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法律的应用与价值

卢梭的时代是一个极端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了最高峰并开始转向没落的时代，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在18世纪这样一个思想革命的年代，卢梭思想应运而生。时代需要像卢梭这样的思想家来揭露那种使少数人富有、无数人穷困和全体人民不幸的不公平的社会，揭露专制社会的一切虚伪，时代需要卢梭思想作为社会变革的指针。于是卢梭作为先锋，作为旗帜，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卢梭崇尚自由，因此他力图追溯人们何以失去自由，卢梭把自由与平等看作是人性的产物，是人生而具有的，然而事实上，人们本应享有的这种自由并未在社会中转化为现实：“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为什么呢？卢梭通过思考，认识到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私有制导致了政治制度，统治和奴役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社会财产的不平等导致了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又是政府腐化的原因，而不合法的权力的产生则是政府腐化的必然结果。正是这种不合法权力的产生才使社会中的人们丧失了自由，而成为奴役的对象，因此人类恢复自由平等的有效途径就是建立法治共和国，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卢梭所向往的法治共和国是怎样一种状态呢？以下将从其法律思想的形态和价值追求具体阐述。

一、法律的形态

在卢梭眼里，法治共和国里的法律就是公意的宣告，；“法律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公意通过国家权力加以肯定，就是国家的法律。社会公约赋予政治体以生存和生命，立法赋予政治体以行动和意志，法律是政治体的唯一动力，政治体只能由于法律而行动并为人所感到，没有法律，已经形成的国家就只不过是一个灵魂的躯壳。为了遵循公意就必须认识公意，于是就出现了法律的必要性。他的法律概念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意志的普遍性，即必须是公意的行为。公意体现大多人的意见，他总是倾向于平等，而且总是公正的，它以公共利益为依托。另一个是对象的普遍性，即法律只考虑共同体的臣民以及抽象的行为，而不考虑个别的行为。通读卢梭的著作，我们会有这么一个鲜明的印象，卢梭的法律观显然是把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的，并且主张对个人权利作一定限制。卢梭坚信个人的“自然权利”，但他同时强调集体“公意”的至高无上性。他致力于协调个人意志和公共意志，努力从者和集体“公意”的至高无上性中寻求社会生活的终极规范。因此，卢梭的理论在尊重人的自然权利的前提下，对个人意志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并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强调通过调和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的矛盾并使之趋于同一，来达到最终实现保障个人“自然权利”的目的。另外，卢梭还将法律进行了分类，区分为自然法和实在法。自然法只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之间，称为万民法，其适用范围只限于理性动物，是人类实在法的基础。实在法可分为四类：

（一）政治法。调整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值于现代的宪法。卢梭将政治法称为根本大法，其基本内容有两方面：一是者与统治者的关系；二是统治者权威的范围和界限。卢梭用数学中的连比例表示了这种关系：者／政府＝政府／国家。即政府所施与国家的行政权力，应该等于者所赋予政府的权力。卢梭的政治法理论包含着力量平衡、权力约束等方面的合理成分，所指出的政治法实质内容是者约束政府，以防公共权威的受托者滥用权力，防止国家陷入专制政体，对今天的任何国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民法。孟德斯鸠认为政治法使人类获得自由；民法使人类获得财产。一个国家民法的发展是与该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卢梭将民法定义为调节公民之间的关系和公民同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并主张公民之间关系的比率应尽可能小，而公民对国家关系的比率应尽可能大，这样，使每个公民对国家处于极其依附的地位，因为惟有国家强力才能使得它的成员自由，而对于其他一切公民都处于完全独立的地位。这里可以看出，卢梭在民法的关系中强调“国家的强力”并不符和民法的本质，公民若对国家处于极其依附的地位，并不见得能体现民法意义上的自由。

（三）刑法。卢梭认为，刑法规定个人与法律的关系，即不服从与惩罚的关系。卢梭与孟德斯鸠有类似观点，不主张重刑，认为刑罚频繁总是政府衰弱或者无能的一种标志。对公民应进行守法教育，尊重法律才是第一条重要的法律，严厉的惩罚只是一条无效的手段，它是气量狭小的人所发明的。从卢梭反对重刑，主张轻刑，但又不反对死刑的观点看，卢梭的刑法和刑罚思想是具有辨证色彩的。

（四）风尚、习俗和舆论。卢梭所说的风尚、习俗和舆论，部分内容可包括习惯法，但很大成分正是人们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形成的权利义务观念，他把风尚、习俗和舆论视为法律并不妥当，但他看到了道德对政治的意义，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道德是内心的准则，法律是外在规则，道德和法律在政治中缺一不可。

二、价值追求

卢梭的理想是民主共和国，而这个民主共和国必须依靠法治，他把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称做共和国，因为只有在法治的国家，才是公共利益在统治着，公共事物才是算数的，没有法治就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平等，就必然导致凭一己的意志为所欲为的专制统治。这样的国家就违背了人民订立契约，成立国家的初衷，人民就有权对他采取否定的态度。在法治共和国中，卢梭有着他自己的对法的价值的追求。

（一）法的最高价值追求。同所有自然法学家一样，卢梭把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追求：“毫无疑问，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完全出自理性的普遍正义，但是要使这种正义能为我们所公认，就必须是相互的……当正直的人对一切人都遵守正义的法则，却没有人对他遵守时，正义的法则只不过是造成了坏人的幸福和正直的人的不幸罢了。因此就需要有约定和法律来把权利和义务结合在一起，并使正义能符合它的目的。”［这种正义论的法律价值观和卢梭法律思想所包含的权利、自由、平等、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因为正义概念的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卢梭把公共幸福作为法律的目的：“由社会公约得出的第一条，也是唯一真正根本的法律，就是每个人在一切事物上都应该以全体的最大幸福为依归。”而全体最大幸福什么呢？是自由与平等。因此，卢梭又把法律看成是规定和保护个人自由、维持平等的手段。“惟有服从人们自己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我们制度之下的根本大法应该是平等。”

（二）理想法律的追求。卢梭认为良好的法律是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前提条件，因此要制定理想的法律就必须：由人民掌握立法权，因为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而具体的立法责任则必须由立法专家承担，他们是贤明的、天才的、智慧的人物，但这种人必须到外邦去请；立法的目的必须是以谋取人民的最大幸福为原则，立法最完美的程度是能够使人民取得比在自然状态下所得到的力量更大的力量，通过立法，使人民的自由、人身和财产完全得到更大的保障；同时立法要注意各种自然的社会条件，卢梭受孟得斯鸠影响，把法律同自然条件相关联，主张因事制宜，使法律同这些事物和现象保持协调；法律应该保持稳定性，没有充足的理由，不能轻易变更法律。但当法律所保护的利益要求变化时，应适时修改法律，当法律成了君主或其他强者胡作非为的工具时，就必须废除它；理想法律的语言是通俗易懂的，立法者要用大众语言，向大众说法，否则就不能被他们所理解。

（三）自由精神的追求。揭示人的天赋自由，抨击现时的不自由，消除两者的矛盾，实现真正的事实上的自由是卢梭整个政治法律学说的主线。卢梭区别了三种自由：自然的自由、公民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自然的自由即人们彼此完全独立的状态，它只能存在于没有法律的自然状态；公民的自由由权利构成，即有权做法律允许他做的事情，公民的自由以法律或社会规章为条件，他们由国家或其他公民通过集体活动强制实行，有制裁的威胁；而道德的自由是服从个人强加于自身的规则，仅仅涉及个人与他自身的关系。卢梭设计的社会契约的最终结果是必须“同以往一样的自由”，他坚决反对一方对另一方无条件地转让自己的自由和，以致一方具有绝对权威，另一方是无限制的服从。这本身是一项无效的而且自相矛盾的约定。他说：“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

（四）平等精神的追求。卢梭倡导政治制度之下的根本大法应该是平等，没有平等，便没有自由，国家除了功勋、德行和对祖国的贡献外，不应再容许有别的区分。但卢梭并不反对个人所有制，因为他觉得反对是不可能的。卢梭的思想是企图将它限制在最狭隘的界限之内，使它始终服从公共幸福，可卢梭并不希望国家贫困，相反他希望他能享有一切，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贡献而享有公共财富中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也许有人会说，卢梭的平等在实践中不可能的，应该说明的是，每个思想家都有其自己的理想国，那里面寄托着他本人对政治社会的向往，理论不必就以史实为根据，法理上能否成立是一回事，历史事实是否如此则是另一回事，古往今来的历史上有没有过自由平等是一回事，人们在法理上应不应该享有自由平等又是另一回事。因此卢梭反驳说：“如果滥用权利是不可避免的，是不是就应因此一点也不去纠正他了呢？恰恰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摧毁平等的，所以立法的力量就应总是倾向于维持平等。”卢梭的“自然状态”下的人是自由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自然关系”。他认为，法律只不过是在保障着、伴随着和矫正着这种自然关系而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是卢梭法律观中的核心原则，他认为法律体现公意和公正，无论任何人包括君主或国家都要服从法律，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不是官员而是法律，统治者是法律的臣仆。但必须指出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带有欺骗性，“因为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穷人和富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可无论怎样，一位思想家能疾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社会能大力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很可贵的进步。恩格斯指出：“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的，但还是作为全人类要求来阐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