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分析

摘要：本文认为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入国内后，受部分学者的迥异解读和西方女性主义论著在国内的翻译差距，以及传入理论书目的受限等多种原因影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国内的发展产生了种种“走偏”现象，诸如某些女作家的“身体写作”、女性主义批评的“霸道”逻辑等，笔者就此简单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西方社会发展了数百年之久的女权运动在文学领域中的发展，主要分为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英美学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注重社会批评、强调女性自身的文化传统、关注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而法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抽象思辨，是关于女性主义的理念论说。随着中国政权的日益稳定、妇女运动和女性写作的不断兴起，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开始传入中国，其中英美学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明显。在强调女性自身的文化传统上，从女性自身角度出发，英国学者弗吉利亚•沃尔夫在1929年其经典论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对女性写作传统进行探求，讨论了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要求发掘女性经验，但她拒绝“女性意识”，看中创作中的性别无意识状态，主张女性在写作时要忘记自己的性别，做到：“像女人那样写，但是更像一个忘记自己是女人的一个女人。”[1]同时她在这本论作当中也提出“雌雄同体”（androgyny）的概念以及女性“失语症”问题。但像沃尔夫的“忘记自己性别”在当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似乎已渐渐在发展中被淡忘，女性主义传入到国内后更偏爱的似乎像是埃莱娜•西苏般充满着激情拿起笔号召女性进行写作：“写吧！写作属于你，你自己也是你自己的，你的躯体是你的”，“写吧，让任何人都无法阻止你……不要让男人拖垮你；不要让愚笨的资本主义机器拖垮你，……也不要让你自己催垮你”。[2]西苏也继沃尔夫之后提出“双性同体”说，这对于父权社会性别二元对立的伟大解构固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国内目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多的是，只发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点中较为偏激的一面。Feminism这一词很早就由西方传入国内，一开始都被译为女权主义。但从1992年在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的序言中，译者将这个词译为“女性主义”后，国内学者一般倾向于用“女性主义”而不用“女权主义”来诠释feminism，“女性主义”一词更能较好的表明这是一种性别意识和文化态度。正如朱立元先生在其《女性主义批评简论》一文里所概括的“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猛烈批判，挖掘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文学传统，重评文学史，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3]无疑这正是一种“女性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

现今，国内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体系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女性主义批评的学者，但是热现象往往需要冷思考。尤其是在对待性别概念的理解上，法国学者西蒙•波伏娃在国内2011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4]这一观点被部分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视若瑰宝，在各种各样的女性主义批评中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但这样高频次的使用值得我们去冷静思考。同种情况，虽然国内女性主义学者进行了许多努力，但“西方文艺理论走过100多年的路，中国文艺理论仅仅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走过了”的大背景环境下，[5]我国现有的理论体系大都奉行“拿来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走向极端，出现一些弊端，笔者试图对其进行一些归纳。

（一）女性主义批评中“女性写作”

对于国内的部分坚定的女性主义学者来说，女性写作就应该与男性写作划清界限，必须旗帜鲜明且立场坚定，是属于她们自己的写作。因为在他们看来古往今来，诸多的文学作品中的话语权都是被男性控制，所有的写作也呈现男权模式，男性主体主导着文本和话语走向，因而女性必须崛起，争夺属于自己的话语权，而不是臣服在男权话语模式之下的文本写作。沃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也提到了“女性失语症”：女性作家就是缺少一间能够自由阐发自我观点的屋子。女性表达自身无可厚非，但在这样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倡导下，新时期随着新媒体普及，网络空间更加自由的大环境下，国内出现了卫慧、棉棉类用身体或者肉体写作的女性，凭借着女性身份描写自己的和肉体经验。更有木子美这样的公开发表“日记”以具体情节一炮而红者，这样的作品并没有太高的文学价值，但却因为对女性肉体经验裸的描写满足公众的窥探欲而受到欢迎，甚至因为她们“作品的内容，尤其是作品人物以及作者本身的生活方式却为当代女性主义所称道。”[6]荒林在“各自表述：性别视角与个人立场”中将其列入女性写作的媒体阶段，称其为“第四阶段”。[7]同样受到追捧的还有各种新晋“美女作家”，我们可以发现在各种宣传中对作家的外貌及其他方面的宣传大过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考究。其实早在1985年国际女作家大会上，张抗抗已有《我们需要两个世界》的发言，在这次发言中她提出：“超越性别的小圈子，既不鼓励对抗的女性写作，也不鼓励对立的女性写作。”部分女性主义学者就此展开激烈批评，“正是在这种男权文化的长期熏染、浸淫之下，不光男性社会对女权充满蔑视和敌视。甚至连女性自身也对女权怀有莫名的偏见而缺乏正视的勇气。”[8]显然，女性主义者所标榜的“身体写作、性别写作”一方面忽视文学真正价值，另一方面又很容易陷入了以身体写作博得大众眼球的困境，并未能真正提高女性的地位。

（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在作品解读中的滥用

当前国内的文学批评存在着的一个严重现象便是“很多文学批评都是先找好‘理论’，然后再从文本中寻求佐证，一篇评论往往就变成了对某一种理论的演示，更可怕的是批评家所演示的‘理论’这其实只是那种‘理论’的‘字面意思’……甚至背道而驰。”[9]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这一现象也十分普遍，比如不少评论者喜欢将张爱玲、李清照等女作家归入女性主义，比如在评价张爱玲写作的意义时会张爱玲文章中呈现的人物与形象无限靠近女性主义，称之为中国的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对李清照的评价也是“易安女性意识的觉醒贯穿于她诗词创作之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她对自身女性美的关注与热爱，把女性天性中的爱美因素发挥到极致”[10]诸如此类；甚至还有些许女性主义批评者套用女性主义解读《诗经》，认为诗经中的某些作品“把男女放在同样是人的地位上来思考自己的悲剧，充分显示了她自我意识的觉醒。”[11]诚然，诸如李清照、张爱玲的作品中有表现她作为一名女性对于生活或者是自身的感悟诉诸于文本之中，表达了她对于自己的性别的认知，她们的文本中抒发了女性自我的意识或者说是某些写作手法较为独特。但是这样的一种性别上的觉醒就可以称为这些女作家意识到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认识到了文学话语中的被控制，倡导建立平等的男女两性关系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当然不能。因而这些学者将并不相及的作品标注为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作品中的体现，是女性主义早期的觉醒，这样的说法都是荒谬的。

（三）“空想”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纵观国内目前的女性主义批评，大同小异都是对于文本中女性地位的探求，男性主导话语下女性权利和自我的丧失。总之都是为了控诉当下的文学作品中，“男权”横行，“女权”丧失。为此他们认为要“男权”就得要求“女权”唤醒女性意识，挖掘女性作家，建立起女性文学史诸如此类。然而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这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对于文学艺术的本质、功能、结构和形式等韦勒克所言说的文学内部研究却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直接忽视。“当它反作用于文学的时候，它只能提出一个思想标准而非艺术标准。”[12]因此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触及到文学批评本质，对文学的发展提出可行的建设意见，更多的则是通过这种批评方式实现对“女权”的追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还希望通过文学来唤醒女性意识，颠覆男性话语的主宰地位，争取女性解放的政治理想，但这种企图通过文学解放女性的理想终究只能是一种空想。“因为人类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不是由男性意识所决定，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也不是妇女运动。”[13]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部分先锋女性意识，但却不是这个问题的根本解答。

（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霸道”逻辑

此外，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更是犯了吴义勤所说的“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各种文学个体归入某个‘群体’或‘现象’。以此赢得命名或言说的机会。”[14]通俗来说，这种现象就相当于社会上老人的“倚老卖老”现象，女性主义批评家标榜自己身为“女性”这一身份，在文学批评中过度使用这一话语，针对文学作品中出现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且这一形象多是“弱者”的形象，于是她们在文学批评中便会激烈地为女性所受到的不公遭遇大声疾呼，把个人遭遇升华为普遍的群体遭遇，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的批评往往有失真实，在她们的理解里，女人本身是无罪的，女人的所有悲惨遭遇都来源于男性，批评家们却没有考虑到女性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同时她们也彻底忽略了女性自身的能动性。如果这样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是成立的，那么诸如老人、黑人、犹太人等这样多“类”的“弱者”形象，是否都可以像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一样拍案而起，要求建立老人主义文学批评、黑人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老人主义文学批评、儿童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都成立的话，那么不仅文学批评的种类过多，文学批评的外延似乎也成为无止境的扩大，毕竟这些批评家们只要说一句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这一切似乎就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具体真实的存在。

当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出现“走偏”的这些现象背后原因有很多，因此我们就针对上述现象将原因进行归结并提出一定建议，主要可以分为，一是对于西方理论的了解和解读各不相同。对同一理论各不相同的解读一方面是建立在每一个学者关于理论的解读不同，不同学者的认知结构和研究背景不同，对理论文本解码亦各不相同，因此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产生的解读便各有侧重。另一方面是亦如上文所说，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历时悠久，而国内相关的女权主义批评书籍既没有将国外的相关资料完整翻译过来，又在译作的过程中因为翻译者的水准或是翻译者的解读偏差出现许多版本上的偏差甚至对理论本身进行各种曲解，从而导致国内不同的学者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理解各异。二是既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一理论是属于西方传入中国的外来物，那么与此前西方其他文学理论在国内文学现状的运用和发展一样，都是优劣并存，毕竟中西方文化传统和差异一直存在。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传入中国数年来，国内现有的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仅仅是对她的部分图解，并没有与国内文学的现状以及它自身原有的解读紧密的结合一起，诸如西方女性主义所倡导的“身体话语”在中国女性主义解读当中只能看到性或者是私人话语部分，却没有理解传统西方文化中“身体”可以指代的复杂内涵，“‘身体’是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哲学的核心，在他那里，身体与主体可以互为取代，我即我的身体。‘身体’并非只是一个外在认识的对象，而是具有经历知觉作用的能力，可使世界万事万物更能够彰显出其所潜藏的奥秘。”[15]这也是国内受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影响较深而忽视了法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其实是结合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批评为一体的用来对于父权文化的一种理论综合的结果。只有在充分了解中西方文化上差异，才能更好的理解理论，并根据国内的文学现状选取适用部分进行批评，那样便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目前国内学术大环境下学者们纷纷追求“酷评”“潮评”的诸多影响。经典文本经过无数次的解读难免让一些批评者觉得难出新意，文学批评在文化批评的影响下不免就走向了“反文学性”倾向，既对作家和其作品不尊重，出现“翻新”解读，又是对文学批评本身的不尊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过度的偏向于追逐女权或是偏向女性的性别意识诉求正是体现了这一点。诚然，这种激烈的女性主义批评也许在国内有深远的道德和思想启蒙意义，但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仅仅沉浸于激烈的性别解构或是在权力诉说中渐行渐偏，这样的文学批评究竟可以走多远不难预料。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逐渐沉淀，我们需告别偏激和极端，慎重地去审视并运用女性主义这一批评理论。

作者：周凌玲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