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问题研究

时间:2022-10-11 04:27:46

关于完善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问题研究

[摘要]“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重大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必须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文章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以及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中国化,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要着力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农民利益,积极推进农村民主建设,加大农村投资力度,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农民观;中国化历程;新农村建设

[作者简介]李雪如,广东药学院人文社科部讲师,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006

[中圈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10-0089-04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取得进一步的成功,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特色,树立正确的农民观,正确认识和对待农民问题。中国政府对农民问题一直十分重视,党中央连续7个中央1号文件就是最好的说明。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农民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农民观,它充分体现在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和实践中。

一、马克思主义农民观

马克思在其多部论著中认为,农民既有革命性,又有保守性,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阶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中,认为农民是落后、保守和散漫的,不是革命的,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关于农民的革命性,马克思没有把农民看作革命的动力,他只是把农民看作革命的配角,充其量是同盟军的位置。马克思认为,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定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活动中的独唱就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关于农民的保守性,《共产党宣言》中有明确的阐述: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在恩格斯看来,农民对革命则表现出普遍的消极、冷漠以及容易趋向反动。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1848年二月革命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东方农民问题作了深入分析,认为东方农民处于最底层的社会地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政治力量,东方农民应该获得国家的帮助才能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马克思认为东方农民的基本特征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租佃者;使用落后工具和传统技术,与机器、先进的农业技术无缘;生产的自给性,人与人之间缺乏社会联系;生活水平是低下的。马克思强调,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代替小地块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这种靠自己力量来耕种的小块土地经营,有助于向集体耕种过渡。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东方农民的革命性。农民在经济上遭受封建统治阶级、外国占领者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剥削,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生活上极端贫困,他们非常渴望旧制度。只有旧制度,他们才能获得解放。因此,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东方农民有其特殊性,在东方的俄国、中国等国家,农民不仅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具有众多性,而且同西方国家的农民相比较,他们具有较强的革命性。

二、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中国化历程

在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充分重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农民是一个革命性极强的阶级,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同时又认识到农民的局限性,指出要把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相结合,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武装农民出身的党员,把农民从文盲和愚昧中解放出来。对我国农民的历史地位给予高度评价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吻合的。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可以通过新式农民战争而获得解放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且已为我国的革命实践所证明。

邓小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也是从解决农民问题开始的,而且扩展到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要在经济工作中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邓小平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他认为,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80%,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而在实际改革过程中则放宽政策,不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农业生产责任制,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这样一来就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农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包括农民生产力理论、农民利益保障理论、农民富裕理论等。这些理论是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突破口。邓小平首推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经营是在坚持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使用权承包给农户,确立了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赋予了农民充分的生产经营自。家庭承包经营是我国农村的一个伟大创举。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改变了的生产经营方式和计划经济模式,初步构筑了适应我国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在创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村进行教育的问题。邓小平的农民教育观在出发点上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确立了物质文明建设在整个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以及决定农民教育的基础地位。反复阐明了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邓小平推动的中国农村改革,尊重农民自主选择,保护农民利益。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邓小平在谈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时就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

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他还指出,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一理论思想的实践,它扫除了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邓小平主张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提出允许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理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小平对我国的农民富裕问题高度重视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思想。邓小平深刻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强调和重视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继承邓小平关注农民利益的同时,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必须把农村工作放在重要战略位置抓紧抓好。提出了农民小康理论、农民增收理论、城乡统筹理论等。这些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力推动了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指出,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实现小康,还直接关系到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带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从长远看还可能影响农产品的供给。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强调经济结构调整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在中共十六大上,正式提出要树立全面和正确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认为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新的决策思路和政策取向。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新的政策措施。它包括农民科学发展理论、“两个趋向”理论、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等。这些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科学发展观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当前解决农民问题的指导思想。在深入考察工农、城乡之间关系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理论。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强调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解决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问题的对策探讨

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农民问题仍然是严峻的。农民的农业生产力依然低下,农业回报率低;农民的整体素质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仍然落后;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虽然历年有所增加,但是相对工业的投入,大有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等。只有中国农民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促进中国农民的现代化首当其冲就是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技能教育,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在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率的同时,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业和工业的健康发展。

(一) 注重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农村要发展,国家经济的增长,都离不开农民这一主体的贡献,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重点要求加强对农民教育投入,从而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农民的素质如何,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素质有着重大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公布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充分发挥农民积极性,同时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为此,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和十四届六中全会先后通过了两个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对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整体部署,其目的在于努力培育“四有”公民。怎样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在广大农民中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引导农民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破除自私保守的、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和封建宗法观念,克服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提高农民遵纪守法、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自觉性,开创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新局面。

(二)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坚持以提高农村生产力为首任

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搞家庭承包责任制,废除制度,大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繁荣了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必须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指出,要全面加强农村生产力建设,针对制约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环节,采取综合措施,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因此,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主要途径。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必须立足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发展循环农业。其次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要大力加强农田水利、耕地质量和生态建设,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加强农民最急需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村容村貌。最后要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体制保障。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如取消农业税、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国有农场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统筹推进农村其他改革等等。

(三) 城乡统筹发展,消除城乡差别,推进新农村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明确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五个统筹”的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坚持以工业带动农业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以城市带动乡村发展,大力推进城镇化。

(四) 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保护农民的民利

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还农民的公民权利,给农民国民待遇,实现城乡户籍制度平等、教育权利平等、财产权利平等、社会保障权利平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工农政权、“三三制”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形式,切实维护农民的民主政治权利。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所谓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要切实维护农民的民利,必须做到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和办法,引导农民自主开展农村公益性设施建设;开展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活动,推动农村基层志愿服务活动;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妥善处理农村各种社会矛盾。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击“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建设平安乡村,创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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