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如何进一步成为“科学”

所周知，社会科学尽管也称“科学”，但与自然科学并非一个“科学”量级，它存在一个难以解除的“咒”，那就是研究者本人的立场、观点、身份、利益，乃至别的种种先验性东西，会不可避免地渗入并影响研究本身，从而导致研究失准，极端的甚至“位置决定想法”。

这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如物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客观外在的，虽然也会有量子测不准现象，但物理学迄今应该还是原则承认客观外在的世界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存在某一部分人的物理学，就一个物理学。不存在前苏联李森科认为的某一阶级的自然科学。

经济学可能是社会科学中科学性最高的学科，不仅很早就得到了数学化的武装，而且在1968年进入了诺贝尔奖系列——这应该能够标志经济学的科学性获得了相当的公认。但经济学的“咒”并没有被解除，相反，由于经济学本身就是关于利益的，以致阴谋论十分盛行，如部分人坚定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某些国家的阴谋。

阴谋论经济学可能有点上纲上线，但社会科学存在难以解除的“咒”，绝对真实不虚，其背后正是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自我解释；社会科学之所以被套上阶级性甚至阴谋论的套，症结也就在于不能够自我解释。从一个小幽默讲起吧：

一个忏悔者来到教堂，对神父说：“神父，我错了。”

神父说：“只要你认错，主一定会原谅的。”

忏悔者说：“我偷了一个人的自行车，现在我要把它交给您。”

神父说：“不！不要给我，把它还给失主。”

忏悔者说：“我已经问过他了，可是他不要。”

神父说：“那你就收下吧。”

下班后，神父发现他停在后院的自行车不见了！

神父万万没想到，忏悔者说的和偷的就是他本人——“我”——的自行车。小故事或许虚构，但类似的现象真实而普遍。在观察、思考和分析问题时，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我”自己排除在外。这不只是生活经验，它正属于最基本的逻辑，即任何形式理论都能够解释它可以解释的一切，但绝不能解释自身，作为自身的“我”被该形式理论自动排除在外。这是由奥地利数理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在1931年论证的，学名叫“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但事实上，自我解释的难题早已被发现，古希腊就有“说谎者悖论”，在哥德尔之前，英国哲学家兼数学家伯兰特·罗素于1902年即提出“集合论悖论”——为避免没必要的“数学味”，且借用理发师难题来表意：

有位男理发师，擅刮胡子，细致利索，门庭若市，但并非所有男士都能做他的“上帝”，他给且只给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士刮胡子。但理发师为不为自己刮胡子呢？如为自己刮胡子，那他就不能为自己刮胡子，因为他只给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士刮胡子；如不为自己刮胡子，那他就能为自己刮胡子，因为他给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士刮胡子——左右为难，理发师对自己的胡子无可奈何。

理发师之所以对自己的胡子陷入两难处境，正在他对“上帝”的要求——给且只给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士刮胡子——在逻辑上涉及自身，一旦涉及自身，解释即陷入困境。这是且只是个常识，形式理论必定使用假设，并依赖于假设，也就是必定把“我”自己排除在外，怎么可能解释自我呢？但科学性是理论的生命所在，如何避免理论一方面不得不使用假设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够解释自我的困境呢？不妨直接将“我”就“我”，干脆从“我”出发，阳谋之——如此一开诚布公，时刻提醒“我”之界线，不能说已是最终的自我解释，但至少已为自我解释大大减压。

这正是注目礼理论的独特之处，它从“我”出发，并自始至终贯穿“我”。这里的“我”既是一个具体人格，也是每个人的“我”，因为“我”存在每个人的心底。即是说，注目礼理论从“我”出发并紧扣“我”，实际上完成了把所有人无区别地整合到同一个命题，从而为社会科学解咒。在注目礼理论的“注目”下，哲学社会科学成为科学性一点也不亚于自然科学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