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父亲的选择

2009年1月22日，引发全国乳业危机的毒奶粉系列刑事案作出一审宣判，其中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尘埃不会由此落定，很多家庭的命运已被过去的2008年彻底改变，永远无法还原。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三岁多的男孩子正是最闹腾的时候。他可以不断在床上跳上跳下，表演“飞檐走壁”，也能在父母接待客人的时候，嚷着要各种零食；或是大声地自言自语，使大人们的谈话无法进行……

北京大兴区，六十几平方米的居室来了客人便显得拥挤，女主人想尽办法安抚儿子，并力图让客人住得舒适一点。两个男客，一个叫周进，来自湖南永州；一个叫侯荣波，来自山东省青州市，之前他们和这个家的男主人赵连海素不相识，如今却有一条线将他们牵连起来――他们都是三聚氢胺毒奶粉事件的受害家庭。

2009年刚开始，赵连海带着周进和侯荣波刚从石家庄回来，4个小时的车程让他疲惫不堪，声音沙哑，他说一是累，二是太伤心。

虎头虎脑的儿子下个月满4岁，现在已经不太能看出，这个活泼的小男孩是毒奶粉的受害者。他的病情不算太严重，发现结石症状后排出，后遗症是经常无故腹痛。就在赵连海进门的那几分钟，儿子还在哭着叫肚子疼，现在又活蹦乱跳地捣蛋了。赵连海看着儿子，几个月了，他还陷在无奈和自责里。

儿子并不是只喝三鹿长大的。像所有城市里的孩子那样，牛奶、酸奶、优酸乳，就算大人们常喝的奶茶，也会经常给孩子买上一杯，从来没有想过，“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的梦想有一天会成为中国父母们的噩梦。

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家庭，夫妻都受过高等教育，赵连海自己做过电视台工作，干过传媒，有房有车有小笔积蓄，在2008年9月18日之前，他形容自己的小家庭“无忧无虑，充满快乐，并且非常悠闲”。

而正是这样的家庭，在三鹿奶粉被曝光的那一晚，他的愤怒无法抑止。9月20日，儿子左肾检查出结石，两天后，出离愤怒的赵连海写了他第一篇博客，里面提出，一要给孩子讨个公道；二希望全国的受害家庭能够联系起来，交换病情和情况进展；三是希望重视孩子的尊严。

9月24日，赵连海建立一个名叫“结石宝宝”的网站，征集结石宝宝的线索和证据，以待时机成熟的时候，进行集体诉讼。从此他终日为“三鹿”事件里的各个家庭奔忙。他的网站有各种结石问题的治疗建议，提供来自民间完全免费的法律咨询。他甚至还在11月25日与一些律师和民间NGO组织一起，举行了一个受害家属联谊会，那些困难家庭来京的费用全部减免，这些费用，都由他自己和民间捐助承担。

这个36岁的北方男人，信仰天主教，敏感，柔软，热爱孩子，采访过程中，数度为那些受伤的家庭哽咽落泪。

时至2009年1月，他联系上的三聚氢胺受害家庭已经多达两千多家，他们中的一些正承受丧子之痛如侯荣波，在与医院的纠缠中焦头烂额；一些茫然失措的父亲如周进，还在各大医院间奔波；而在未知的区域，还有更多被慢慢遗忘的父母。

2008年大喜大悲，这些家庭却没有随着它的过去而能安静下来舔裹伤口，他们还陷在与厂家与医院纠纷的泥潭里，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分布在甘肃、河北、云南、陕西等经济和医疗力量相对落后的乡镇。赵连海对此痛心疾首，他所看到的听到的，足以让他感到灵魂阵痛。

两个悲伤的父亲

周进是第二次来北京，在此之前，他和妻子是一对在厦门打工的普通夫妻。一岁半的女儿周梦涵寄养在湖南永州的外婆家。在中国，像他们这样农村出生、夫妻双双来到城市打工、渴望下一代走出农门的家庭，以千万计。

1岁的女儿在10月检查出多发型结石，并伴有轻度积水。她一直食用三鹿奶粉，县医院一听说是这个病，便说没有特效药。一家三口从此踏上了茫茫寻医路。

先是去了厦门第一医院，因为弄不好转院证明，又转去河北省儿童医院，可那里不收外地患儿。再到中医院，中医说孩子结石太多太大，没办法治，去北京吧，那里有全国最专业的儿童诊治中心。

夫妻俩欲哭无泪，辞掉了工作抱着女儿北上。火车上小小的梦涵，还不会用语言表达她的痛苦，只会彻夜不停地哭闹。尿血，让她进食变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儿童医院的住院部排着长龙。实在没有病床了，医生说，孩子的情况已经很严重，必须住院，可以去国际部。那里需要一次性缴5万元的住院费。

几个月下来，前后花去了4万，女儿仍然没能入院，一个家庭却被彻底掏空，痛责自己没有带好孙子的外婆，甚至把还有几天就要下崽的母猪卖掉。可5万元，实在是一笔天文数字，妻子抱着女儿哭得死去活来。

赵连海联系到周进的时候，已是2008年12月，夫妻俩带着孩子回到了河北老家。县医院仍然拒绝周梦涵入院，她体内最大的一粒结石未到0.4厘米，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只能在街道领到2000元企业赔偿。

孩子一直哭，因为小便困难，一张小脸憋得紫红。周进只能拼命让孩子多喝水，试图用这种普通的办法，来缓解对他们来说仍然云山雾海的病情。

相较于周进的彷徨，29岁的侯海波更被一种愤怒控制着。在山东省青州市黄楼镇侯庙村，能吃上“三鹿贝贝”的家庭，实在没有几个，儿子侯海琪是其中之一。148元一听的贵奶粉，儿子整整吃了八个半月，直到三鹿事件曝光。9月13日，益都中心医院检查出小海琪肾里有多处结石。

这个家庭的悲剧不止于此。住院5天后医生发现小海琪体内的白细胞越来越高，最后确诊为急性淋巴白血病。侯荣波还没有来得及为心爱的儿子奔走，小海琪在1月6日早上突然呼吸急促，最后因多器官衰竭死亡。

他才刚刚过了1岁的生日。侯海波的悲愤难以形容。他要求尸检，他的儿子不能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然而医院拒绝了尸检要求，侯海波转身走上了愤怒的上访之路。从局，到卫生局，再到法院、公安局、食品监督局……他固执地辗转在一个个相关部门里，截至记者发稿，儿子的死到底跟三聚氢胺有没有关系，仍然是一个谜，而小海琪的尸体，已经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孤零零躺了半个月。

妻子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婚后4年，好不容易有的这个宝贝儿子失去了，她吃不下也睡不着。不同于愤怒的丈夫，她抓着孩子留下的衣物，絮叨地哭骂自己没文化，怎么就把好端端的孩子给喂死了……

2009年一开始，这两个家庭里的主心骨、两个悲伤的父亲来到北京。他们将希望寄托在赵连海这根弱不禁风的稻草上，因为他们都想，这么多受害的孩子一起，数量多了，总有人会管的，其他的，想不了那么多了。周进曾经为在厦门买个小房子而拼命工作，侯海波为了给儿子取个好名字学会了上网，可现在都不复存在了，过去的几个月，彻底碾碎了两个家庭关于幸福

的联想。

来自民间的声音

作为一个父亲，赵连海比周进和侯荣波幸运，他的思索也由此来得更长远。他追问一个问题：三聚氢胺对于这批孩子的身体影响，有没有做过详细研究?结果如何?过去几个月，他熟背各省卫生厅的每一份数据报告，查阅各种资料。有次，他在网上看到一份X光照片――一具小小的肾，上面密密麻麻附着颗粒，像一个经年的风洞。

这样可怕的事情，会不会有一天出现在儿子身上?这使他经常陷入恐惧的联想，我的孩子究竟受到了多大影响?如果他只能活到十几岁，那么我对待他的方式将会不同，我要让他快快活活，满足他的任何要求。

但没有人可以给他确实的答案。

2008年11月的时候，他自制了一份统计表单挂在网上，短短半个月，就收到了几百份邮件。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希望与绝望交织在一起，让他一天比一天愤怒，一天比一天遗憾。家里本略有积蓄，妻子已经多年没有上过班，而现在这个原来舒适的家庭已经越来越窘迫，妻子甚至已经到了要回娘家借钱的地步。他可以坚信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正确，只是每次离开家，看着妻子和孩子，心里仍万般滋味难以名状。

然而最令赵连海抑郁的是，做这样一件他认为“有意义有良心的”的事情，却受到了很多质疑，并让他的家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有人怀疑他全力投入这件事，怎么可能不赚钱?有人怀疑他借新闻而邀名。他能忍受怀疑谩骂，却不能容忍对家庭的侮辱。

经常有到京的受害人住到赵连海家里，他们很多来自农村，没有太多文化和法律知识来保障自己，却一律有着令为人父母者心碎神伤的表情。妻子的默默支持，亦让他觉得抱歉，一个女人以所有的勇气和力量，在六十多平方米的小家里左支右绌，也不能撑出以前和顺小家庭的面子。

最令赵连海难过的是，他的家人无法认同他做这样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甚至为此与他断绝了关系。母亲曾经给过他一张卡，里面有几千元钱，然而到1月份的时候，这张卡已经被取消。对此，赵连海只能沉默以对。

他的家再也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家庭，而是承担了更多的风险、责任和债务。但如果可以，他仍想把这件事情一直做下去，让更多像周进和侯荣波那样彷徨无依的家庭，至少有一根电话线可以求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