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政策

摘 要 本文将讨论思想库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重点考察和解读布鲁金斯学会近十年来在美国对华政策几个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输入和影响，为中国的美国研究者认识美国思想库如何影响美国政府对外决策提供一个比较具体的认识平台。

关键词 思想库 布鲁金斯学会 对华接触政策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3-0041-48

一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学会规模大，历史悠久，以持自由派观点著称，常被称为“开明的思想库”。它的前身为“政府研究所”，始建于1916年。学会的创始人为一位来自圣・路易斯的商人和慈善家罗伯特・布鲁金斯。学会从第二任会长罗伯特・卡尔金斯时候起开始从事政策研究，形成如今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风格。与其它许多思想库不同的是，布鲁金斯学会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教育机构，这一点可以从其时下网址(www.brookings.edu)看出。[1]学会的宗旨是：架起学术界与决策圈之间的桥梁；向决策人输送新知识；为学者提供深入研究公共政策的平台。[2]在早年研究中，布鲁金斯学会致力于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研究，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一传统。如今学会的活动主要是通过4个研究项目展开，分别是经济研究､对外政策研究､治理研究和都市政策研究。此外，公共政策教育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也是学会活动的重要支柱机构。

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重视对华政策研究，特别是苏联解体､中国问题研究上升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工作日程后，其“对外政策研究”项目中先后拥有一批重量级的“中国通”，如何汉理( 又为哈里・哈丁)､卜睿哲､苏葆立､沈大伟､尼古拉斯・拉迪､季北慈､杰弗里・贝德，以及非常驻研究员(non-resident)李侃如等。从1945年杜鲁门政府以来，美国各届政府任命的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担任政府官员达68名之多，这些政府部门分别为：国会预算局､经济政策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劳工部､司法部､财政部､国防部､教育部､运输部等21个部门。另有4人曾担任驻外大使和特使；9人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2人为联合国工作人员。[3]如此典型的“旋转门”现象是布鲁金斯学会最为骄傲，也是其能够吸引才华横溢的学者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加盟学会的原动力，更是学会数年来能够始终在众多思想库中独占鳌头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每一个学会研究人员均为能够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学习､访问而骄傲。”[4]如今，卜睿哲仍为学会“对外政策研究”项目下的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李侃如为“对外政策研究”项目的非常驻研究员；贝德为“对外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中国动议”(China Initiative)课题主任。[5]因此，研究布鲁金斯学会与美国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和了解美国主流学界和美国政界的对华倾向以及对华政策走势。

二

1992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比尔・克林顿击败共和党在位总统布什，赢得了12年后东山再起的辉煌胜利。克林顿在竞选中攻击老布什的对华政策，[6]强硬表示他不会“溺爱”北京。当政以后，他特别强调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把它当作凌驾于中美关系其他问题之上的问题。如：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并于1993年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状况挂钩；1994年又重新审议对台湾的政策，并于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美，使中美关系连连遭到挫折。从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中美两国经过三年多的磨合，克林顿政府才意识到中美关系对美国的重要性，才认识到应当怎样与中国打交道。从1996年5月始，克林顿政府组织了相关的思想库对中国问题进行了深入评估和反思。这是克林顿入主白宫以来在对华关系上做出的一次全面深刻的政策调研，布鲁金斯学会作为倾向于的思想库，积极主动地参与了这一调研活动。期间，美国国内学术界､政界乃至公众媒体对“中国”的论题极为关注，使这一议题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中的“核心”辩题。布鲁金斯学会积极参加了这场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其所输出的“思想”对于推进克林顿政府的对华全面接触政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7]

布鲁金斯学会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介入了对华政策辩论和制订：

1.撰写学术论文，从军事和经济方面论证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学会客座高级研究员，“对外政策研究”项目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曾于1996年在《华盛顿季刊》春季版发表题为“中国的军事：真老虎还是纸老虎?”的论文，主要从军事力量的角度探讨了美国和中国全面接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沈大伟认为，在估计中国军事实力时要采取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幻想中国善良和夸大中国威胁都会歪曲现实和破坏局势的稳定。他认为“时下针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的估计欺骗多于现实，‘中国’既不准确，也是不负责任的。中国的军队现在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具备直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的能力。” [8]1999年，沈大伟又撰写了“两个中国，一种答案”论文，并在《华盛顿邮报》1999年7月18日刊登，告诫美国政府必须在上谨慎，避免与中国正面冲突。[9]此后，沈大伟陆续出版了多部中国问题专著，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点：(1)美中是“战略对手”而非敌手，与中国接触是美对华政策的必然选择；(2)美应“现实､务实”地处理对华关系。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内部行为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因此在施加外部影响时应抱现实态度；(3)应启动北京与台北的对话，建立可持续的互动框架。美国不要在两岸间斡旋，但可营造有利于对话的氛围，并在对售上保持克制。[10]

对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恐惧是“中国”的另一原因。学会“对外政策研究”研究员､著名中国经济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和客座研究员希思・史密斯对此撰写了数篇文章，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亚太经济和世界经济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贸易的需要，而不是给中国的恩赐。拉迪1996年11月刊登在学会《政策简报》上的题为“中国与世贸组织”的文章从经济角度探讨了美中实现全面接触的必要性。针对当时美国一些势力力图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提高门槛的倾向，他强调，借用中国申请世贸组织来打压和促变中国是不明智的，也是有风险的。如果中国不能加入世贸组织，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未来､中国经济的演进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所以符合美国利益是因为WTO的多边体制将有效地帮助美国：(1)从单纯的美中贸易的双边体制中摆脱，从而降低美中贸易逆差；(2)美国可以在这个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中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但又可以避免由于双边贸易摩擦而带来的美中经济和政治关系的下滑，从而导致美国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市场。[11]学会客座研究员希思・史密斯在1996年11月21日《商务杂志》上刊登了题为“中国：通向亚太经合组织的和平贸易之钥匙”的文章，探讨了克林顿政府在诸如中国这类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必要性，认为美国应该有能力并要有意愿地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确保实现亚太经合组织的目标。为此，美国不能对中国“最惠国待遇”设置任何条件。容纳中国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12]同年12月，学会《国际经济讨论稿》第130期刊登了“经济研究”项目客座高级研究员沃里克・麦金宾与黄亦平(译音)合写了题为“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意涵”的论文。文章使用一种动态的均衡模式分析了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原因以及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路径，指出：(没有中国融入的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世界经济宏观调控和金融资本的瑕疵正随着中国快速经济增长而愈加明显。为此，中国经济增长不是世界经济的问题，相反，它将通过提高世界收入直接给世界经济带来福音。[13]这种从经济角度论证美中贸易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说法对于弱化“中国经济”相当有效。

2.向国会提交报告并出席国会听证会，推动国会支持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在这一层面上，尼古拉斯・ 拉迪可以说是布鲁金斯学会在国会作证的“第一人”。从1997年5月到2000年底克林顿第二任期结束，拉迪至少在国会作证5次。1997年5月22日，拉迪在参院对外政策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在对华经济关系正常化听证会作证，同日拉迪“中国是有效的对外政策工具吗?”的证词在布鲁金斯《背景报告》(Background Paper)上发表。1998年6月18日，拉迪再次在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就美中关系作证。他强调，美国国会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年度辩论不是一项有效的对外政策工具，那些认为对这种待遇设置条件有利于推进美国对外政策利益的认知完全是基于对美中双边经济关系的错误认知。[14]2000年2月24日，拉迪提交给美国贸易赤字评估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上的陈述书以“中国是封闭的经济吗?”为题，对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对外贸易和外资引进的迅速增长发表见解。拉迪说，中国这种开放的经济形态有利于美国公司在金融业､通讯业､销售业等服务行业实行投资并赢取高利润，特别是这些服务业最终将带动商品和贸易利润。事实上美国在90年代与中国在服务贸易上是顺差，而这种顺差趋势将在今后的5年-10年中继续保持。为此，国会对中国加入WTO的批准和给与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的地位将加速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毫无置疑，美国也将在授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地位的同时获得中国对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承诺。[15]时任“对外政策研究”项目的负责人理查德・哈斯也曾于1997年9月17日出席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并作证。哈斯开门见山地指出，如果美苏关系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对外关系)的主旋律，那么美中关系则是21世纪上半叶的最重要议题。他对国会中普遍存在的“遏制”情绪表示担心，并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在美中关系上有所作为，美国终有一天会发现，美国将不得不对一个正在扩张并怀有敌意的中国持遏制立场。但遏制中国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也是危险的。与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和合作的美中关系前景相比，遏制是劣等选择。[16]

在2000年美国国会进行的关于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立法的大辩论中，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也积极参与进来。2000年4月6日，拉迪在参院金融委员会举行的 “中国加入WTO听证会”上就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PNTR)和批准中国加入WTO完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进行了论证。拉迪呼吁国会授予克林顿总统在PNTR问题上的权力并认为国会拒绝克林顿总统对中国PNTR地位的授予最终将影响美国最大化地从美国对中国加入WTO所设置的谈判条件中获利，即：如果中国动用乌拉圭回合最终法案(Final Act of the Uruguay Round)的第8条款，美国公司将失去中美两国在1999年11月达成的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中所赋予美国公司在中国开放市场中的准入权力。[17]时任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季北慈也于2000年7月18日､19日分别前往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众院军事服务委员会(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作证。在7月18日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关于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的听证会上，受委员会委托，季北慈针对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与美中未来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季北慈认为：“如果授予中国PNTR地位，随着中国将不久加入WTO，中国对外部世界开放的力度和广度将加大。随着全球标准化､合作治理､规则行为､规定框架､必须执行的要求､必须达到国际标准以及必须承担责任的要求将促使中国在货物和服务自由流通中承担责任，并促使中国在她获利的区域和国际社会中停止其破坏行为。当然，中国也可能因此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比以前更加强大，从而更加追求中国的国家安全。但依我之见，我们不应忽视另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即：中国的开放因错误指导而导致转型不当，并由此而出现一个内部不稳定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更为棘手的安全问题。”[18]为此，季北慈提出加快整合中国入流国际社会的速度，特别要将中国融入多边的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武器控制和防扩散条约框架中。[19]在7月19日众院军事服务委员会有关中国军事力量的听证会上，季北慈指出，在美国推进国家防御导弹计划的同时，美国也需要考虑时下关于“要NMD还是要稳定的美中关系”的辩论。但季北慈认为这样的辩论选题未免过于偏激。实际上美国的目标应该是两个都要。[20]鉴于美国政治运作中国会听证会与对外政策制定之间的法定程序关系，以及证人的证词在对外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学会数位专家如此密集性地出席国会听证会对在美国国内营造对华接触政策的共识和对克林顿政府实施对华接触政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3.举办中国问题研讨会，邀集华盛顿政界､世界各地的学术界､政界重要人士进行讨论，为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出谋划策。1998年成立的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项目下的一个中心，[21]现任中心主任为卜睿哲。在克林顿第二任期，该中心在研究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多次接纳来自中国大陆､日本､俄罗斯､韩国､台湾等地的学者､外交官､政府官员､媒体人士作为访问学者参与其东北亚研究项目，并以工作论文､网络文章､国会证词､书籍等形式将研究成果公诸于众。[22]从1998年-2001年，[23]该中心的访问学者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中国和美国对华政策的有以下几种：

1998―1999年度：《东北亚经济的崩溃：经济､政治､社会的遗产》(中国学者龙国强参著)､[24]《中国将放开粮食贸易吗?》(龙国强)､《中国改变石油战略及其对外政策意涵》。[25]

1999―2000年度：《安全互惠：在一个繁荣､稳定的东北亚》(中国学者吴心伯､台湾学者袁易合撰)､[26]《台湾海峡两岸信心的建立：台湾海峡作为一种安全和平带的设想》(台湾学者袁易)､《多边安全机制：东北亚安全困境的出路》[27]､《美国的亚洲安全政策：对中美关系的意涵》(吴心伯) 。

2000―2001年度：《中日峰会和1998共同宣言：21世纪日中关系的分水岭?》[28]､《中国电视产业的巨大变化以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一个圈内人的视角》(中国传媒人李小萍)[29]､《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下的香港：承诺与现实》(香港传媒人Chris Yeung)[30]､《俄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与俄中关系》。[31]

此外，中心学术活动内容广泛，包括召开东北亚圆桌会议､访问学者每周讨论会､华盛顿政策圈人士报告会､年度论坛(在华盛顿或东北亚地区举办)､与东北亚国家的年度双边讨论会等。其研究课题包括：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美中战略认识比较､中日美战略三角关系的动力､如何把中国纳入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日本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地区多边经济组织及东北亚信息技术和“新经济”等。时任中心主任的季北慈则负责将这些研究成果上报政府相关部门，以供决策者参阅和讨论。季北慈本人也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报告。[32]中心还积极与亚洲各地的研究所合作并提供平台，共同讨论本地区的政策，以促进亚洲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些合作项目的成果不仅对克林顿政府提供了美方思想库的分析视角，同时也使美国决策者得以知晓外国学者的观点。

4.通过媒体采访､报纸社论､因特网等方式把研究成果提供给公众，在最大程度上影响公众舆论，从而为克林顿政府的全面接触政策提供公众舆论支持。在布鲁金斯学会中，几乎每一位学者都有一些固定的媒体访谈节目或担当新闻评论人。[34]如：李侃如常常在CBS新闻､CNN新闻节目亮相，同时他还定期为《亚洲华尔街日报》､《巴尔迪摩太阳报》､《芝加哥论坛》､《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新闻周刊》､《旧金山纪事》､《华盛顿邮报》等报刊撰写文章或担当新闻评论人；卜睿哲经常接受台湾媒体的访谈；来自中国上海的黄靖，现为学会“对外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则经常接受美国和(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媒体采访。[35]在1995年一年中，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的文章被媒体引用的数量就达到了2192篇次，仅次于传统基金会而名列第二。1998年和1999年又分别以2952篇次和2883篇次连续二年名列榜首。[36]在这些众多的文章中，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通”所撰写的有关改善美中关系的文章不在少数。[37]

除了利用主流媒体发表学会有关对华政策的进言外，学会还通过记者招待会扩大影响，为接触政策制造舆论。1997年10月主席访问美国前夕，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邀请李侃如和何汉理介绍中美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以及访问的重要意义。1998年6月，共和党利用各种可能阻挠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回访，以图挫败他的对华政策。6月22日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为克林顿的访华制造舆论并为随行记者的报道提供背景知识。应邀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两位嘉宾为拉迪和何汉理。他们在记者会上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政策､中美关系的政治和经济层面作了阐述。何汉理指出，中国正在经历三大历史性的变化：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变得比较开放，原来封闭的社会正在融入世界。由此带来的中国的多元化和活力，以及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两难处境使这个国家非常难以被外界所理解，总统的访问将使他看到这种复杂性。如果通过这次访问，美国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活力和复杂性，那就是对美中关系的重大贡献。他强调，“现在的中国社会比1949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自由”。[38]拉迪阐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以及中国为参加世贸组织所作出的努力。他指出，与十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已经市场化了许多，终身任职制在许多地方已经不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失业等情况出现了，变化是非常剧烈的。他说，中国货币稳定，经济继续增长，对外资“非常开放”，从而吸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别的国家和地区向中国转移，同时中国也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从1990年以来几乎年均增长20%。他高度评价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贡献，称赞中国“非常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该地区的项目”，并且认为中国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了教训。在谈到美中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时，他说，除了美国，所有别的国家都已经给予中国永久性的正常贸易待遇，美国谈判者实在没有多少胡萝卜可以给了，敦促迅速达成协议。第二天，学会《简报》发表了何汉理与拉迪共同撰写的“简论中国之行”，全面阐述了克林顿访华的意义。[39]6月25日，克林顿总统克服了国内各种反对派的重重阻挠，如期访华，推动了美中关系朝实质性全方位接触的方向发展。

5.利用“旋转门”的优势，把研究与直接参与决策结合起来。从杜鲁门总统以来的历届政府都起用该学会人员充当要职，故学会又有“流亡政府”之称。通过“旋转门”，一些学者在进入政府时得以将其学术研究的成果在具体的政府工作实践中加以运用，进行检验，把思想转化为政策，而在离开政府加入学会时，他们在政府中任职的经历又反过来成为学术研究的鲜活材料。仅以克林顿两届政府(1993-2000年)为例，学会研究人员曾在政府内供职者高达25人。[40]值得注意的是，学会“旋入或旋出”政府机构的时期，既有执政期间也有共和党执政期间。早在1946年，学会研究员埃德温・诺斯就“旋入”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并担任第一任主席；曾在“水门事件”期间担任白宫助手的罗杰・西米瑞德离开政府后进入学会并担任对外事务的执行副主席，1985年再次“旋入”政府，担任里根政府的劳工事务助理国务卿；对外政策研究项目负责人理查德・哈斯在小布什政府上台后被任命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前不久离开学会的副会长詹姆士・斯坦博格于1996-2000年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1994-1996年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1969-1974年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曾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官员。塔尔博特曾于1993-1994年任国务院特别顾问､1994-2001年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2002年加入布鲁金斯学会并任学会主席。学会“对外政策研究”访问学者李侃如也曾于1998-2000年担任国安委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李侃如精通中文与俄文，作为一位中国通，他曾多次利用其特殊身份影响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敦促建立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早在1995年他就在美国《外交》杂志11―12月刊发表题为“一种新的中国战略”的论文，认为：“遏制战略将是政策的一个大失败。它将分裂亚洲……使这一地区的繁荣､安全和和平的前景变得渺茫，很少国家会完全认同这一立场。”[41]学会“对外政策研究”项目下的“中国动议”课题负责人杰弗里曾任国安委亚洲事务主任､美国驻香港使领馆副总领事。他精通中文和亚洲事务，主要文章和演讲有：“处理中美在中东地区的能源竞争”､“中国的上升”，分别刊登在《华盛顿季刊》2005年冬季号､学会《事件》2005年9月20日刊。2005年9月6日他在“华盛顿亚洲论坛”作了有关“中国在东亚的角色：现在以及未来”的演讲。[42]

卜睿哲长期在众议院工作，1994年任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联络处主任､1995年任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少数民族联络处主任､1995-1997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东亚部主任､1997-2002年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卸任后加盟布鲁金斯学会。卜睿哲是一位资深的专家， 经常前往国会山就作证。在1995-1996年中，当面对传统基金会大量论证“中国”的文章和报告时，卜睿哲撰写了“国内政策的考虑对美国､中国､香港､台湾政策的影响”。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应以国内政治为基点，最大化地实现美国国家利益。该论文收录在兰普顿等主编的《处在十字路口的美中关系》(美利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43]此外，卜睿哲利用其在国家情报委员会和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的身份多次向克林顿政府进言，建议在上采取“以静观动，以求主动”的方针。[44]

三

回顾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轨迹，我们看到：从1993年5月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到第二年的“脱钩”；从1999年11月两国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到2000年10月正式完成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从1994年9月通过对台湾政策的审议提升美台关系到1998年6月30日克林顿访问上海公开表态“三不”政策，再到1999年反对李登辉的“两国论”；从1992年克林顿在大选中攻击老布什的对华政策到1997年10月24日克林顿在华盛顿美国之音发表“关于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演讲，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轨迹。但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布鲁金斯学会的“思想”处处可见。学会通过其各项调研活动､调研报告､国会作证､媒体访谈､学术会议､直至直接向政府进言和参加政府决策的方式和路径，为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起到了引导舆论､批驳谎言､正本清源､直至出谋划策的作用。学会的种种活动增进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壮大了赞成与中国接触的势力，扩大了两国关系的基础，这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今后的中美关系还将发挥长远的影响。

注释：

[1] 大多思想库所使用的网址均以“org”而非“edu”结尾，SAIS和Brookings为例外，但不同的是：SAIS有自己的学生，并有课程设置，而Brookings有课程设置但没有自己的学生。(SAIS中文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

[2]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rookings Media Guide 2005，” p.4.

[3] Ibid， pp.138-139.

[4] 笔者曾于2005年4月18日在布鲁金斯学会采访了该学会对外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黄靖，此为采访记录。

[5] “中国动议”2004年启动，其宗旨是：坚持及时､独立的分析，撰写政策建议，帮助美中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中国内部发展阐述主要的长期性挑战。参见：http：//www.brookings.edu/fp/china/china_hp.htm

[6] 《参考资料》2002年2月20日。

[7]“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最初是乔治・布什总统在1989年年中提出的。“北京”后国会中要求全面制裁中国､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的主张甚嚣尘上，“全面接触”政策暂告搁浅。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全面接触”政策再次提上日程。

[8] David Shambaugh， “China’s Military： Real or Paper Tig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6， pp.19-36.

[9]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op-ed/shambaugh/19990718.htm

[1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

[11] http：//www.brookings.edu/comm/policybriefs/pb10.htm 拉迪于2003年离开布鲁金斯学会，前往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拉迪有关中国经济的著述颇丰，除了学术著作，他还常常在《新闻周刊》､《亚洲华尔街杂志》､《金融时报》､《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直接影响美国舆论。详见：http：//www.brookings.edu/index/scholarwork.htm?show=all；scholar=Lardy*Nicholas*R.*

[12]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op-ed/smith/19961121.htm

[13]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papers/mckibbin/130.htm

[14]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testimony/lardy/19970522.htm

[15]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testimony/lardy/20000224.htm

[16]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testimony/haass/19970917.htm 理查德・哈斯在布什政府第一任期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现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17]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testimony/lardy/20000406.htm

[18]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testimony/gill/20000718.htm

[19] Ibid.

[20]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testimony/gill/20000719.htm

[21] “对外政策研究”项目下的另二个中心分别为：中东政策中心､美欧中心。

[22] 中心每年接受6名来自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访问学者参与中心的合作研究项目，或进行个人独立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则收录入中心工作论文系列(CNAPS Working Paper Series)。同时他们也要参与学会的《布鲁金斯东北亚研究》年度报告。2005-2006年，6名被选中的学者分别来自俄罗斯､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韩国和中国。

[23] 因该个案重点为克林顿时期的对华接触政策，“工作报告”的节选限制在1998-2001年度，故2002-2003､2003-2004､2004-2005年度报告不在此列。中国学者楚树龙､袁鹏等在其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访问期间均参加了年度报告的撰写。

[24] 此工作报告为合作项目，季北慈也参与了撰写。

[25] 作者(Sergei Troush)为俄罗斯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是年为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26] 上海复旦大学吴心伯教授当时为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5年9月1日《金融时报》刊登了他与沈大伟合写的评论“中美之桥需要修复”。参见：http：//www.brookings.edu/fp/china/analysiscommentary.htm

[27] 作者为韩国学者Oknim Chung，2000-2001年度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28] 作者为日本媒体记者Kazuo Sato，2000-2001年度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29] 李小萍就职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部，2000-2001年度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30] Chris Yeung为香港《南华早报》副主编，2000-2001年度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31] 作者Alexander Lukin为莫斯科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2000-2001年度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32] http：//www.brookings.edu/index/scholarwork.htm?show=all；scholar=Gill*Bates**季北慈本人于2002年7月离开布鲁金斯学会，前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工作。

[33]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rookings Media Guide 2005”.

[34] Ibid. 2005年12月24日，黄靖接受《日本时代》报采访，以“民族主义激情绑架下的中日政策对话”为主题畅谈了自己的观点。参见：http：//www.brookings.edu/fp/china/analysiscommentary.htm

[35] 朱旭峰：“美国思想库对社会思潮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8期。

[36] http：//www.brookings.edu/index/scholarwork.htm?show=all；scholar=Gill*Bates**

[37] “Harding，Lardy，Briefing on China Trip， June 22， 1998，” Bulletin， June 23， 1998， pp.8-23.

[38] Ibid.

[39]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rookings Media Guide 2005，”pp.140-141.

[40] Kenneth Lieberthal，“A New China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74，No，6 (Nov/Dec，1995)，p.35.

[41] http：//www.brookings.edu/index/scholarwork.htm?scholar=Bader*Jeffrey*A.*

[42] http：//www.brookings.edu/scholars/rbush.htm

[43] 卜睿哲著述颇丰，其最近公开发表的关于台湾､香港､大陆的研究论文就有21篇。详见：http：//www.brookings.edu/index/scholarwork.htm?show=all；scholar=Bush*Richard*C.*III

(作者简介：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