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业准入制度的国别效应分析

摘要：营业准入制度的国别效应是指国际资本、跨国投资、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贸易对不同国家或地区营业准入制度设计、调整和变化的反应程度。以国际资本的流动为例，从静态来分析，表现为营业准入限制国的资本挤出效应和营业准入开放国的资本集聚效应；从动态来分析，则表现为营业准入限制国因制度调整而创造的投资洼地效应和营业准入开放国目制度供给过剩而产生的资本溢出效应。对欠发达国家和营业准入限制国来说，适度地对其营业准入制度进行有效的调整，选择自由、开放型营业准入制度，可以解决营业准入方面的制度不公和制度供给不足问题，进而以营业准入制度优势来换取国家竞争优势。

关键词：营业准入；挤出效应；集聚效应；洼地效应；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3-0124-05

一、引论

自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创立竞争力学说以来，国家和企业的实质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已成为评价国家力量的重要指标。所谓竞争优势，“就其根本而言，来源于一个企业所能为其买主提供的价值，这个价值高于企业为之而付出的成本”。而国家的竞争优势，则决定于特定条件下所拥有的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等4个方面构成的钻石体系，是钻石体系中的单一或系统性的环境因素决定着企业的诞生与竞争模式，从而最终形成国家竞争优势。因此，诸如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核心竞争力，构成企业并最终形成国家的竞争优势，从而形成以占有为基础的、以获取为基础的、以能力为基础的不同类型竞争优势。有学者认为，企业在竞争过程中所发生的或者可以形成的各种“关系”或“环境”、企业所拥有的或者可以获得的各种“资源”、能够保证企业生产和发展以及实施战略的“能力”、不受物质资源约束而本身却能够物化为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的“知识”或者“学识”等，是决定企业竞争力并进而转化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四大要素。近年来，有学者以贸易自由化为切入点，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优势形成中的某些差异性；也有学者从产权制度性安排的视角，探讨了市场产权安排对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影响。然而，在市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主要生产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流动和配置，以之为基础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和国家的直接竞争优势并非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绝对性。正如迈克尔・波特所言：“国家是企业最基本的竞争优势，因为它能创造并保持企业的竞争条件。国家不但影响企业所做的战略，也是创造并延续生产与技术发展的核心”。对于特定国家而言，其竞争优势首先表现在其吸引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方面的制度优势，这一制度优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又是集中地反映在一国营业进入的自由度和国内市场的开放度等营业准入制度安排上，特别是国家对营业进入所设定的限制性条件与市场准入的一系列程序性安排，对刺激或抑制营业性投资、吸引或排斥优势生产要素，具有基础意义。通过对营业准入制度的市场效应分析，可以揭示特定国家的营业准入制度与其竞争优势形成之间的必然关系。

二、营业准入制度国别效应的一般分析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本、技术、劳动力、管理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某一国家或地区营业准入制度的状况及其调整，就必然会引起国际资本、跨国投资、一体化生产、产业的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的相应变动。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政府向外商开放了部分产业领域，允许境外资本投资于机械制造、餐饮服务、食品加工、家用电器等产业领域，此举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特别是海外华人资本进人中国内地，从而掀起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一次国际资本大流动，不仅有效地促进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和转型，而且由于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生产过剩或竞争过度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内地，也带来了新的一次国际生产分工和产业替代的大调整，从而刺激新的一轮国际经济的周期性增长。可见，某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营业准入制度，不仅对本国投资、营业、生产、产业和地区经济发展有实质影响，而且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域外经济和国际贸易也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营业准入制度的国别效应，其影响包括国际资本的流动、跨国投资的走向、一体化生产与产业国际分工的变动、全球贸易份额与增长比例的变化等多个方面，并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进行分析。(1)从静态来分析，主要表现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营业准入制度的现状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营业准入制度的吸引效应和竞争优势，因此，在经济开放和贸易自由的条件下，不同国家或地区营业准入制度的现状对该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对国际资本、境外企业的吸引力，具有关键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制度优势或者说制度的竞争优势就集中表现在其营业准入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因此，从生产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开放经济格局来看，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均衡、产业的国际分工和跨国投资的流入份额，与该国家或地区营业准入的自由或开放程度有着内在的联系。(2)从动态来分析，某一特定、不同国家或地区营业准入制度的调整或变化对既有国际资本、跨国投资、一体化生产、产业的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等国际经济格局的冲击和由此引起的连续反应。如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对本国营业准入制度进行改革，使其营业进入更为自由，向民间或外商开放的产业领域更多，则不仅会刺激本国的民间投资，促进本国的营业，从而增加本国的生产和供给，进而使其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同时，由于该国家或地区营业准入制度的改革而产生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或使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流入该国家或地区，或者使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某特定产业转移至该国家或地区，如此又会带动新的一轮国际资本的流动或国际分工的调整。此外，不同国家或地区如同步对其营业准入制度进行调整，则既有国际资本、跨国投资、一体化生产、产业的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等国际经济格局之变化会更为复杂。

营业准入制度的国别效应同样存在正向效应和反向效应。以下将集中以国际资本的流动为例，以营业准入限制国和营业准入开放国两种典型制度例为研究对象，对不同情形下营业准入制度的国别效应进行具体分析。

三、静态条件下营业准入限制国和营业准入开放国的国别效应比较

在既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营业准入制度所存在的差异，从而导致国际资本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选择和流动，这种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营业准入制度的现状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营业准入制度的吸引效应和竞争优势，而对国际资本、境外企业和跨国投资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有规律流动的实质影响，即为静态状态下营业准入制度的国别效应。

(一)营业准入限制国的准入制度障碍与资本挤

出效应

就营业准入限制国而言，由于其国内法律或政策对营业进入有较为严格甚至禁止性的规定，其限制或禁止又可分为三种情形：一是不论是对内资还是对外资均予以限制或禁止，如前苏联或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就持此一政策；二是对内资进行开放而对外资进行限制或禁止，如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日本；三是对内资进行限制或禁止而对外资进行开放，如我国自1979年至2002年期间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内地私人资本或民营企业的营业进入进行限制甚至禁止，但相当部分产业领域却对外资开放。

就第一种情形来说，由于营业准入制度对资本的进入基本上是限制或禁止，从而形成营业准入制度障碍，因此，无论对国内的民间资本还对境外资本，其进入营业准入限制国是相当困难的。在此种条件下，该营业准入限制国的营业准入制度就会产生排斥或挤出本国资本和外来资本的现象。此时社会生产和经营就只能依靠既有在位企业的有限积累或者国家投资来维持，自然整个经济就会在长时期内处于低水平、小规模和结构不协调的状态下缓慢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历史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就第二种情形来看，由于该国的营业准入制度对内资是开放的，但对外资则为限制或禁止，其形成的营业准入制度障碍所排斥或挤出的是外来资本。此举虽然可以激活国内资本和刺激国内营业，但由于该国经济是在自我封闭或者在贸易保护的背景下发展，在国际贸易和双边交往中最容易引发国际纷争和贸易报复。况且，对外来资本一概持限制或禁止态度，也会使本国经济发展失去持续发展的后劲，其贸易报复导致的其他国家对该国资本输出的对等限制或禁止，自然也不利于该国国内资本在国际大分工环境中实现其增值的最大化。

就第三情形而言，营业准入制度障碍所排斥或挤出的是本国或本地的私人资本、民营企业，其结果是抑制了本国私人资本或民营企业的营业潜力，使本可进入营业领域的营业性投资被挤出至消费性投资领域，造成银行储蓄高居不下，消费与生产的结构失调，从而严重影响该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且，由于营业准入制度障碍对本国的私人资本、民营企业进入营业领域的限制或禁止，使该国的经济所有制结构和投资主体类型十分单一，其有效竞争必然不足，无疑不利于该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如此，在营业领域只向外资开放而不对本国的民间资本、民营企业开放，其制度设计有失公平、正义，既与WTO所倡导的国民待遇原则严重冲突，也不利于该国的经济安全。

可见，营业准入限制国对营业进入设定的限制性或禁止措施无论属于何种情形，其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均是反向的。除非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该营业准入限制国基于对国内幼稚产业的保护或出于对公共安全的考虑，对外来资本设定临时性或特别性的限制或禁止，否则，单从经济效应的角度来分析，营业准入限制国所设定的营业准入限制或禁止条件，其效益是不经济的，其效应也是消极的。

(二)营业准入开放国的准入制度便利与资本集聚效应

在静态状态下，营业准入开放国之法律或政策对营业进入是持鼓励、支持或放任的态度，因之其法律或政策对资本(不管是国内资本还是境外资本)进入营业领域不进行限制或禁止，或者很少有限制而只在极个别情况下设定禁止性条件(如国家机关职员的营业)。因此，在营业准入开放国里，其法律或政策对营业进入不是制度，而恰恰是制度便利，其对资本流向的影响可以通过资本或产业的集聚效应来说明。如设定x、K两国或两地，其中X国为营业准入限制国，K国为营业准入开放国。若国际上有A、B、C 3个资本所有者，其中A为X国的机械制造企业，B为K国一家用电器制造企业，C为第三国一汽车制造企业。如设定X国已有一定的汽车生产规模但对汽车产业进行准入限制，K国则没有汽车制造业但对汽车产业准入持开放政策，如K国是一个潜在的汽车大市场，在汽车产业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设定为300)的情况下，则A、B、c3企业针对X国和K国对汽车制造业的不同准入制度，会在不同的博弈支付矩阵中作出不同的选择。

可见，对A企业来说，其最优的投资决策应该是选择进入K国的汽车产业。由此K国可获得相当于i00个单位的投资量。

可见，对B企业来说，其最优的投资决策应该也是选择进入K国的汽车产业。由此K国又可获得相当于i00个单位的投资置。

可见，对C企业来说，其最优的投资决策应该还是选择进入K国的汽车产业。由此K国可再获得相当于100个单位的投资量。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由于x国对汽车业设定限制准入，因此，不仅不能吸引外来资本投资于本已有一定基础的汽车产业，而且，作为其国内资本A企业的资本也可能因准入制度障碍而外逃至K国，因此，X国因汽车业的限制准入障碍不仅使其引进外来投资量为O，而且还出现了一100单位的A企业资本外逃。但是，由于K国对汽车产业准入持开放政策，自然A、B、C 3企业均基于最大化原则而选择投资于K国的汽车产业，这样，K国不仅迅速增加了投资量300单位(其中A、C企业为外来投资)，出现了资本集聚于K国的现象。而且K国在短时期内一跃而成为新的汽车生产国，实现了产业的转型和汽车产业的集聚。如此，K国就成为国际转投资的最大受惠者。

综上，对营业准入开放国而言，其法律或政策所提供的营业准入方面的制度便利，不仅会产生吸引国际资本和跨国投资的资本集聚效应，而且也会产生产业转型和某一产业的集聚效应。

四、动态条件下营业准入限制国和营业准入开放国的国别效应比较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营业准入限制国和营业准入开放国，其营业准入制度不可能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各国根据其国情和经济条件会不断地开放本国的营业领域和市场空间，因此，各国营业准入制度会随形势或视情况而有所调整或变化。动态条件下营业准入限制国和营业准入开放国的国别效应就是考察营业准入限制国和营业准入开放国对营业准入制度进行调整或存在变化的过程中，国际资本、境外企业以及跨国投资对不同类型国家营业准入制度所作调整的反应程度。

(一)营业准入限制国的制度供给不足与制度洼地效应

就营业准入限制国而言，由于其既有法律或政策对营业进入是持限制或禁止态度的，因此，相对于营业进入者特别是投资者而言，属于营业准入制度的供给不足。如营业准入限制国对其既有营业准入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就意味着必须扩大营业准入的自由度，开放部分或全部产业领域或市场空间，以满足投资者在营业准入方面的制度需求。此举则不仅会有效地刺激营业准入限制国国内的投资和营业；而且，也由于营业准入限制国开放了其境内的产业或市场，原被限制或禁止进入而又投资不足的产业部门或市场领域有了发展的可能，从而创造了巨大的商机，就会迅速吸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如水从周边积聚于洼地那样流入该国，此即所谓资本

洼地效应。如设定某营业准入限制国A国，对原限制或禁止进入的旅游产业进行开放，允许本国资本和境外资本自由进入。如其他营业准入限制国B国和营业准入开放国C国的营业准入制度保持不变，现有a、b、c 3家企业，其中a为A国企业，b为B国企业，c为C国企业。由于A国开放了旅游产业和旅游市场，而A国旅游资源又相当丰富，且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利润空间，但由于A国长期对旅游产业进入进行限制和禁止，因此造成A国旅游产业的严重滞后，产品和服务相当单一。可以说，这一切使A国旅游产业正处于投资不足和卖方市场，是投资进入的最佳时机。基于最大化原则和投资项目的比较收益，A国本地的a企业捷足先登，率先进入旅游产业，但其市场还未饱和，投资不足的问题尚未解决。随后B国的b企业、C国的c企业也递次跟进，纷纷涌入A国的旅游产业。这样，在较短的时期内，A国旅游产业犹如市场的盆地和洼地，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和国际资本，使该产业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营业准入限制国对营业进入开放所产生的制度洼地效应，还可以从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汽车产业的适度开放得到很好的说明。之前，我国对汽车产业准入政策基本上是限制或禁止，或者说对国内民间资本是禁止的，对境外资本基本上是限制的。之后，我国逐步对汽车产业进行开放，这一存在巨大潜在盈利空间且又发展不足的产业，有效地吸引了世界绝大多数一流的汽车制造巨头进军中国市场，而且国内民间资本也由渐次进入发展到规模进入，结果在短短不到10年时间里，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汽车出口国，中国汽车工业并未如有些学者或企业家所预期的那样，迅速被外国汽车厂商挤垮，而是获得了发展、壮大和升级。可见，对欠发达国家和营业准入限制国来说，及时而适度地对其营业准入制度进行有效地调整，以解决营业准入制度方面的供给不足，借此制造投资洼地效应，是其实现后发型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营业准入开放国的制度供给过剩与资本溢出效应

相对于营业准入限制国来说，营业准入开放国由于已实现了对营业进入的开放，其能在营业准入制度方面调整或开放的空间已十分有限，因此，对营业准入３开放国本国的投资者和境外投资来说，其法律或政策对营业进入开放方面的制度设计或安排，属于制度供给过剩。由于其营业领域的开放和可调整的空间较小，而且，如前所述，基于比较优势的存在，长期的营业进入开放所产生的资本集聚效应，使其国内各产业和领域的投资已接近饱和状态，其营业竞争也已十分激烈而规范，市场空间已相对有限，受边际投资效益递减规律和规模报酬收益从递增再至递减规律的作用，社会追加投资和规模投资的盈利幅度已接近甚至低于社会平均利润，此时营业准入开放国调整营业准入制度以刺激本国的投资或营业的效果已远不如营业准入限制国那样明显。

而从营业准入限制国的角度来分析，如营业准入限制国经过对其营业准入制度进行适度调整，使其营业政策更为开放，而此时营业准入开放国的营业准入制度由于其调整的空间或幅度已相当小，可视为没有变化。此时营业准入开放国的国内资本基于最大化的需求，就会把其资本从市场空间或盈利幅度均已十分有限的国内市场转退出来，移至刚刚开放其某一营业或产业领域而有巨大发展和盈利可能性的营业准入限制国，这就是营业准入开放国因营业准入制度供给的过剩而产生的本国资本溢出效应。典型的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英国，即为国际上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其传统产业和制造业已大部分转移之欧洲大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营业准入开放国制度供给过剩所产生的资本溢出效应，进一步说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欠发达国家和营业准入限制国，及时而适度地对其营业准入制度进行有效地调整，可以达到充分利用营业准入开放国溢出的巨额资本来发展自己，实现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转型换代。

五、结论

通过对营业准入制度国别效应的分析，不难发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和对外贸易会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营业准入制度安排和调整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的变动。如从静态来分析，营业准入限制国的准人制度障碍会产生资本被挤出该国的效应；而营业准入开放国所提供的准人制度便利则会产生资本集聚于该国的效应。从动态来观察，营业准入限制国通过开放营业领域改善营业进入环境可以解决其营业准入方面的制度供给不足，从而创造投资洼地效应，吸引国际资本；而营业准入开放国则因营业自由和市扬开放已近极限，其营业准入制度供给过剩，在营业准入限制国通过改革而形成的自由、开放准入政策影响下，会产生本国资本的对外溢出效应。足见，对欠发达国家和营业准入限制国来说，适时并适度调整其营业准入政策，选择自由、开放型营业准入制度，以解决营业准入方面的制度不公和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就可以营业准入制度优势来换取国家竞争优势，进而大大提升其国家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