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

摘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以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为先导，人类开始步入信息社会。信息问题逐渐成为法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以信息为法律权利的客体，逐渐衍生出了新的权利类型即信息权利。信息权利是以信息为客体的一类法律权利的概括，依照其主体的不同，分为个人信息权利、组织信息权利和国家信息权利。

关键词：个人信息权利 保护

一、个人信息权利的概念和内涵

个人信息权利主体是个人，是有生命的自然人，不包括法人和已死亡的自然人。因为个人信息权利是围绕个人的信息活动形成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关系，已死亡的自然人失去了参加信息活动的能力，其周围不存在因信息活动产生的权利义务。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息活动与个人的信息活动在范围和方式上存在差异，其所关注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围绕信息活动产生的权利体系也有不同，保障手段亦各不相同。如关于资料保护，个人信息权利中的资料保护主要通过个人资料保护法得以实现，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权利保护，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资料保护则主要通过商业秘密保护法进行，更多得倾向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按照作为权利客体的信息来源不同，个人信息权利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部分，一是个人对其自身资料的支配、控制、排除他人干扰的权利，另一个则是个人从他人、组织、政府机构获取真实、完整信息的权利。简单地说，就是个人对自身信息的控制权及个人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权利。

二、我国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

1、知情权的保护

我国对知情权的保护体现在“政府信息公开”的研究与实践上，“在我国，政府掌握着80%的社会信息资源，但只有20%是公开的。”政府信息一直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各种应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没有公开。甚至许多涉及公共利益的规则并不为公众所知。虽然早在1987年中共中央十三大报告就已经提到要“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虽然从1994年我国就在一些地区开始试行“村务公开”，并在1998年将其作为一项制度在全国各地普遍实行。虽然2000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关于在全国乡镇政权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通知》，要求“在推行乡镇政务公开的同时，县（市）级以上政权机关也要积极探索实行政务公开的有效途径，逐步推行政务公开制度。”2003年SARS肆虐前期某些党政机关隐瞒信息、或公开虚假信息的行为还是让我们看到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建设的薄弱。“非典”事件对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安全无疑是一项灾难，然而对于迟迟得不到落实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非典”事件无疑提供了一个契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要起草人周汉华教授指出：“‘非典’风波暴露出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严重滞后的不足，也使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那以后，立法速度大大加快了。”

在此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7年4月5日公布，并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根据该条例规定，除了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以外的政府信息，原则上都应向社会公开。各级行政机关必须按法定的重点范围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公民、法人等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如果政府部门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可以通过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予　以监督和追究……？条例的正式实施，为我国的政务公开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为各个地区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标准和参照，也为公众知情权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保障，对公众知情权的可诉性做出了正面的回答。

2、表达自由的保护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在新中国颁布的四部宪法中，都确认了言论自由。现行宪法除了规定言论自由之外，还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虽然相关立法有这样的规定，但中国目前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不断涌现，这样的客观条件限制了中国政府在政治体制领域改革的空间，中国不具有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言论自由的现实基础，言论自由的保护面临很大的问题和挑战，首先，言论自由相关立法的滞后与公民要求享有更多的言论空间相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工加剧，社会利益及社会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意志和需求。为了保护其自身利益，他们迫切要求在国家立法中反映自己的观点和要求。需要更广泛的空间进行讨论。我国政府虽然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启动了相应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却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相应法律法规至今仍悬而未决。其次，公民日益扩大的言论自由与其他自由和权利之间存在矛盾。目前，公众特别是新闻机构广泛地介入了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由于法律的有关规定并不健全和具体，舆论监督和其他社会利益之间出现了很多纠纷和争议，因为没有相应法律法规的规范，言论自由泛滥却没有真正实现。第三，信息高新技术与中国现阶段言论自由保护存在矛盾，但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技术，我国政府为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3、信息拒绝权利的保护

如前所述，个人拒绝信息的权利作为一种新衍生出的权利，各国对它的保护都很不完善，虽然我们每天面对无数垃圾信息，虽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信息穷人最终反倒被信息淹没，这真是信息时代的悲哀。”

保护个人信息权利的目的在于保障个人的信息自由，“资讯自决”，因此，我认为对于公民拒绝特定信息的保护，和保护给予公民特定信息同样重要。信息拒绝的权利是一种主动选择的权利，类似于表达自由的权利，因此，对信息拒绝权利的保护也应该以例外规定的形式加以实现，除特定的“因公共利益而必须知晓的信息”外，公民可以在现有技术水平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拒绝接受其他信息。这里涉及一个自由的限度问题――如果公民选择拒绝某一信息，但这一行为会给公民自己带来实际的损害，政府是否应当加以干涉？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人有选择的自由，只要他的选择不会在公共利益范围上造成大的影响，他的选择就应该是自由而不受干涉的，在此意义上，公民可以做出任何一个“损己（不）利人”的选择，如同公民可以选择在某个时间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以选择自己爱人的性别，选择是处于自愿产生的，选择是对应着责任承担产生的，只要做出选择的人愿意且能够承担那个责任，就不必对选择做出限制。

三、对我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建议

个人信息权利是围绕个人信息活动而产生的一系列权利，对其进行保护的核心在于保护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包括针对外界信息的自由获取、自由传播以及自由拒绝，也包括对自身资料的自由控制。个人在公共利益的限制之下自由选择是整个权利体系的核心，因此，对于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有以下建议：

1、“以自由为原则，以限制为例外”。个人信息权利围绕个人的信息活动产生，对这一权利体系的规范实际上是对个人信息活动的规范，也就是对个人活动的规范，自由，尤其是选择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自然的成为对人进行规范的原则。自由不是绝对的，人的选择必须在其能够负责的范围内进行，因此，出于公共利益等个人选择无法超越的需要，政府可以对个人的选择进行限制，但这个限制只能以例外的形式出现，

2、权利边界具有模糊性。法律是概括的、抽象的，它对事物的描述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精确性。尤其信息权利这一类通过描述边界得以体现的权利类型，描述的不精确给信息权利的边界带来了很大的模糊性。

3、个人信息权利的各个部分相互关联，不可分割。个人信息权利的产生基于个人信息活动的完成，信息活动本身是一个连贯的整体，由此产生的各项权利也因而相互关联，互为依据，不能获得无从传播，不能获得无法拒绝，没有受众，传播将失去价值，个人对外界信息的处理从来都不是割裂的几个步骤，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契机，我国公民积极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将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