源不断进入中土被大量用于制作家具。园林建筑的发达，木工工具技术的进步，工匠们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匠籍”制度的束缚，有了较多的自由性与积极性而导致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另外，明代文人雅士的巨大关注以及一些文人的亲自参与也产生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审美理念在对家具总体风格的把握上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这些木材有着优美的纹理与良好的硬度和性能，故用它们来做家具更能体现材料的自然属性，这样从宋代以来开始大兴的水墨画中崇尚摒弃五彩、归于单纯的色彩思想得以在家具上得到成功使用，并一举创立了明式家具的审美品格，而这时候水墨画已盛行几百年了，实际上正是这几百年来的审美积淀为“明式家具”在审美上的升华奠定了基础。水墨画依赖于毛笔、墨和宣纸，水是其中流动媒介。由于这些工具、材料的属性而使水墨画能呈现出“墨分五色”、“简寂空灵”、“玄妙精深”的美学效果，它受惠于老庄“五色乱目”、“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思想，并一度将中国人的绘学观提升到超逸境地。典型的“明式家具”也“不贵五彩”，“法贵自然”，设计者在设计前均要充分考虑如何将手中木材的天然性能和纹理发挥到最佳地步,让木中蕴含的自然美充分释放。木纹美如同一些用于家具填嵌的“文石”的纹理美一样，有着出神入化的美学效果，故被称为“文木”。它们被琢磨出来后是那样的自然天真、朴素无华，叫人难以忍心在其表面髹饰任何材料，而多以揩漆或上蜡的方式让木纹美纤毫毕现。一般南方用揩漆，北方用上蜡或烫蜡，目的主要不在髹饰，而是为了保护这些优质木材并使之更好地呈现纹理。它的美诚如水墨画，清新自然、原汁原味、玄妙高洁、超凡脱俗，是设计艺术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髓结合的典范之一。

明代中期以后，这种审美主体和思想基础得以在宋代基础上不断发展，加上多种因素的促进，简洁素雅的明式家具一举地跃上顶峰。许多明代文人十分关心家具这类和生活密切相关的艺术，提倡精雅的生活方式，这对于经典明式家具简雅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文震亨《长物志》对家具的设计与制作就提出了不少理念。他提倡“古”“朴”“俭”“萧疏雅洁”“古雅可爱”“便适”“尚用”，反对“雕绘文饰”“专事绚丽”，可谓是明代精英文人对生活艺术的普遍追求，并由此深入到具体器物的论述中。李渔《闲情偶寄》也提出了类似思想，他对“俭朴”“精”“新奇大雅”的推崇，对“奢靡”“丽”“纤巧烂漫”的排斥也可看成是对宋代文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明代文人不仅在理念上对家具制作施加影响，甚至有不少人亲自动手设计，例如戈汕设计制作了功能多样、变化多端的“蝶几”，曹明仲在《格古要论》中设计了琴桌，屠隆在《考盘余事》中设计了多款轻便的郊游家具（叠桌、叠几和衣匣、提盒），高濂在《尊生八笺》中设计了二宜床与欹床，李渔则在《闲情偶寄》中设计了凉杌和暖椅。有些文人甚至还在家具上题诗作画，并请人镌刻，以增加家具品位。另外，《三才图会》、《园冶》、《髹饰录》、《天工开物》和明代家具形制与规范的经典之作――《鲁班经》等重要手工业典籍的产生和流传也和明代文人密不可分。

二、造型与结构

宋代家具的造型在整体上改变了唐代家具富丽厚重的特色，而走向了以实用功能为主，崇尚简练精粹的道路，特别是在宋代绘画中描绘的一些家具上，这种追求更为明显。在当时各国家具的造型中，辽、金等国家具的表现可谓各具特色。一般来说，辽国家具朴实粗厚，追求简单实用的特色。金国家具与宋朝家具风格较为接近，精工细作。与此同时，金国也深受辽国的影响，这样其家具形式也有丰富的表现，例如刘刚先生就提出“几乎宋、辽所有的桌案形式，在金代桌案上都可见到”。参见刘刚《宋、辽、金、西夏桌案研究》一文，《上海博物馆集刊》，2002年第9期。宋代家具可谓后来明式家具的筑基阶段，明式家具不可能在明末清初那么短的时间内一举完成，没有这一时期人们对家具的理念与风格、造型与结构、材料与装饰上的丰富探索，中国高坐家具的最高峰――明式家具就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因为家具总在不断传承与改进中攀升到新水平。

宋代家具造型特色的形成在大背景中取决于当时高坐方式的逐渐普及。据笔者的最近研究成果表明北宋中期以后，高坐的生活方式开始在中国深入人心而流行开来，高坐家具也被更多的人接受。参见邵晓峰《断代新解》一文，《美术＆设计》，2006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造型艺术》，2006年第4期。不过，低坐家具也没有完全退出舞台，可以说直到清代，这种古老的家具形式仍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深受当时建筑的影响，大木梁架式的结构方式也深深影响了宋代家具的造型，而由以前的箱形结构转变为梁柱式的框架结构(也有部分为折叠结构，例如一些交椅的结构)并以其较为合理的部件组合与榫卯设计，获得了丰富的形式变化。这种新型的家具结构形式使得家具的高度增加，使用空间增大，材料使用减少，牢固性增强，形式变化的可能性也变大。如此使得高坐家具获得了空前发展，创造了许多新形式与新功能，后世明清家具中的主要品种在这时候已基本齐全，获得了“宋制完备”的局面。以高坐家具中最为重要的椅子来说，就其造型而言，当时就有高靠背椅、低靠背椅、灯挂椅、四出头扶手椅、文椅、玫瑰椅、交椅、圈椅（有较多造型变化）和宝座等形式，这些差不多完成了后来明式椅造型的主要变化形式。

宋代家具还在整体造型上形成了“有束腰”与“无束腰”两大体系，虽然此时束腰家具所占比重尚不大，但是一些家具实物与图像的表现已为明式束腰家具的发展作了有力铺垫。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认为无束腰的家具为直腿，而弯腿多在有束腰的家具上出现。这虽然是就明式家具总体而言，但基本上也适用于宋代家具。例如《维摩演教图》中的香几、《五学士图》中的高几、《张胜温画梵像》中的方几、《六尊者像》中的雕花枨香案、南宋佚名《观径序分羲变相图轴》（现藏于日本福中县西福寺）中的圈椅、山西侯马金代董氏墓砖雕中的两件方桌、陕西汾阳金墓壁画上的3件花几等家具就体现了这种后来明清家具中流行的束腰与弯腿结合的造型特征。当然，现存宋代家具图像也有独立于这两大体系之外的，例如南宋时由日本僧人绘制的《五山十刹图》（现是日本国宝）中的径山方丈圈椅与《无准师范像轴》（绘于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现藏于日本京都府东福寺）中的圈椅均是无束腰、三弯腿造型的独特圈椅范例。

一些宋代椅子座面和腿的造型与结构已表现出成熟形式，例如宋椅多使用“两格角榫座屉”,这在巨鹿宋椅、江阴宋椅模型和宁波南宋石椅等宋椅上均有发现，明式家具上更成熟的“四格角榫座屉”当是由此而来。而金墓出土的柴木靠背椅的坐面也是攒框镶板，下设曲尺形牙子，枨为“步步高”式，前枨接近地面，是典型的管脚枨，椅足则有明显的“侧脚”与“收分”。另外，一些宋椅的背板上也体现了这种攒框装板的结构形式，如河南方城县金汤寨北宋墓石椅，其上有明显的由三段攒成的纵向背板结构。以上这些特征对后来的明式家具颇有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家具上无论是单线浅雕、块面浅雕、浅浮雕还是各种镶嵌、彩绘不但适合于中国平面化的线性装饰而且与主体内容相映生辉，就连家具的整体造型也往往是以线的特点来呈现的。家具中对简绰线条美的追求在宋代已较成熟，后以明式家具为高峰。宋代家具的造型充满线的变化，从边抹、枨子和腿足等部位的各式刚柔相济的线脚的有机组合到装饰纹样中各种直线、曲线的使用使中国传统绘画中线的艺术魅力通过家具这一载体反映了出来。另外，宋代椅子的背板、搭脑和扶手所形成的线条美也自然流畅，与家具总体造型和谐统一，使家具形体的线性美发展到高峰。而明式家具的造型中富含的线更是有刚有柔，有阴有阳，有实有虚，有血有肉。硬木的运用令经典明式家具的主要结构简明扼要、紧凑和谐，主要部件瘦劲利落、挺拔有力，整体线感呼之欲出。

三、材料与装饰

长期以来，家具界、林业界、艺术界对宋代家具材料的讨论几乎是空白，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含糊其词，与明清家具材料的研究有天壤之别。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历史留给后人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太少，另一方面也在于人们对此关注与挖掘得不够。尽管如此，随着宋代考古发现的不断进展和我们对宋代各方面家具资料的进一步深入梳理，笔者还是作了一番努力与尝试，力图大致描述出当时家具的用材状况。宋代家具材料有木、竹、藤、草、石、玉、陶、瓷等，主要以木材的使用为最多，多数是就地取材，其中有杨木、桐木、杉木等软木，楸木、杏木、榆木、柏木、楸木、枣木、楠木、梓木等柴木，乌木、檀香木、花梨木（麝香木）等硬木。

目前在考古发现中标明具体材料的宋代家具实物有：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中出土的杨木画屏、台座与帽架托，杏木扶手椅、长方桌、榻、巾架、茶几、盆座、炕桌和琴座，榆木长方桌；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的杨木长方桌；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墓出土的柏木长方桌与小帐；苏州虎丘塔发现的宋代楠木箱；合肥包拯墓中的金丝楠木棺；合肥经济开发区北宋中期古墓中出土的整块楠木棺。此外，在苏颂《图经本草》、戴侗《六书故》、赵佶《宣和宫词》和赵汝适《诸蕃志》等宋代文献中还涉及到了当时对杉木、榆木、枣木、楸木、桐木、梓木、乌木、檀香木和花梨木（麝香木）等多种软木、柴木和硬木的使用情况。（此方面笔者有专文研究）

除了木材，竹也是宋代家具制作选用的材料。比如宋高宗在南逃至台州临海时，曾坐过竹椅。［宋］赵彦卫《去麓漫钞》卷七载：“御坐一竹椅，寺僧今别造，以黄蒙之。”在现存宋代图像资料中，竹制家具有：《六尊者像》中的竹椅、《文会图》中的靠背椅与足承、《白描罗汉册》中的竹制扶手椅、《十八学士图》中竹制玫瑰椅、《药山、李翱问答图》中的竹制扶手椅、《张胜温画梵像》中僧璨与神会大师坐的两件四出头竹制扶手椅等。

在目前的宋代家具实物中，尽管尚未发现硬木家具的遗存，但是根据记载，再结合一些宋画上描绘的具有劲瘦风格的家具图像来说，可以想象，在当时，一些硬木是得到了一定程度开发的。宋人对多种优质木材的识别以及在硬木家具上所积累出的经验为明式家具的硬木工艺做出了有益铺垫。

宋代家具装饰和材料有一定关联，以普通材料制作的家具一般以实用为主，装饰少。而以高档材料制作的家具在立足于功能基础上，点缀以恰当装饰，虽然少数也有繁琐装饰，但在总体上宋代家具是偏于精简的。这一方面源于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观念，（如前所述）另一方面也和当时政府的倡导有关。宋初的统治者比较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之风。尽管如此，宋代家具的装饰要素和唐代相比已有了新变化，这些为日后明式家具装饰上的丰富变化奠定了基础。

宋代家具装饰的典型特征是与牙头、牙条、豢凇矮老、卡子花、枨子和托泥等结构件密切相连，而使家具既坚固耐久，又装饰恰当。腿足是宋代家具最重要的装饰处，我们熟悉的明清家具中常出现的三弯腿、花腿、云板腿、波纹腿、琴腿和马蹄足等均有实物或图像流传下来。在牙头与牙条的装饰中，云纹、水波纹、如意纹、几何纹和酌抛笆胃飨蕴厣，而这些则是后来明式家具中的主要装饰纹样。此外，明式家具中常出现的卡子花在此时有的则以浮雕或透雕的手法做出瓶形、四瓣花纹等变化形式出现。(如北京房山岳各庄辽塔供桌)

作为明式家具重要装饰手段的线脚，是许多装饰线条与凹凸面的总称，多用于家具腿部与面板外缘。早在北宋早期，家具上已出现装饰线脚，比如巨鹿出土的北宋木桌的边抹与角牙都起有凹线，f明在那时运用线角已成为家具装饰的重要形式。当时家具的线脚乍看较简单，不外乎平面、凸面、凹面，线不外乎阴线和阳线，但是悉心观察可发现其中是有具体变化的，而剑脊棱（宁波南宋石椅）、冰盘沿(拜寺口双塔西夏木桌)、三棱线（金汤寨北宋墓石桌）等线脚的发展更为后来家具中线脚的丰富性做了探索。因此，在以后发展起来的明式家具中的线脚上，令人更可品味到自然舒畅的流动乐章，如线香线、捏角洼线等线脚，单纯、清晰、饱满，给家具增添了爽利的线性感。

镶嵌也是当时家具装饰的一种手法，比如《十八学士图》中填嵌大理石的画案、内蒙古宝山辽墓壁画上以蓝色石材填嵌的条桌也反映了这种装饰，而明式家具中这种手法被运用得更为成熟。

虽然宋代家具在总体上趋于方正简洁，但是并不排除少数家具在装饰上的穷工极妍，奢华无度。（这种情形其实历代均有，即使明代也不例外）《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开宝6年（973年），两浙节度使钱惟F进贡“金棱七宝装乌木椅子、踏床子”等物。另外，一些贵族富户也有以“滴粉销金”来装饰家具的。在现存宋代家具图象中，南薰殿旧藏《宋仁宗后像》和《宋神宗后像》中的座椅装饰也繁复华丽，而《六尊者像》、《张胜温画梵像》、《罗汉像》等宋画中的一些佛教家具也有讲究复杂装饰的。虽然这些家具的审美倾向和宋代家具主流不一致，然而它们在这些复杂工艺上的锤炼与熟练技术上的积累无疑为日后明式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工巧基础。

综上所述，宋代是中国高坐家具发展的重要阶段，缺少这一时期的积累，后来明式家具的繁荣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宋代家具是中国家具研究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对它的研究又由于各方面资料的缺乏而较难深入地进行下去，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宋代家具研究的进展不但可以揭示它与明式家具的密切关系，促进明式家具研究工作的溯本求源，而且对于推进当代家具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指导中国当代设计实践能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