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访华的历史公案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1922年秋，爱因斯坦去日本讲学，事前应蔡元培之邀，答应从日本回来后，赴北京大学讲学两周，但后因种种原因，最终放弃。虽然爱因斯坦访日时两次路过上海，却未能实现原定在中国讲学两周的计划，实在是中国科学界一大憾了，爱因斯坦本人也认为“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这件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爱因斯坦未践约北大讲学的这段历史公案，今天回忆起来依旧耐人寻味。

爱因斯坦接受“北大之约”

早在1920年冬，北京大学接到留德人士袁观澜的电报：“爱因斯坦博士有离德之意，或能来远东，愿招待否？”北京大学立即复电：“甚欢迎，惟条件如何？请函告。”1921年春，北大校长蔡元培赴欧美考察，行前与学生话别，并明确讲，他要聘请欧美教授名流来中国任教或讲学。3月13日蔡元培抵达柏林，16日偕夏浮筠专程拜访爱因斯坦，当面邀请他来中国演讲。遗憾的是，爱因斯坦婉拒了蔡元培的邀请，他表示自己已接受美国邀请，当年无法成行，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到中国一游。

但到了1922年春，爱因斯坦忽然又同意来华，因为他已接受在该年秋天去日本讲学的邀请，其间，可以拿出一定时间前来中国讲学。爱因斯坦通过中国驻德公使馆与北京大学联系，并问条件如何？北大立即回电说：“爱因斯坦来华讲演，甚欢迎。各校负担中国境内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千元。”蔡元培明知爱因斯坦讲学两周，却开出以月计的酬金，可知其内心希望爱因斯坦在中国讲学能够达成。

不久，北大留德教授朱家骅转来爱因斯坦的一封信，爱因斯坦在信中说：“我感谢你的来信，并趁此机会通知你关于我来年秋天到东亚旅行的计划。我们上次的谈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提出的访华时间和其他事务冲突，并且所给的报酬太少，不够旅行之用。所以我暂时把访华一事作罢。现在的情况却与那时不同：日本人邀请我前往，报酬充裕，访日时间一共是四个星期，我如果再到北京访问两星期，便比较合适。虽然从权利来说，你们是先邀请我的，但是日本人先提出了优越的条件（除我和夫人的旅行费用，另给2000英镑的报酬），这似乎也是一种优先的权利。”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1月20日）刊载关于相对论的演讲通告

接下去与爱因斯坦的联络工作由驻德使馆进行。1922年 6月下旬，北大接到驻德使馆寄来的照译爱因斯坦答复使馆的信函：“很愿意在今年冬季到贵国北京大学演讲，时间限制在两个星期。关于酬金一事，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列的条款来办，但是近来接到美洲各大学的邀请函，所提供的酬金却比贵国高，若对于来函所开列的条款不加修改，恐怕有不适当之处。现打算将有关条款略加修改，开列如下，请你们考虑：（一）将酬金1000大洋改为1000美金；（二）东京到北京、北京到香港的旅行，及在北京饭店的开销，均按我和夫人两人来计算。这次修改条款，实在是不得已，敬请谅解。”

当时北大财政拮据，爱因斯坦一千元美金的开价是个天文数字。北大原提出的酬金一千元华币，已相当于当时大学教授月薪的3倍以上，现在换成美金，蔡元培确实感到“真不知往何处筹措”。蔡元培动员各方筹集资金，为此，他还携带爱因斯坦的信件赶到山东与梁启超商量，获得主办讲学社的梁启超的支持，并承诺讲学社“可以承担一半的费用”。蔡元培于是给中国驻德使馆回电：条件照办，请代为订约。1922年8月，北大接到驻德使馆信函，说一切都已谈妥，爱因斯坦将于1923年元旦抵达北京。

爱因斯坦过境上海

1922年3月，爱因斯坦接受日本“改造社”的邀请到日本讲学。10月，他偕夫人爱尔莎从柏林启程，取道印度，于11月抵达香港后，改乘日本“北野丸”来上海。11月13日上午10时，轮船驶进汇山码头，爱因斯坦夫妇受到中国学术界人士以及日本“改造社”代表、德国领事、旅沪犹太人等的热烈欢迎。爱因斯坦只是路过上海，只有一日停留。有报道这样描述他：“一个相貌和蔼的绅士，看起来更像一位乡村牧师，而不像是发展了颠覆世界的理论而且从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手中得到诺贝尔奖的人。”

当天中午，主人在上海的“一品香”餐馆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下午，客人观赏了昆剧，接着又游览了老城隍庙（豫园）和上海主要街道。据当时的报道，当爱因斯坦在南京路被认出的时候，狂热的青年学生们高呼“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众人把他高抬起来，以能触摸到爱因斯坦的身体为荣。晚上，著名书画家王震在家中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参加宴会作陪的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大公报》经理曹谷冰以及张季鸾、张君劢教授等人。王震请爱因斯坦欣赏了他所收藏的金石书画文物，爱因斯坦对中国的字画十分欣赏。

宴会上，大家多次请爱因斯坦介绍一下他的相对论，但他以长途旅行、没有很好休息为由，婉言谢绝。席间，爱因斯坦一再表示，等访问日本结束后，准备再到北京、南京等地进行演讲。宴会于9点才结束。次日凌晨，爱因斯坦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爱因斯坦首次抵沪，对中国知识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同时，对爱因斯坦来说，在他的一生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他到达上海的当天上午，从瑞典驻上海领馆传来正式通知：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将授给他。

在爱因斯坦过境上海、前往日本期间，北大师生沉浸在对这位物理学大师的热切期盼中，积极做着隆重迎接爱因斯坦的准备。为欢迎爱因斯坦到来，北京大学从1922年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举办了一系列科学专题讲座，包括爱因斯坦生平和相对论学说等为主题，以便让同学们在爱因斯坦到来前，有些知识准备。演讲者包括中国科学界有名人士，如丁西林、何育杰、文元模、张竞生等人。一些学者热情宣传相对论，还在当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相对论浅释》等书。

早在1922年11月14日，蔡元培就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报告，算是一个正式的“安民告示”。为表示慎重和更好地体现对爱因斯坦的诚意，蔡元培又忙着收集各方签名，起草致爱因斯坦的欢迎信。12月8日，蔡元培发出了这封用德语写的欢迎信，表示“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然而却始终未得到爱因斯坦的来信。12月12日，蔡元培不得不再次寄出了一封诚挚的信件，重申他们之间的约定，并希望爱因斯坦告知具体返华日期。

爱因斯坦突然说不能来华讲学

上海《申报》的一则报道打破了北大等待爱因斯坦来华的兴奋。12月28日，《申报》以《爱因斯坦博士之来沪》为题，报道爱因斯坦将于31日从日本抵沪，在上海停留两天后，前往耶路撒冷视察新成立的犹太大学，旋赴西班牙。根本没有提到爱因斯坦前往北大讲学的事情。这令蔡元培十分惊奇。

元旦前后，蔡元培终于盼到了爱因斯坦1922年12月22日写的来信，却没想到竟是一封满怀歉意的取消中国之行的回信，爱因斯坦说他不能再来华讲学： 爱因斯坦访华未果，为人忠厚的蔡元培深表遗憾

“校长先生：虽然我本人极愿意并且还有我们互相郑重的约定，但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猜想你们是不打算践约了。因此，我也不好向你们询问。还有，上海斐司德博士――像是受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从前约定不一致的报酬条件，我也因此猜测先生不情愿履行诺言。因为这些原因，我将把原定访华的时间安排给日本，并且我的一切计划也将因不再访华而重新安排了。今日收到您的书信，我才知道是一个误会，但我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旅事计划了。我现在请先生原谅，因为您理解我：假如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心情该是如何之愉快啊！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能有补偿的机会。附白：夏元傈教授的一封信亦提及先生此信，这信先到柏林，再到日本，在最近几天我才收到。”

1923年1月3日，爱因斯坦这封信的译文刊登在了《北京大学日刊》上，同时还刊登了蔡元培的一篇后记。蔡元培这样写道：此函“颇多不可解的地方。安斯坦（即爱因斯坦――笔者注）博士定于今年初来华，早经彼与驻德使馆约定，本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我们合各种团体致函欢迎，是表示郑重的意思。一方面候各团体电复、发函稍迟；一方面到日本后因他的行迹无定，寄到稍迟；我们哪里会想到他还在日本等候我们的消息，才定行止呢？函中说斐司德博士像是受我的全权委托，曾提出什么留华的请求云云，这是我并没有知道的事，读了很觉诧异。”

蔡元培为人忠厚，只说爱因斯坦的信有“颇多不可解的地方”，并未指责对方未能履约。遗憾也好，不解也罢，事已如此，无可补救。蔡元培不想因此而让学生感到失望，他最后写道：“我们已有相对论学说演讲会、研究会等组织，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这个重要学说，能有一些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我们有一部分人，能知道像安斯坦这种学者的光临，比那些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几十倍、几百倍，也肯用一个月花费2000英镑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我想安斯坦博士也不见得不肯专程来我国一次。我们不必懊丧，还是大家互相勉励罢！”

爱因斯坦再次路过上海

1922年12月27日，爱因斯坦乘“榛名丸”号离开日本回国，在途中，于12月31日上午11时再次到上海。当时上海犹太人有份英文报纸《以色列信使报》对爱因斯坦夫妇抵沪以及逗留做了报道，还附有他的画像。尽管这次爱因斯坦也是路过上海，但是出版业巨头商务印书馆一马当先，先在《东方杂志》出版了《爱因斯坦专号》，还在报上刊登了欢迎广告，而且列出了已经或即将出版的关于相对论的书籍。《申报》等各大报也都刊登了消息。

次日即1923年1月1日下午3时，爱因斯坦应上海犹太青年会和学术研究会的邀请，在福州路17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做了关于相对论的演讲。当时不少中国学者及青年学生赴会目睹了他的风采，聆听了他的演讲。相对论的深奥思想是与会的大多数人无法深刻理解的，但是爱因斯坦的诙谐、幽默和平易近人，赢得了大家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爱因斯坦在沪留影，这是他在中国的唯一照片

1923年1月2日，爱因斯坦乘船离开上海，前往耶路撒冷。上海《民国日报》仍然登出“广告特刊”《欢迎爱因斯坦博士》。文中写道：“爱因斯坦博士是近代科学界的大革命家。他的功绩不在哥白尼、牛顿之下。”爱因斯坦也接受了记者采访，讲述自己未能到北京讲学的心情：“惟既来上海，未赴内地观光，实为最大之遗憾。”两次途经上海，成为他与中国仅有的“亲密接触”。此后，爱因斯坦就再没来过中国。

爱因斯坦为何取消赴华讲学计划

爱因斯坦究竟为何取消赴华讲学计划？90多年过去了，人们对此有三种猜测：爱因斯坦急着要赶去耶路撒冷，担任新筹建的希伯来大学校长一职；在日本期间，他听到很多关于北大经济困境的传闻，从而担心自己的报酬落空；爱因斯坦在日期间产生了一些新想法，急于赶回欧洲撰写新论文。第一条和第三条显然不成立，第二条有几分道理。也就是说，爱因斯坦之所以取消中国之行，是因为中国学术落后，又出不起日本的价码，再加上日本方面在爱因斯坦抵达日本后不知又玩了什么猫腻（比如那个可疑的“上海斐司德博士”），这种破坏与利诱当然也起了很大作用。

据称，爱因斯坦在1922年8月28日曾在一封信中表示：“很可能我会在中国进行几次演讲，我已经答应了北京大学的邀请。但是，由于中国严重的国内局势，我仍不确定是否会履行这一邀请。”1922年，中国正值军阀割据状态，北京内阁在6个月中更换了5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教育状况可想而知。就在该年8月，蔡元培等7所大学校长，亲自找到中央政府，索取已拖欠5个月的教育经费。对这些，爱因斯坦肯定有所耳闻。除了报酬，语言问题也是阻碍爱因斯坦到华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爱因斯坦一直坚持：只有用德文，他才能很好地阐述相对论思想。但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就此问题给他一个明确答复，而这一直是他看重的前提。

还有一种说法：这是由于双方没有签订合同而失去这样一次可贵的机会。作为西方人的爱因斯坦，一切以合同为准，没有合同无异于失去行动的准则；而作为东方人的蔡元培往往以“信义”为重，“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认为已经讲好了的事情，何需合同约束。也就是说，中国的“礼”观念（在本公案中体现为“信用”观念）和西方的“法”观念（在本公案中体现为“契约”观念）的差异，或者从更深层次讲就是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中国科学界失去一次向爱因斯坦学习的机会，也给爱因斯坦本人留下终生的遗憾。

总之，由于爱因斯坦和中国两方面的误解，遂使爱因斯坦来华讲学的学术盛事化为泡影，以致以后虽有他想再找机会实现访华，中国方面“也肯用一个月2000英镑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而终未实现，殊为可惜。今天我们追忆往事，就是为了从这一公案里汲取最宝贵的借鉴，避免重蹈爱因斯坦未能到中国讲学类似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