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团体作案

今天，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犯罪方法发生了悄然变化。他们不再是单独一个人进行犯罪而是去寻求他人的协助，他们不再是简单的运用自己的身体去实施犯罪而是借助高科技产品，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让自己的风险最小化。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迟早都会有落网的一天。而我们检察机关针对此类恶性犯罪，又该怎样来划分其团体作案成员的责任使其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呢？

近期，我院受理了一起足浴店组织的犯罪活动。基本案情为：我市某足浴店利用场所之便利，组织女性为他人提供，该足浴店工作人员分工明确、组织有序，从为客人介绍自己的服务项目到为客人介绍性工作者再到收取劳务费，每一个环节都经过精心设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而在这个活动进行的过程当中都是被足浴店雇佣的人员具体实施这一犯罪行为，而该店店主与等主要负责人却没有亲自参与进来。

在公安机关的突击检查中，在该足浴店现场抓获了多名涉嫌的男女和多名涉嫌组织的工作人员。但是，从公安机关提供的申请批准逮捕材料中可以看出，被提请批准逮捕的多为该足浴店的普通员工，类似于服务生和收银员、领班和经理，而没有该足浴店的实际上的负责人。那么在这一众人涉案的案件当中，犯罪责任又应该如何划分呢？笔者认为，要将本案认定为多人共同犯罪并进行责任划分与追责必须要明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在本案当中共涉及三种级别的犯罪分子。首先，是服务生。服务生的工作就是给顾客介绍足浴店的服务项目，然后将顾客的需求反映给其他负责具体服务的服务生，再由该服务生将性工作者介绍给顾客。在此，服务生从事的是自己的单位为自己安排的工作，并不具有主动性，其目的只是完成自己所在单位的工作任务从而拿到报酬，如果店内没有这些活动，其也不存在为顾客介绍此类项目的机会。且从事实角度来看，其从事的是最基层的工作，事实上虽有犯罪行为，但主观上并不具有组织、介绍的犯罪故意。其次，是领班和经理，他们是足浴店直接的管理者，是店主等投资人的代表，是店主意志最直接的执行者，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对店主等负责人组织这一非法活动最直接的帮助。他们代表店主管理整个足浴店的大小事务，已经积极的参与到组织妇女这一非法活动中来，他们已经有了和店主等投资人相同的犯罪故意。最后，是店主等主要负责人。整个足浴店实质上永远操控在店主等负责人手的手中，他们才是整个犯罪活动最大的赢家，无论是服务生还是领班或是经理，都已沦落为这些首要犯罪分子为实施犯罪行为获取非法收入的工具。岗特.施特拉腾韦特等著名学者也认为：“就算实施这一犯罪活动的首要负责人虽未亲自参与犯罪，但作为事件真正的主人，他们利用这一组织结构，通过任意一个可替换的工具来付诸实践，实质上自己这一行为已得到实施”。因此，在本案中服务生并不具有主观的犯罪故意，与公司经理等高层也不存在主观上的犯罪故意。而领班、经理、店主以及相关高层之间存在着相同的犯罪故意。

第二，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在本案嫌疑人中，服务生始终处于被支配地位，领班、经理等高层处于支配地位，服务生的意志在高层处根被无法得到体现，他们一直充当的是他人为实施犯罪而临时使用的“提线木偶”。当服务生的意志都无法得到独立的体现时，他们怎么会与高层之间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呢？从而，也就可以排除其的主观危害性。而领班、经理等高层则是替店主等主要负责人经营他们的犯罪活动，是单位主要负责人意志忠实的履行者，这就使其与负责人之间必然会出现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从而由一个参与者变为一个组织者。同时，马克昌教授也认为：“组织犯的组织行为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其组织、领导犯罪集团正是他意志追求的表现”。所以，店主等主要负责人作为犯罪集体的首要分子与作为集体成员的领班、经理之间具有意思联络，相互之间具有将集体成员的行为视为自己行为一部分的意思，彼此之间相互提供、强化或促进实施犯罪的意图，对于共同行为指向的犯罪所侵犯的客体具有侵害性和威胁性。因此，作为犯罪集体首要分子的负责人提供的组织行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经理等高层领导的具体实施行为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利用的。经理等高层的犯罪行为是在犯罪团体首要分子的组织、策划或指挥下实施的，而负责人等犯罪集体首要分子的组织行为指向的是集体成员的犯罪行为。从实质上看，犯罪集体成员基于首要分子的组织、策划或指挥而实施的犯罪行为，其实也属于集体首要分子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因此，本案中的意思联络仅在高层与主要负责人处出现。

第三，嫌疑人之间，在整个犯罪活动中责任与作用的大小。在团体犯罪中，整个犯罪活动都是在犯罪集体的首要分子对集团成员组织、策划、指挥下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而集体的其他成员则作为犯罪活动的具体实施者只是单纯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在此，思想在此凌驾于行动之上，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犯罪活动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犯罪行为的实施，更取决于决策是否正确。因此，在整个犯罪活动中的责任与大小自然是由“首要分子”即主要负责人，到经理，再到普通员工依次减小。

自然，在本案中服务生因无犯罪故意、无与其他犯罪分子意思联络而承担极小责任，经理等高层由于与店主等负责人存在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与犯罪故意而承担较大责任，店主等负责人作为整个犯罪活动的核心而承担最大责任。

纵观现今团体犯罪的责任划分与归责，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由从前的客观责任归责、结果责任归责向现今的主观责任归责、个人责任归责所转换。换言之，即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应当同时具备以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和运用这种能力选择危害行为时所反映出的罪过心理为内容的主观要素和以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及其结果为内容的客观要素。即是要求：首先，行为人有刑事责任能力，这是犯罪归责的基础和前提。其次，行为人在团体犯罪中必须有自己主观上的犯罪故意，这即是表明行为人侵害他人法益的主观恶意。最后，行为人实施了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行为，这是在犯罪中归责缘由最直接的体现。且在现今的团体犯罪中，犯罪团体的首要分子由于其从始至终控制着整个犯罪活动的进行，其犯罪动机最强，主观恶性最大，因此始终站在被追较大责任的风口浪尖，其他成员则按照其犯罪时有无主观恶性、主观恶性大小而归责。并且我们应充分考虑到刑法“依法育人、以法育人”的原则，结合社会现实从实际出发实现最终归责。使法律充分发挥它的力量来使社会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