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显廷与《中国之棉纺织业》

【摘 要】方显廷在中国纺织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是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而且是我国关于民国纺织业发展史研究的先驱。方显廷所撰写的《天津地毯工业》，《天津织布工业》、《天津棉花运销概况》等，都是在广泛社会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他的代表作《中国之棉纺织业》是第一部对中国棉纺织业进行全面调查与研究的重要著作，文章即首次对其内容、价值及其在中国近现代棉纺织业的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棉纺织业；效率；劳工；资本规模和结构

一、方显廷的生平事迹和活动

方显廷（1903-1985）出身于浙江宁波，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学者，在民国时期与马寅初、何廉、刘大钧并称四大经济学家。1903年，方显廷出身于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家庭，3岁那年家里遭遇一场火灾，一切化为灰烬。1917-1921年，在穆藕初的资助下去美国求学，先在威斯康辛大学读预科，后来在1921-1928年这七年时间里分别在纽约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英国工厂制度之胜利》对1840年前后英国工业组织的传统划分方式做出了创造性的革新。传统的分类按个体镀金工、家庭生产制和工厂制度划分，方显廷改述为手艺工人、商人雇主和工厂制度。这种划分方式获得多方好评，并在1959年编入教科书《欧洲经济史》当中。1929-1946年，方显廷赴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47-1968年，方显廷受聘于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1971年由于身体原因，方显廷决定退休，后辗转英国、美国后于瑞士定居安享晚年。1985年于瑞士日内瓦去世。

二、方显廷的棉纺织业研究

（一）中国棉纺织业之区域分布

中国的棉纺织业多数集中在几个省或者几个市，江苏省在棉纺织业界中地位算是最高的，紧接着是湖北、山东、河北、辽宁、浙江。从1918年至1930年，上海、青岛、武汉、天津、通崇海、无锡六个城市纺锤总数则占全国总数的85%，方显廷把棉纺织业区域集中的原因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这几个市都处在中国的棉产业的中心。从1918年至1929年间，江苏、湖北、河北、山东四省每年的棉产量最高的时候占全国的总产额的90.7%，最低的时候也达到66.6%，除此之外，在这几个城市中，还有的城市是棉花进口的中心。

第二，生产经营享有煤和电力供给的便利。河北和山东二省是中国产煤的地区，上海和汉口是煤炭运输的中心，江苏则在电力供给方面优于其他的省份。

第三，棉纺织原料、设备及产品运输的便利。这六处棉业中心，除了通崇海以外都是我国主要的铁路干线必经之地。上海、无锡、青岛、汉口还是铁路的始发站和终点站。天津又是必经之处。其次这六处棉业中心不仅是铁路干线的必经之路，而且还靠近大河，同时也是航业发达的地区。

第四，这六处棉业中心人口密度大。如山东、湖北、河北、江苏这四省的人口密度非常的大，并且交通运输工具都非常便捷，纺织业中心的产品，不仅可以在省内销售，在其他相邻省份都可以销售，并且附近各省市的人口密度也非常高。

第五，这六个市是靠近广大地区的市场和金融的贸易中心。汉口、青岛、天津、上海都是通商口岸。而且这四处口岸都有最大的棉花进出口商，并且这几个城市都有保险公司、银行、交易所等金融机关，市场供求和人口密度相互影响就促进了中国棉纺织业区域的相对集中。

第六，我国纺纱厂发展的起源就在这几个棉纺织业集中的地方。上海是我国最早设立纺织厂的地方，无论回顾以前，放眼现在还是展望未来，其中心地位都是不可动摇的。

（二）关于棉纺纱厂的效率

众所周知，在一般的经济学研究中，如何计算和分析效率问题，不仅非常繁琐，而且是一个难点。中国有许多纱厂同时经营纺纱和织布两部分，但是这两部分的原动力和工人又没有划分，所以计算时很不方便。在这种情形之下，方显廷选择先以仅经营纺纱的纱厂来计算纺锤的效率，然后纺织厂也拿此纺锤效率作为计算仅织布所需要的工人数量和原动力总额的依据。方氏用此方法对筛选出的中国127家纱厂的织机、纺锤和工人数进行计算，对于日商和华商得出来一个多层次的结果，他们各有特点各具备经营和效率优势。如果从每锭纺锤的产纱量以及销棉量两方面来看，华商纱厂效率要优于日商，前者比后者产量多。是如果依据每个工人的工作效率即每个工人控制的纺锤数量来看，日商纱厂工人控制的纺锤数量比华商要多，所以纺锤的效率要高于华商。但也可以换句话说，一个工人要控制的纺锤数量多了，其精力不容易集中，即日纱厂的效率又低了。方显廷通过能体现纱厂效率的12个经济技术指标，分别选择合乎调查标准的日商和华商纱厂，并且严格地按照程序计算出纱厂的效率，把日商和华商的工作效率的比较编制成表格。

我们可以看出此表格通过繁琐的调查及统计结果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华商的某项指标低于日商，相反反映出来的是日商和华商纱厂在一定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各自效率特色。这也给经营者们提供了很大的便捷，投资者可以通过其决定一些经营措施。这是最能反映出方显廷在中国棉纺织业效率的研究方面的成果的地方。

（三）中国棉纺织业之劳工

方显廷在对劳工的研究可谓是非常详尽，内容不仅涉及工人的数目、籍贯、年龄、性别、身高、体重而且还包括劳工的状况（工人雇佣率和移动率、工资与生活程度、工作时间、童工与女工），劳工组织，劳工立法（工会与劳资纠纷）和劳工福利设施（生活需要及设备、教育与娱乐），其视角宽广，面面俱到，能兼顾棉纺织产业的各方面。

方氏统计出工人之雇佣大多从外县或外省招，或者采取学徒训练的方法招募。天津纱厂的解雇率除了北洋纱厂，总体是不高的并且有随着时间推移，近几年有递减之势。在研究中国棉纺织业工人的移动率方面，大致研究后得出结论为，天津纱厂的工人留在纱厂的时间比较久正好和近年来天津纱厂劳工移动率低落的趋势相吻合，而上海纱厂的工人留厂的时间比较短是因为上海是我国的工商中心，工作机会比较多，所以劳工的移动率也就比较高。

方显廷对棉纺织工人工资及生活状况的作出了深入的调查分析，这是一大质量特点。调查显示旧中国的纱厂通行的支付工资制度分为三种：计时、计件及计时计件混合制三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选取天津之裕元纱厂、华新纱厂以及上海纱厂的工资制度作为调查，考察了不同工种的工资类别的关系，并且分析各类工资应用的条件及其利弊得失。例如方氏发现对于扎实肯干的工人，无论计时还是计件工资在一定条件下都有着激励工人的作用，但就混合制度而言，无论是在厂方还是工人这一方都不是最完善的制度。

难能可贵的是，方氏又以上海和天津的棉织厂和棉纺厂为典型，编制成统计表对与不同的工种的工资制和工资率进行调查统计。方氏先以裕元纱厂作为天津纱厂的代表其工人日资率与上海纱厂的日资率做比较，后来又以上海棉纺工人和棉织工人为两部分与天津纱厂日资率作比较分析。方氏对于支付的工资制度的实际实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手法的细腻，内容的详实，深深令人折服。

在工人生活程度上，方显廷根据上海国定税则委员会与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及南开经济学院的调查结果，将1927-1930年间上海和天津纱厂的工人家庭的收支情况作了比较和分析。分析结果得出，从收入上讲，上海每家每年的收入比天津家庭高，而在天津家庭中丈夫的收入占全家总收入的比率则高于上海。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多，天津地区家庭的收入用于食物和燃料的比率要比上海家庭高；在衣着和杂项（娱乐、人际交往、应酬等）消费上，上海家庭明显高于天津家庭。

方显廷还根据对上海曹家渡的230个家庭作为调查，调查工人家庭的储蓄情况，方氏发现各种借贷方式，有会钱、借贷、印子钱等。并且根据这一状况为上海纱厂工人家庭编制了家庭的“假收”和“假支”表。从这一小部分的细致调查数据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棉业工人生活相当困苦，这也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贫困的生活写照。这份有关中国棉业工人家庭财务详细的资料能够保留下来，十足非常珍贵。

（四）中国棉业资本规模和结构的分析

中国整个棉纺业的竞争整合、经营势力和盈亏动态都跟棉业资本的规模和结构栖息相关。方显廷根据民十九年的一些中国纱厂的统计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方氏通过搜集的资料从三个层次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第一，方氏先从全国81家华商纱厂中按照厂址在上海或外地及资本规模的大小进行分类，去除无投资7家，纺锤和织机混合34家，从剩下的40家中算出纺锤资本额。资本额从最高到最低，从其中变动的幅度方氏归纳出了数因，包括数家纱厂的出租、金银兑换率的变动、投资统计包括资本及公积金两项以及纱厂的经营情况等等原因均是影响纺锤资本的因素。

第二，方氏也按照在上海的厂址与否及资本规模的大小将43家在华日商纱厂分组，并按每厂的投资额分配列成表格。从中可得知在全中国，43家日商纱厂的投资总额为14892万元，每厂的平均资额为346万元。方氏又通过周密复杂的计算指出从全中国的日商纱厂来看其资本的中位数为275万元，按众数计算则为222万元。

第三，当时在华的英商纱厂只有3家，方氏通过华商、日商、英商纱厂的资本大小分配以及纱厂所属的国籍和地域的不同将中国所有的纱厂的资本分配列为了两个图表。从中体现出各国在中国投资的纱厂情况各有特点千变万化，但是通过分析统计在投资额方面却能看出一致的现象，即众位数比算数平均数低，中位数居中，算数平均数为最高。

（五）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前途

方显廷从中国棉纺织业的世界地位以及棉纺织业的阻力两个角度来分析棉纺织工业的前途问题。方氏首先指出自从1914年的欧战爆发以来，在这个特殊时期中国的棉纺织工业是发展极为迅速的，从纺锤增加率论就可以看出，但是如果从每千人所有的纺锤数来说，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数最低的。中国每锭纺锤的产纱数量以及每千锭纺锤的销棉量亦为其他主要棉纺国最高的。中国的棉织机的数量就大战以来和纺锤的数量一样也是增长的速度极快，但即便自1914年以来棉织机数量陡增，中国的棉织业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不可以与棉纺业同日而语。如以每百万人口所拥有的棉织机数量来看的话，中国还是拥有数量最低的国家。

自从1925年以来中国棉纺织业的增长率已不及大战期间及以后数年（1914-1925），除了有一部分原因是进口货的竞争恢复了，方氏还分析出其他阻碍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即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由于内战频繁并且延续时间长，人民的苛捐杂税变多等原因阻碍了棉纺织业的发展。资本缺乏、管理不良、劳工效率低微是阻碍华商纱厂发展的三大经济原因。在这样情况之下，我国的纺织业不但不能发展停滞不前而且日益衰退。方显廷在这样的情况下指出，中国的纺织业如果想谋求发展的话，最首要的是停止内战，没有了政治原因来自于政治方面的阻力，在经济方面的其他阻力都是可以解决好的。方显廷最后呼吁我国国人要奋起图强，这是一个伟大学者的由衷心声。

参考文献

[1] 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M].方露茜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 方显廷.方显廷文集（第1卷）・中国之棉纺织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 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M].北京：北平社会调查所，1931

[4] 大詹姆斯・路易斯・加尔温等著.英百科全书（第十四版）[M].1929.

[5] 社会月刊（卷一）[M].天津特别市社会局出版，民二十年.

作者简介：陆丹（1988- ），女，江苏泰兴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2012级科学技术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纺织史；杨小明（1964- ），男，甘肃武都人，科学史博士，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