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诸弟之乱对辽皇位继承制度的影响

摘 要：诸弟之乱是契丹向国家转型时期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不光影响了当时的政局，也对辽皇位继承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关键词：诸弟之乱；阿保机；皇位继承制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09-03

辽皇位继承制度是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很多观点，有人认为是世选制，①有人认为是兄终第及，②有人认为是兵马大元帅继承等等。③综合来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辽继任制度的混乱。在笔者看来，诸弟之乱对辽皇位继承制度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诸弟之乱的合理性是契丹政局混乱乃至整个辽朝继任制度混乱的根源，阿保机对“诸弟”的宽容政策则加重了混乱的程度，而阿保机针对诸弟之乱采取的立太子的措施在现在看来也并非良策，反而埋下了更大的争端。

一、诸弟之乱的合理性与辽皇位继承混乱

诸弟之乱并不能以简单的叛乱作定性，它拥有着一定合理性，正是这种合理性奠定了契丹皇位继承混乱的基调。

诸弟之乱发生在契丹向国家转型时期，旧俗势力在此时仍然占据优势，不断抵制以阿保机为首的革新势力。“诸弟”有很多人支持，代表守旧势力的“皇太后”就是其一，据《辽史》记载：“而剌葛引其众至乙室堇淀，具天子旗鼓，将自立，皇太后阴遣人谕令避去[1]”。现今对诸弟之乱的合理性的研究大都是持肯定的观点，李敬武和董剑红曾在文中提出诸弟之乱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传统行为[2]。比较有影响力的还有姚从吾先生的观点，他认为诸弟之乱的合理性根源在于世选制[3]。陈述先生也曾提出契丹建国前上至选汗下至选官都是实行世选制的[4]。世选制赋予了“诸弟”与阿保机同等的继任权，这就促成了诸弟之乱的合理性，使得他们不可能认识到这种争夺汗位的行为是叛乱。在他们看来，失败的原因是由于阿保机的实力更强，并非是因为阿保机的继任符合情理，恰恰相反，阿保机是违反旧俗的人，杨茂盛就曾指出“正是阿保机当皇帝之后“不肯受代[5]”，从而剥夺了诸弟去“代”的可能性。诸弟要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何罪之有？[6]”杨树森先生在《辽史简编》中也提出，诸弟之乱是因阿保机违背契丹选汗旧习而引发的[7]。所以他们不可能认识到这是一种错误，相反，想长期霸占汗位并且将兄弟关系变成君臣关系的阿保机才是错误的一方。这就是诸弟之乱反复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诸第”只是在“捍卫”自己“合理”的权力。

诸弟之乱是辽朝继任混乱的根源，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诸弟之乱虽然失败了，大部分的旧俗势力随之被消灭，但影响力的最大的“诸弟”势力反而以一种合理的形式留存了下来，这就导致了契丹政治斗争中，总是有很多旧俗势力的介入，加剧了继任混乱的情况。第二、诸弟之乱将世选制延续了下来，这就使得在这时有多种继任制度并存，不仅有世选，还有嫡长子继承。继任制度的不确定则引起了继任的争端，后来阿保机三个儿子（耶律倍、耶律德光、李胡）的皇位争夺就是由于继任制度混乱导致的。不光如此，延续下来的世选制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张崴和连宇池在文中曾指出“世选制度已成为了强大家族及其人藉以标榜其行为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工具[8]。”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诸弟之乱，因为“诸第之乱”不仅保全了世选制，还将它的功用扩大化、扭曲化。第三、诸弟之乱将叛乱夺权变为了一个合理的夺权手段保留了下来。这就给了契丹后人一个错误的信号，要想取得权位，必须要靠实力，谁的实力能够占得上风谁才能赢得天下。当这种暴力成为了一种合理手段，反而使“皇太子”这样的正统继任人失去了信服力，这就给使得契丹的后人达成了一种默认的共识，即一切以实力说话。

诸弟之乱时正直社会转型期，诸弟之乱的介入加剧了契丹建国前政局的混乱程度，从源头上影响了辽朝的皇位继任制度。

二、阿保机对诸弟之乱“宽容”与皇位继承的混乱

诚然，诸弟之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代表它就是正确的、正义的，它还是给辽朝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它拥有着巨大的破坏性，据《辽史》记载：“时大军久出，辎重不相属，士卒煮马驹、采野菜以为食，孳畜者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器服资贷委弃于楚里河，狼藉数百里，因更剌葛名暴里。[9]”阿保机自己也曾说道：“此曹恣行不道，残害忠良，涂炭生民，剽掠财产，民间昔有万马，今皆徒步，有国以来所未尝有[10]。”

可纵然诸弟之乱拥有着巨大的破坏性，阿保机还是没有严厉处罚这几个弟弟，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放过了“诸弟”，据《辽史》记载：“上不忍加诛。乃与诸第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释其罪。出剌葛为迭剌部夷离堇，封粘睦姑为晋国夫人。”“翼日，次七渡河，诸弟各遣人谢罪。上犹矜怜，许以自新。”“首恶剌葛，其次迭剌哥，上犹弟之，不忍置法，仗而释之。以寅底石，安端性本庸弱，为剌葛所使，皆释其罪[11]。”关于阿保机的“宽容”政策并不能按照《辽史》中那样理解，《辽史》中写道：“剌葛、安端之乱，太祖既贷其死而复用之，非人君之度乎？[12]”“惟太祖之才足以驾取[13]”尹承琳曾指出，阿保机这样做并非可以用“君人之量”来解释[14]，对于其他的叛乱者是一个都没有放过的，其叔父辖底，参与叛乱，结果不仅被处死，就连其子迭里特也被溢杀[15]。对其养子涅里思，因其“附诸弟叛”，结果被“以鬼箭射杀之[16]。”对于那些跟随的众人也是一个都没有放过，据《辽史》记载：“秋七月丙申朔，有司上诸帐族与谋逆者三百余人罪状，皆弃市[17]。”这就可以看出，阿保机并非真仁慈，也并非完全忍让，他的做法其实是对旧俗势力的一种妥协，也即是说，阿保机容忍的并不是他的弟弟，而是契丹仍占据优势的旧势力。阿保机对于“诸弟”的“宽容”政策肯定了诸弟之乱的合理性，“诸弟”也因此有恃无恐，屡次发动叛乱。阿保机的默许使得世选制成为了契丹最重要、最合理的继任制，正是这一让步使得契丹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漏洞与不安定因素，不稳定的世选制与稳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同时并存，这就是后来耶律倍当立不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笔者看来，诸弟之乱的合理性是体现在对汗位的争夺上的，而并非是皇位，应该分阶段的去理解，不能认为诸弟之乱从始至终都是合理的，阿保机对于后期早已失去合理性的诸弟之乱依然还是选择让步，这就更加肯定了诸弟之乱叛乱夺权的做法，无疑加大了契丹继任混乱的程度。吴凤霞曾在文中指出“在阿保机对世选的调整与利用下，辽可汗世选向着皇位世袭发生转变[18]”，可阿保机并没消弭世选制的影响，也就是说，阿保机并非是在调整和利用世选制，而是顺应了世选制，对其呈现出默认的状态。阿保机只不过是将皇位继承制披上了一层世袭的外衣，真正起到主要作用的还是世选制。所以诸弟之乱的合理性应该是是分阶段的，而这个分界点就是阿保机称帝。在阿保机正式称帝之前，诸弟之乱是合理的，但随着阿保机正式即位皇帝，皇帝取代了大汗成为了最高统治者，诸弟之乱就可以定义为叛乱了，这点可以在《辽史》轻易的看出：“夏四月乙巳，皇弟迭烈哥谋叛，事觉，知有罪当诛，预为营，而诸戚请免[19]”可以看出，在阿保机称帝之前还并未有愧疚之感的迭烈哥在此时竟出现了“知有罪当诛”的想法，这就说明了在阿保机称帝之后，诸弟之乱的合理性随着阿保机称帝消失了。这也是诸弟之乱大都是发生在阿保机称帝之前，而并非在之后的原因。但面对已经失去合理性的迭烈哥，阿保机依旧宽容的放过了他，据《辽史》记载：“上素恶其弟寅底石妻涅里哀，乃曰：“涅里哀能代其死，则从。”涅里哀自缢中，并以奴女古、叛人曷鲁只生其中。遂赦迭烈哥[20]”这就说明，虽然阿保机已称帝，但是在旧俗势力的影响下，阿保机依旧无法对屡次发动叛乱的弟弟痛下杀手，宗族的观念造成了这种怀柔的政策。所以说，阿保机的“宽容”政策与其说良好的解决了辽初的叛乱，不如说只是缓解了当时的矛盾，这样做反而埋下了更大的仇恨的种子。因为阿保机并没有解决诸弟之乱带来的继任混乱问题，反而将这种混乱肯定了下来，暂时凭借个人的权威压制了下去，这种治标不治本的作法反而带来了更多的争端。

三、“父死子继”代替“兄终第及”并非良策

针对诸弟之乱带来的恶劣影响，阿保机并没有坐视不理，他采取了以“父死子继”代替“兄终第及”的作法，可这种做法反而使得辽的继任制度更加混乱。

《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史》中这样说道：“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笔者注：他指阿保机）他的长子倍为继承人。这就正式摒弃了他的弟弟们与其他氏族成员们的继承权，也侵犯了部落长老按契丹传统方式选举他们首领的权力。[21]”可以看出，阿保机希望借立太子的方法来断绝诸弟继位的合理性，蔡美彪先生也认为阿保机是着手于建立君主世袭制的，在其文中曾提到“阿保机是作为旧制度的改革者而遭到反抗的，他破坏了部落世选制，日益走向建立君主世袭制，反抗的贵族们要实现夺取权位的企图，就不得不打起部落选举制的旗帜[22]。”

可在笔者看来，阿保机立太子的侧重点并不在阻塞诸弟之乱的合理继位的道路，这只是间接产生的客观作用。自阿保机称帝以后，诸弟的合理性已经消失，但旧有势力的权威和影响力仍在。面对这种情况，如何树立起个人的权威，以此形成一股强大的新势力来对抗旧势力的影响成为了阿保机最先思考的问题，综合考量之后才有了立太子的做法，阿保机希望以此方法来证明自己皇位的正统性。这点可以在《辽史》中轻易看出，据《辽史》记载：

“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初，阙地为坛，得金铃，因名其地曰金铃岗。坛侧满林曰册圣林。

三月丙辰，以迭烈部夷离堇曷鲁为阿里于越，百僚进秩、颁有差，赐三日。立子倍为皇太子。[23]”

立太子并非小事，而对于如此重要的事件《辽史》却是一句带过，仿佛完全不重要一样。而且，立太子与封曷鲁为于越两事一并进行。曷鲁封于越，尚有“百僚进秩”，而立倍为太子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这就说明立太子本身自一出现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立太子只是阿保机称帝环节的一部分，并非是真心出于认同嫡长子继承制，太子的继任权完全是建立在阿保机个人权威之上的。阿保机一死，皇位争端重新出现，实权派的耶律德光从皇太子耶律倍手中“抢”来了皇位，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说，阿保机是想借此机会扶植起一股倾汉的新势力来对抗守旧的势力。耶律曷鲁是阿保机的心腹之一，封其为于越就更印证了阿保机有意借此扶植自己的新势力的作法。再看阿保机称帝，既有“请号”（百僚请上尊号）又有“神化”作法（阙地为坛，得金铃），简单但不失权威，这些做法无异于在提升自己的权威性。

阿保机立太子的作法是一种折中的办法，阿保机无法摆脱旧俗势力的纠缠，又不能将皇位拱手相让。契丹正处于向国家转型的阶段，正是向汉族政权借鉴建国经验之时，所以阿保机顺水推舟，立耶律倍为皇太子，因为耶律倍是明显的倾汉势力，阿保机此举无异于扶植一方势力打压另一方势力。但事与愿违，新旧两种势力都没有完全的实力将对方打败，形成了僵持拉锯的局面，反而造成了两种势力的不断斗争，加剧了皇位继承和政局的动荡。所以说，阿保机以“父死子继”代替“兄终第及”并非良策。

综合来看，诸弟之乱的爆发并非偶然，是辽朝向国家过渡阶段发生的必然事件，在这过渡的阶段爆发这样大规模的叛乱，其影响力十分重大。不仅仅造成了辽初政局的混乱，也成为了终辽一朝的继任混乱局面的一个开端。而阿保机的“宽容”政策和对继任制度的调整加剧了继任混乱的程度。

注 释：

①持此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姚从吾，参见其著作《论辽朝契丹人的世选制度》，见孙进己等编北方史地资料之四《契丹史论著汇编（上）》。

②持此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漆侠，参见其著作《契丹辽国建国初期的皇位继承问题》，《河北师院学报》1989年第3期。

③持此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蔡美彪，参见其著作《论辽朝的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辽金元史十五讲》。

参考文献：

〔1〕〔9〕〔10〕〔11〕〔15〕〔16〕〔17〕〔19〕〔20〕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辽史・卷1・太祖本纪上.

〔2〕李敬武，董剑红.辽代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问题新探[J].社会科学辑刊・辽金史研究，1996（1）.

〔3〕姚从吾.论辽朝契丹人的世选制度[M].孙进己等编北方史地资料之四《契丹史论著汇编（上）》.

〔4〕陈述.契丹政治史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辽史.卷63.世表.

〔6〕杨茂盛.试论契丹的宗族一家族斗争及其世选制[J].北方文物，1996（1）.

〔7〕杨树森.辽史简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8〕张崴，连宇池.论辽朝世选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J].沈阳大学学报，第18卷第6期.

〔12〕〔23〕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辽史》卷2《太祖本纪下》.

〔13〕[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辽史》卷72《章肃皇帝李胡传》.

〔14〕尹承琳.论辽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特点和性质[J].辽宁大学学报，1983（2）.

〔18〕吴凤霞.耶律阿保机对世选制的调整与利用[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4卷第5期.

〔21〕[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2〕蔡美彪.中国通史（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