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博物馆的文化担当

中国城市博物馆的发展历史,满打满算也只是百年有余。

晚清以降,西风东渐,传教士们播下了中国近代博物馆萌生的种子。一百多年来,博物馆逐渐从中国士大夫私人收藏和皇室宗庙珍藏的狭隘空间中脱胎而出,“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博物馆经历了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空间的历程。

1905年,晚清状元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成为第一座中国人自办的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博物馆,尽管在山河破碎的岁月中,“南通博物苑”沦为日军的马厩,但是这座完美结合了中西文化功能的城市博物馆,成为后世的楷模。

1835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考察了美国的地理、政治和民情,并得出结论:美国之所以迥异于旧大陆,就在于其独特的民情。而增进民众对自身历史和世界状况的认识水平,进而形成良好民情,无疑正是一座城市博物馆所应担当的文化使命。当代中国的城市博物馆如何真正将静态收藏真正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如何为自身精确定位,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如何具体而有分寸地担当起城市文化传承发展的使命?首都博物馆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孔庙中走来的新首博

从1953年吴晗、郑振铎提议创建首都博物馆,到1979年在孔庙挂牌,再到如今,首博已经成为新世纪北京的十大标志性建筑。半个世纪里,首都博物馆建设的起起落落,都折射着一个城市对文明的追溯和执著追求。

尽管占地2.2万平方米的孔庙庭院深深、气象万千,承载着历代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寄托,但是对于一个现代博物馆而言,却并不甚合适。“在孔庙旧馆,首博总共的展陈面积只有1800平方米,文物库房没有任何温度和湿度控制的保障,许多珍贵的文物或者放置于旧房子中,或者干脆堆在古建筑亭子里。冬天没有暖气,只能闭门谢客。那时的人员队伍不多,素质也不甚理想。”馆长郭小凌这样描述孔庙时期旧首博的基本情况。

在新首博的酝酿筹建中,指导思想就被提了出来:一个紧扣时代脉搏、收藏北京历史的“容器”。从理念上说,它不应是“文化孤岛”和“受机械规律制约的笨重的物质堆”,而应是鲜活的、人文的、有灵魂的。它的存在必将会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城市气质,应是古都历史文化最鲜明、最深刻也是最长久的体现。

新首博的展陈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一系列的世界之最更使新首博从开馆之后就赚足了赞誉。它有世界博物馆界最大的10吨液压电梯,可以使文物运输车直接开进地库;它有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三防门,可以有效地防水、防火、防盗;展厅里充满氮气的恒温恒湿现代化展柜,给文物更完善的呵护;馆中的每件文物都在一个自动步进的旋转摄影台上连续拍摄1260张图片,再由电脑将它们进行无缝合成。

正是这些显而易见的革命性变化,才令馆长郭小凌有了“沧海桑田”的感叹。这些最先进的设备,保障了库房里古老文物的安全,方便了学者的研究,也让观众们更惬意地徜徉于奇珍异宝间。“毫不夸张地说,首博今日的硬件条件,在世界领域都是首屈一指的。”郭小凌说。

而在人力基础方面,现在首博的200多名员工中, 有7位研究员,30多位副研究员,70%以上员工受过高等教育,这样一支科研队伍构成首博学术研究的智力资源。

“首博新馆处处体现着过去与未来、历史与现代、艺术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是一座融古典美与现代美于一体的建筑艺术品⋯⋯”自首博新馆落成以来,业内人士好评如潮。

首博的家喻户晓主要归功于它每年众多质量上乘的展览。从2006年重新开馆起,首都博物馆每年大概有30个左右的特色展览,10个左右的常规展览,5个临时展览。其中共包括6到10个国外展览和20多个北京市的展览。首博之所以每年下大力度策划紧扣时代脉搏的特色展览,部分原因是为避免本土观众的审美疲劳,更深层次上则是实践博物馆文化普及与认知的功能需要。如果说常规的基本展览是首博的核心理念的体现的话,那么临时的特色展览无疑是首博活力的象征。

首都博物馆秉持着“以人为本,以文物为本,为社会服务”理念,强调“过去与未来、历史与现代、艺术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些理念在首博的建筑设计中就已经充分体现:传统的材料与现代的材料并置,来表达对历史与未来的描绘。倾斜的青铜体破墙而出,生出文物发掘的意象;悬挑的大屋顶无疑在影射中国传统的出檐,而悬挂式框架砖墙模糊了古代城墙与现代幕墙的界限;广场的起坡取材于皇家宫殿高台建筑的手法,烘托出了宏伟的巨构。简洁的矩形平面与北京的城市格局相互协调,非对称的形体呼应街道转角空间。青铜、木材、砖石等传统的材料代表北京悠久的历史。不锈钢顶棚、玻璃幕墙和先进的建造技术表现新北京的现代。阳光大厅,四季竹院,将景观空间引入了博物馆,室外下沉竹园延伸至室内,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空间的封闭、沉闷的感觉,营造了开放、温馨、明亮的文化休闲环境。园林与文物展厅之间的时空交错,表现出特有的东方艺术魅力。

由内及外的探索

在新首博诞生之前,中国博物馆与世界博物馆的差距尤其明显,在以新首博为代表的一批硬件条件较好的博物馆落成之后,这种差距虽然有所缩短,但仍然在短时期内无法消弭,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在很多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遍览首博的藏品,或许没有一件能和卢浮宫的“镇馆三宝”――蒙娜丽莎画像、维纳斯雕塑和色雷斯胜利女神像――相媲美,甚至从藏品规模而言,首博在国内同类博物馆中也不是出类拔萃的。但是,就在这个以20余万套的文物和80多万枚的古钱币为藏品的主体框架的前提下,首博依然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因为,首博的定位紧紧围绕它的城市核心,围绕着这座千年古都――北京。

北京有70万年的人居史、3000多年的城市史以及800多年的京都史。用馆长郭小凌的话讲,对于北京形形之历史的展示,正是首博区别于其他城市博物馆的关键所在,因为再也没有哪一个城市能有北京这样厚重的文化与历史的完美结合,包括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

正如郭小凌馆长所说:“不管已经成为标本的金代玉器,还是景德街的珍贵牌楼;不论是元代的水月观音瓷像还是民国时期的3万件契约……都为这座城市留下了珍贵的研究史料,它们所印证的都是这个城市与历史上的王朝的背影。因为独特,所以鲜明;因为鲜有,所以不可替代。”

在近一个甲子的发展历程中,通过社会捐赠,自身征集,政府划拨等渠道,首博才具备了如今的藏品规模,堪称“世界规模最大、馆藏条件最好、最漂亮的新馆”。落成开馆以来,首都博物馆步入了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的纪元,是以首都博物馆的开放姿态为标志的,这也被专家认为是新世纪博物馆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些年来,首博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馆际交流与合作正在逐年增多。就在首博新馆开馆的第一年,首博举办了轰动一时的大英博物馆250年珍藏展;翌年,首博趁热打铁举办了卢浮宫珍藏展,第三年,又举办了希腊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的展览。首博对这些世界优秀的博物馆的邀请与参展合作,使中国的博物馆爱好者有了更多近距离触摸世界历史的机会。

在亚洲范围内,首博与东京的江湖博物馆和韩国的首尔历史博物馆已经开展了八年的馆长交流活动。人员的互换与交流也是首博对外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大英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之间,首博有着长期的馆际学术交流。

郭小凌馆长认为,这种馆与馆之间的交流也是博物馆发展的一个趋势,博物馆本身的物化历史特色,使得没有哪一个博物馆能包含古今中外的一切元素。令郭小凌自豪的是,首博的开放程度在国内同类博物馆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博物馆所必备的特色。

这就是首博的独特之处。当众多的民间博物馆还在为生存挣扎、为未来将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而苦苦思索的时候,首博已经在实践着一条由内及外的学习借鉴之路。

有限却有力的担当

当年一手创建“南通博物苑”的实业家张謇曾称:“盖有图书馆、博物院,以为学校之后盾,使承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得以综合古今,搜讨而研论之耳”。如今在中国,博物馆更多的是被认为是一个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对公众开放,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以学习、教育、娱乐为目的。一定程度上说,博物馆就是一部物化的发展史,人们通过文物与历史对话,穿过时空的阻隔,重温历史的风风雨雨。就一个城市而言,博物馆的发展程度象征着城市文化建设的文明程度。

从1953年筹建算起,首都博物馆的历史不过一个甲子。但在北京的150多个博物馆中,它又无疑是最有代表意义的一个。

诞生于北京这样有着浓郁历史与人文情怀的城市、以展示这座城市的文化为己任的首博,应该起到怎样的功能与作用?它该以怎样的姿态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是阳春白雪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下里巴人的普通人士?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一个城市博物馆对于这个城市又应该充当一个什么角色?事实上,这些疑问不仅是首博自身,也是中国博物馆领域都在不断探索的问题。

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筹备建馆和1979年正式开放开始,首博就一直秉承着做一个“城市博物馆”的清晰定位。这种定位,上世纪50年代首博在筹建阶段就已经深入探讨。那时候的思路是“参照苏联的做法,北京要建一座“首都历史与城市建设博物馆”。

郭小凌认为,无论首博怎样发展,都不会脱离其城市博物馆的初衷。其展陈在有限地涉猎世界和其他区域的同时,北京的人居史和城市的发展史仍然是首博的重中之重。

深谙博物馆现状的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认为,无论是首博还是鲁博,都不可能走进每一个人的视角。博物馆对于观众的知识层面有着一定的定位与要求,对于历史与文化不甚了解的人的确看不透其中的门道。博物馆阶段性地火热或冷清,都是有着这方面的原因。不过,近些年北京的许多博物馆相继向未成年人敞开大门,以及博物馆免费政策的广泛实施,也让人们日常生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根据首博的统计数据,每年接待的参观人数大致在120万人次左右,相对于免费政策之前的80万左右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馆长郭小凌认为,这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数字。太多不利于观众静静地欣赏,太少则不利于文化的广泛普及。

据统计,在这120万人当中,绝大多数都受过良好教育,有六成以上的人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相比博物馆免费政策广泛实施之前,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曾经因门票过贵而无形当中被拒之门外的农民和其他务工人员,也有了与首博零距离接触的机会。

郭小凌馆长坦言:来到古都北京的游客,只有当长城、故宫、颐和园游览完毕之后,也许才会想到去首都博物馆看看。因此,首博很少出现那种门庭若市的场面。以此来看,博物馆对自身的清晰定位是相当重要的。

地处首都的博物馆,并不一定必然冠以“国家”之名,例如巴黎坐拥卢浮宫、奥赛博物馆等多座世界级殿堂,但仍然有卡纳瓦雷公馆这样的巴黎城市博物馆,甚至于,在法国革命史这样的专业领域内,卡纳瓦雷博物馆更可以笑傲卢浮宫之上。可见,一个具有清晰定位的城市博物馆,仍然可以在充斥“部级”的环境中求得发展空间。

然而在北京,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首博在践行城市博物馆的内在要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在担当着国家博物馆的角色与责任。不少观众面对“首都博物馆与国家博物馆有何不同?”的问题时,往往会产生诸如“首博不就是国博吗”的反问。

郭小凌馆长承认,之所以让人感觉首博即是国博,或者说首博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国家博物馆的功能,是历史与现实的结果。中国的国家博物馆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而成,从2005年至今,国家博物馆都在扩建改造。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也是硬件条件最好的世界级国家博物馆。但是在新馆揭幕以前,首都博物馆不可避免地要担当起国家博物馆的部分角色。

正是在“首都,而非国家”的精确定位上,首都博物馆一方面要立足于北京,例如2009年秋季倾力打造了《千古探秘――考古与发现》《城市记忆――百姓之发展》《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展》《多彩文明展》四大展览,广泛涉猎了世界历史以及北京的都城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另一方面,首博又有力地承担起一些重要题材展览,例如2009年的建国60周年大展,2008年的五大特色展览,都是浩繁的巨大工程。在展陈提纲的写作、所需展品的拆借上,首博都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郭小凌馆长坦言,这种大型题材的展览绝不是举一两家博物馆之力便能处理得游刃有余的。展览涉及藏品之广泛、主题之宏观,都不是首博能一力承担的。而在这个过程中,首博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组织者和发起者,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为观众奉献了近百个规模和主题都堪称宏大的展览。

2008年奥运前夕,首都博物馆举办了风靡一时的奥运五大展览,涉及兄弟展馆近百家的诸多藏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首都博物馆接待观众近23万人,最高日参观人数近2万人。期间,不论是围绕千年北京的《北京文物精品展》,还是展示源远流长的东方文明的《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无论是诠释区域文明历史传承的《长江文明展》,还是充满活泼气氛的《紫禁城内外竞技游戏展》,抑或是来自奥林匹克故乡的《公平的竞争――古希腊竞技精神展》,都让观者体会到了首博的匠心独具,这些展览让数十万人在参与体育盛事的同时,也切身享受一次文化盛宴。

首都博物馆要做的,不是中国的卢浮宫,更不是中国的国家博物馆。在馆长郭小凌的眼中,首博仍然只是一个大型的城市综合博物馆,但它以保护、研究这座城市所遗存的历史证据和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为己任,为北京、为中国肩负着有力的文化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