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1 05:34:45
新闻写作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认为是通俗，尤其是经济新闻写作。
为什么呢？先举个例子。
十多年前，笔者在经济日报工交部担任部主任。一天，副总编辑杨尚德从国家计委开会回来，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国枢，我刚参加了一个关于规模经济的研讨会，带回不少材料，你拿去看看，能不能写篇文章，讲讲规模经济是咋回事，说说它的重要性？我说好的，争取完成。
回来以后，我把材料仔细阅读一遍，又补充查找了一些资料，写了一篇述评《从煮饺子说到规模经济》。我是这样开头的：
朋友，你吃过饺子吗？你知道饺子是怎么煮出来的吗？
你一定会说，当然吃过，也知道饺子是咋煮出来的。煮饺子嘛，不就是要买来白面，再买回白菜、猪肉、鸡蛋、大葱，把馅剁好了，和好了，再把皮儿擀出来，一个一个包好，再一个一个下到开水里，煮熟了，端上桌来，这饺子不就可以吃了吗？
是的，朋友，你说得很对。但是，如果我给你提一个要求，要你别煮多了，只煮一个饺子，你会同意吗？
你一定会说，要煮就煮一锅嘛。只煮一个饺子，谁干那样的傻事？
是的，即使煮一个饺子，你也得买面买菜买肉买蛋买葱，也得剁馅烧水包饺子煮饺子，这不太费事太不划算了吗？生活中，要煮饺子，起码是一斤两斤，谁也不会干只煮一个饺子的傻事。
然而，我们的不少企业，在日常生活中却正在干“煮一个饺子”的傻事。
讲完这个故事，接下来，文章就讲规模经济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大多数行业必须讲规模经济？以及我们应该怎样搞规模经济。
述评发表以后，当天在编辑部颇受好评，大家认为，文章写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把规模经济到底是咋回事讲清楚了。后来碰到一些同行，也拿这篇文章说事，认为是经济新闻通俗化的一个有益尝试，有人甚至把它称为老詹的“代表作”。
如果说《从煮饺子说到规模经济》是一种尝试的话，类似尝试，还有很多。这样的文章写得多了，冷静想想，从理论上升华升华，我就把它概括成了新闻记者的“第二种翻译”。
什么叫“第二种翻译”呢？大家知道，日常生活中的第一种翻译，是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或者把外文翻译成中文。这是外交部或者外文局翻译们干的活儿。而我们新闻记者是干什么的呢？我们也在从事翻译工作，不过这种翻译不是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或者把外文翻译成中文，而是把日常生活中读者想知道想了解但又不一定弄得清楚搞得明白的事情，通过我们的深入采访，“翻译”成他们看得清楚搞得明白的各种报道。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后期，范敬宜在做经济日报总编辑时，曾搞过全报社的业务演讲比赛，我就曾以《第二种翻译》为题，登台演讲，在当场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后，以第一名的成绩，领取了500元奖金。
第二种翻译，其实就是报道的通俗化。
为什么新闻报道尤其是经济报道要追求通俗化呢？我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从我们的报道内容看。大千世界，各种各样的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可以说是五彩缤纷，纷繁复杂。如果这些现象、行为和理论不通过记者的提炼加工，把它通俗地“翻译”出来，一个普通读者是不可能具备那么全面的知识，因而也是很难看懂这些报道的。
其二，从我们的读者对象看。现代社会，工作非常紧张，生活节奏很快，加之信息渠道通畅，资讯来源丰富，所以，人们对于新闻报道就有了“快餐式”“通俗化”的要求。即，新闻必须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像苏打饼干或者三明治，丢进嘴里就得，吧唧吧唧，随便嚼嚼就咽下去。你写得深奥晦涩，曲里拐弯，他哪有那份闲心呀，看也懒得看，干脆扔了。
正是明白以上道理，搞新闻尤其是搞经济报道的人，都在努力往通俗化的道儿上行走。对这么一句话，大家是非常认同的，那就是：真有本事的人，不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而是能把复杂的事情说简单。
看看我们周围，真正的经济学大家，也正是那些最能把复杂的经济现象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人。
比如，前些年，中国经济由卖方市场历史性地转向了买方市场，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东西多得卖不出去了。于是，中央提出要扩大内需，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什么叫积极的财政政策呢？有经济学家概括出了两句话，一句叫“百姓不买政府买”。一句叫“现在不买将来买”。
百姓不买政府买――老百姓不是不愿意掏钱买东西吗？那不要紧，你不买，好的，由政府掏钱买吧。买什么呢？当然不是买日用百货，而是修公路，拉电网，搞建设嘛。
现在不买将来买――如今政府哪里掏得出那么多钱呢？不要紧的，现在没钱，可以借呀，从哪里借？向银行借，发国债呀。也就是拿将来的钱，办现在的事嘛。
短短两句话，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说得清清楚楚。
怎样才能做到新闻报道的通俗化？说起来，方法并不复杂，我认为无非是这么几条：一是举例子，二是讲故事，三是换一种说法。“百姓不买政府买，现在不买将来买”，就是换一种说法。把深奥的、学术性的语言，换成浅显的、生活性的语言。
举例子、讲故事也好，换一种说法也罢，这里的关键，在于要真正理解事物的本质，吃透了，弄明白了，再把它抽象出来，找出一个桥梁，搭在例子、故事或者语言与经济现象之间，把读者从这边“过渡”到那边去。
举个自己的例子吧。经济日报办有一份《经济》月刊，因我多年搞经济报道，对经济学理论又比较感兴趣，所以，杂志约我为他们开一个专栏，栏目叫“深义浅析”，就是用浅近的、通俗易懂的文字，去讲解剖析一个个比较深奥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我是怎么写的呢？还是举例子，讲故事，搞“第二种翻译”。
比如，我曾写了一篇谈价值规律的文章，题目叫《价格之谜》。我认为，价值规律可以通俗地表述为两句话：第一句叫做：价格与供给成反比。第二句叫做：价格与需求成正比。
为了说明价格与供给成反比，我举了一个集邮市场的例子。同样的一张邮票，如果国家印制发行的数量多，即供给量大，这张邮票就不值钱，在邮市上价格就低；反之，如果这张邮票国家印制的数量很少，供给量小，其价格就高，买下来就容易升值；倘若再走到极端，这张邮票是个错版，国家不发行了，而有的人却通过关系弄到了一版，那可不得了，因其供给量极小而其价格肯定会大大提高，甚至可以高出原值几百几千乃至几万倍！
同样一件东西，为什么突然间会身价百倍呢？奥秘就在这件东西的极度稀缺，即供给严重不足。
我还举了个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假如你是一位先生，到单位参加舞会。刚进去时，舞厅里有２０位先生，１０位女士。这时，你会感到你的“价值”（这里用价值比较恰当）有点低，邀请女士时，往往遭到谢绝，差不多要放两支曲子，才轮到你跳一次。没过多久，先生走了１０位，你发现自己开始“升值”了，邀请对方时，几乎不会遭到任何拒绝，每放一支曲子，都可以跳上一回。又过一会，又有５位先生因事走了。此时，你会明显感到你再次“升值”了，不是别人拒绝你，而是你常常不得不遗憾地拒绝对方了。
同样的人，同样场合，其“价值”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呢？根源还是在供给。
文章最后写道：供给和需求，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可它却又随时随地左右着我们的生活。传统相声和中国京剧，为啥如今都遭了冷遇？原因之一就是社会进步了，消遣方式多了，娱乐的“供给量”增大了，相声和京剧的价值也就低了。一些青年歌手尤其是通俗歌手，为什么千方百计要唱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因为只有唱法独特，全国罕见，供给量小，其“价格”才容易升高。反之，你唱我唱都差不多，闭上眼睛听，分不清谁是谁了，这样的歌手，供给量太大，价值必然很低，也就没啥稀罕了。
短短一千多字的文章，几乎全在举例子和讲故事。说来说去，其实都是力求用通俗化的语言，去说明一个并不通俗的道理。
（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