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与企业技术创新论文

1投入变量

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基本投入是资本和人员。基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企业科技活动资本存量和科技活动人员数作为技术创新投入的表征变量。1）科技活动资本存量。科技活动资本投入和使用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16］。由于当期的科技活动资本投入对后期的技术创新活动也会产生影响，因此学者们在研究技术创新效率时将资本投入转化为相应的存量指标［17］。2）科技活动人员数。本文用企业的年科技活动人员数表征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投入。

2产出变量

学术界对创新活动产出的衡量并无统一标准。Zhang、Zhang和Zhao［19］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中国工业企业的创新产出；刘凤朝和潘雄锋［20］选择发明专利授权数、新产品产值和论文数作为中国区域科技创新产出指标；项本武［21］用专利申请数衡量中国工业的创新产出；肖丁丁和朱桂龙［22］利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表征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产出。总体上，学者们倾向于用专利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企业的创新产出。鉴于中国的专利申请费用高、流程复杂、占用时间较长，很多学者认为专利数并不能全面反映企业创新活动的全部成果。同时，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中的企业以制造类企业为主，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新工艺、新设计等往往体现在新产品制造过程中，因此本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

3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

1）企业的创新开放性。针对当代全球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特别是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创新开放性视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重要指标。首先，自2003年Chesbrough、Olesen和Kjaer［23］提出开放式创新概念以来，“有价值的创意可以从公司的外部和内部同时获得”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践验证，同时人们发现创新活动既可在公司内部进行，也可在公司外部进行。其次，从产业动态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能力互补、文化相近、目标协同的不同创新主体进行开放式交流，有助于增加跨组织网络的创新产出、降低高昂的协调成本、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24］。再次，从资源整合的角度讲，进行开放式创新的企业通过有效整合内外创新资源，能够快捷、高效地积累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最后，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产学研合作等开放式创新被视为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手段。Laursen和Salter［25］的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且外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与企业的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陈劲［26］的研究证明：开放式创新有助于企业充分利用和整合内外部的知识和资源、吸纳更多的创新要素、构建创新的生态体系、降低企业技术创新在技术上和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从而促进技术创新的成功。本文用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表征企业的创新开放程度。在研究样本中，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包括4项内容：对境内研究机构的支出、对境内高等学校的支出、对境内企业的支出和对境外（包括高校、研究机构、合作企业等）的支出。2）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技术学习是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目前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显著特征。首先，基于后发国家的基本现实，中国很多企业以引进技术为重要的技术来源，而引进技术学习与消化吸收的努力程度对企业掌握核心技术进而获取技术能力至关重要。其次，在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刻不容缓，多元化的技术学习是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途径。再次，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从外部获取技术并积极开展技术学习能实现新技术迅速投入规模生产。组织学习理论也认为，从企业外部获取的技术与企业内部现有的技术实现整合，可扩大企业的知识面、形成规模效应和重组效应，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Ahuja和Katila［27］研究了技术获取、学习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认为企业获取知识基础绝对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其创新产出的增加，非技术获取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无显著影响。当然，也有国外学者认为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与其创新产出并无紧密联系，如Lee［28］以及Love和Roper［29］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对其创新产出没有显著影响。不过，笔者认为，Lee等的研究结论是基于特定样本得到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本文将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学习努力程度，主要表征企业技术学习的意愿；二是技术学习能力，主要表征企业技术学习的基础。衡量技术学习努力程度的常用指标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与引进技术经费支出的比值，但笔者认为该指标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努力程度，而企业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只是一种狭义的技术学习，引进技术才是广义的技术学习，同时企业技术改造活动一定伴有技术学习，因此本文考虑广义的技术学习，将引进技术经费支出、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技术改造经费支出三项费用之和视为技术学习经费，并用其与企业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比值表征企业技术学习的努力程度。也就是说，企业的技术学习费用越高，表征其学习意愿越强烈。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是一个复杂概念，受技术装备、人员、管理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变量。为简便处理和实际需要，可用企业研发活动投入强度综合地表征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本文用企业研发活动投入强度，即企业年研发活动经费支出额与参与研发活动人员数的比值来表征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3）企业科技活动的长期行为倾向。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企业的一种长期行为。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上的长期行为倾向越明显，说明企业越尊重技术创新本身的规律，越会以科学方式管理技术创新，其技术创新绩效水平应越高。一般说来，企业的研发性固定资产投资是其科技活动长期行为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以企业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中形成固定资产的价值占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的比值作为反映其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的指标。企业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得到王小明［30］等学者的证明：对传统产业设备进行改造可以改善企业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生产工具和工艺的技术水平。中国传统产业中的行业多为以制造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该产业领域内研发设备投资应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作用。4）政府支持力度。采取多种形式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也是中国政府的重要措施。依据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补贴拨款、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多种形式的政府支持。当然，学术界对政府支持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有些学者认为，政府的税收优惠等可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增强企业的研发积极性［31］，并对企业研发强度的提升有积极影响［32］。但另一些学者认为，政府的研发补贴对小规模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大规模企业的研发活动有负面影响［33］；Wallsten［34］认为，政府资助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企业的私人研发投资，从长期看不利于企业创新产出的增长。本文用企业得到的、来自于政府的补贴收入与减免税总额之和与企业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比值衡量政府支持力度，探究政府支持力度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内在关系。5）控制变量。为了更准确地估计上述4项主要影响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如下4项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用企业从业人员的年平均数表示；劳动者素质，用年从业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所占比例表示；科研人员比例，用年从业人员中科技活动人员所占比例表示；企业所有制形式，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赋值为1，内资企业赋值为0。

4结果分析

利用Frontier4．1软件对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随机前沿分析。首先检验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作为随机前沿模型函数的适用性。建立原假设H0：式（9）中的系数βkk、βll和βkl均为0，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更适用于本文的实证研究。根据Coelli等总结的假设检验方法，本文运用LR（likelihoodratio）检验法检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作为随机前沿模型函数的适用性，检验结果如表1。表1中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别为无时滞、时滞1年和时滞2年的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不考虑影响因素）。由表1所示的检验结果可知：各模型的广义似然比均大于对应的1％显著性水平下的自由度为3的χ2分布临界值，据此可认为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更适合分析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的原假设，即适合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进行效率分析。从表2可看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γ值均大于0．85，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样本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实际产出与前沿面的偏离具有包含技术无效率的复合结构，且主要由技术无效率引起，也说明随机前沿模型适用于本文的分析；模型1和模型2的η值为正，且至少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技术非效率指数随时间推移不断递减，即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表3列示了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否考虑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均值都在40％～50％之间，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近年来，在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及政策的带动下，国内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加强了对技术创新重要性的认识，加大了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力度，但总体来说这些投入并未有效转化为创新产出。表4列示了考虑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无时滞、时滞1年和时滞2年的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4可以看出：模型4、模型5和模型6的γ值均大于0．95，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技术无效率是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未达前沿面产出水平的主要原因。本文将具体分析各因素的影响。1）企业的创新开放性。模型4和模型5中企业创新开放程度变量（Openness）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内在没有时滞或时滞仅为1年的情况下，提高企业创新开放性并没有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反而引致效率下降。模型6中其回归系数为负值，但也未表明企业创新开放性对其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该结果虽然没有验证很多定性研究的普遍结论———企业的创新开放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但揭示了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事实。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3条。一是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企业都具备基本的技术能力，会采取开放创新形式（如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等）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其创新内容往往涉及基础或应用基础知识，或为企业建立技术储备。特别是上海经济整体进入转型期，传统产业正在经受产品和技术升级的“阵痛”，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换代特征。这种创新活动对短期的新产品产出没有实际贡献，甚至当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衡量指标时企业的短期技术创新效率会随着合作创新投入的增加而下降。二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其中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技术和资本密集度高、产业链长，从布局开放式创新活动到产生有市场价值的新产品的周期较长。也就是说，从投入经费开展开放式创新活动到产生创新绩效存在时滞。三是目前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开放式创新水平整体不高，与高校、科研机构及其他企业开展的开放式创新模式、机制等都在探索和磨合过程中，故短期内难以产生有效的创新产出。基于上述分析可得以下结论：第一，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创新开放性并没有为其带来短期的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企业创新开放程度的提升反而引致短期技术创新绩效下降；第二，在时滞为2年的情况下，企业的创新开放程度对其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但为正，说明创新开放程度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显著推动作用至少在2年后才可能显现。2）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从表4可以看出：模型6中企业技术学习行为中的技术学习努力程度（Learning－effort）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企业提高技术学习努力程度有助于提高其技术创新效率。该结果符合研究预期，也可得到相关研究文献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探索性学习过程，不论是引进，还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消化吸收及改造，都是探索性技术学习的重要方式。与前20多年成套引进技术进行生产装配制造的发展模式相比，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已进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阶段。今天引进的不再是生产装备，更多的是产品的核心关键技术；今天的消化吸收不再是对生产装备技术的学习，而是对核心关键技术的探索性攻关；今天的技术改造不再主要是厂房和装备的建造，更多的是关键技术环节的更新和研发装备平台的升级。这种技术创新活动构成了“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学习过程，自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有显著作用。当然，由于技术学习需要时间，因此技术学习努力程度变量（Learning－effort）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在时滞2年（即模型6）的情况下显著为正、在无时滞（即模型4）和时滞1年（即模型5）的情况下并不显著。这意味着，企业对技术学习要有恒心、耐心，要持之以恒，要将技术学习投入视为长期投资。从表4还可看出：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企业技术学习行为中的技术学习能力（RD－intensity）的回归系数至少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研发强度的提升对其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前文已提及，研发投入强度是企业创新行为的综合反映，即体现了企业在战略上对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视，也表明企业的各类研发项目可获得更多资源，还说明了企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基础。研发投入强度的加大有利于技术创新及技术学习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技术创新及技术学习成果转化为创新产出，最终有利于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3）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模型4～模型6中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变量（Long－RD）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行为的长期倾向越显著，其技术创新效率水平越高。该结果既充分验证了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中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长期特征，也体现了其技术资本密集的特点。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性较高的企业容易发挥人力和资本的优势、发挥经验曲线和规模效应的作用、有效积累知识信息和生产经验，从而实现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4）政府支持力度。模型4中政府支持力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有助于提高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本文中的政府支持包括政府的各种经费及税收减免。首先，政府支持力度增大意味着企业可支配的科技活动经费增加，为企业更为有效地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保障；其次，政府支持力度增大还意味着企业面临的技术创新环境更为有利，这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最后，政府支持力度增大可进一步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推动企业更好地实现创新价值。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得到了相关文献［31］的支持。不过，也有学者发现政府支持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呈U形关系，即当政府支持达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本研究之所以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一方面，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整体处于转型阶段，相对于需求而言的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水平整体还较低，还难以满足创新实践活动的需要，尚未达到可能存在的“拐点”水平；另一方面，企业降低自身投入一般来自于对政府未来支持性投入增长的预期，而形成这种预期需要一定的时限积累，本文的研究周期较短，不足以形成稳定预期。5）控制变量。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企业规模（Scale）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表明规模越大的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越高———该结果与很多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内，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较高主要是因为：一是大企业的创新体系相对完备，能够满足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对创新系统性、体系化的要求；二是大企业具有较好的技术基础、较强的创新实力、应对产业升级换代的更为丰富的资源保障、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三是大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集成能力，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主导的技术集成，可有效推进新产品的完整研发和生产制造。模型6中劳动者素质（Quality）与科研人员比例（Ratio）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科研人员占员工比例增大反而会降低。这说明，对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而言，单纯提高科研人员数量或员工整体学历水平并不能有效促进创新产出的增加。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目前该产业企业的科技活动投入水平还较低，科研人员和高学历人才已相对冗余，也就是说，现有的科技活动投入水平不足以支撑更多的科研活动人员及高学历人才有效地进行技术创新实践，反而会出现人员冗余等引致创新效率下降的问题。模型4和模型5中企业所有制形式（Owner）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说明外资企业（包括合资）的技术创新效率高于内资企业。该结论可得到很多类似研究的支持，也符合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实际情况。从整体技术水平、自主知识产权创造能力而言，外资企业明显高于本土企业，它们的技术创新绩效较好也在情理之中。

5结语

5．1研究结论

第一，2008—2012年间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在40％～50％之间，不论相对于理想状态值，还是相对于样本企业的最大值，都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上海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制造业基地，其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认为，全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都面临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的紧迫任务。能否有效提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对推动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二，企业的技术学习努力程度、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强度、科研活动长期行为倾向、政府支持力度等因素都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正面影响。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因素都与企业可支配的科技活动经费直接或间接相关。可以认为：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是影响当前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制约其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在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提高不显著的情况下，单纯增加研发人员数、提高学历层次对提升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没有显著作用。第三，产学研合作等开放式创新活动对短期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有负面影响，在时滞2年的情况下才出现不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学习努力程度在时滞2年的情况下才对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对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研究结果都说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长期绩效特征。第四，大企业、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高的特征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中得到了显著验证。如何更好地发挥大型企业在提高技术创新效率中的地位和骨干作用，同时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

5．2政策建议

第一，将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放在更加突出、重要的地位。中国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具有庞大的制造能力基础，基本构建了开展自主创新活动的人才及物质基础。对之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强力促进其技术创新效率的有效提升，对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特别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自于传统或现有产业的技术升级，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迎接新技术革命机遇，通过在其基础上嫁接新兴技术来培育新兴产业，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第二，以有效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活动经费投入。科技活动经费投入低是制约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也是阻碍企业实施技术学习、开放式创新等长期绩效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应优化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设计，特别是要引导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承担自主创新责任，切实增加科技投入、开展以获取自主知识产权为目标的长期绩效创新。大型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不仅能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应对跨国公司技术封锁和国际竞争中发挥骨干作用，而且能为中小企业及高校、研究机构的自主创新创造有效需求，并引导社会形成良好的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第三，激发企业开展长期的自主创新活动。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加大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度特别是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力度，能够有效激发其开展技术学习、开放式创新等长期创新活动。因此，政府要加大传统产业中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力度，尽快推进以使之面向国际市场，引导其开展面向未来的自主创新活动。第四，强化政府的支持作用和对产业技术创新的组织推动作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技术链长、资本密集，依赖较强的创新体系支撑，因此政府应发挥在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中的组织推动作用。政府要通过支持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建设公共技术平台建设、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等，强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多元支持，特别是重视以重大科技工程、产业振兴项目等引导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

作者：张玉臣 李晓桐 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