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海燕,也是乌鸦

一篇著名的散文《海燕》让许多国人在少年时代就认识了高尔基这位“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作家”。他是沙皇封建制度的坚定反对者，曾因倡导革命而遭迫害；他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并参加该党发动的武装起义，其小说《母亲》、《童年》及剧本《在底层》、《敌人》等无不充满革命性。在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到来之际，他高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然而，当“暴风雨”真正到来时，高尔基这只“海燕”却变成了与主流声音唱反调的乌鸦。他对俄国十月革命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忧心忡忡。

不能接受野蛮和血腥

1917年5月高尔基创办《新生活报》，并以此为阵地，就耳闻目睹的革命现实在“不合时宜的思想”栏目写下80余篇政论文章。其内容就如官方报纸所描述的，成为“不断扩展的对布尔什维克的书”。

对于这场革命，高尔基最不能接受的是其野蛮和血腥，他在报纸总第195期上写道：

在革命的期间已经有一万次“私刑”了。民主派就是这样审判自己的罪犯的：在亚历山大市场附近抓住了一个小偷，人们立刻把他痛打了一顿，然后进行表决――该用什么样的死法来惩罚这个小偷：是淹死他还是枪毙他？后来人们决定淹死他。于是这个小偷被扔进了冰河里。他却不知怎么竟挣扎着游上了岸。于是人群中的一个人走到他跟前，把他枪毙了。

我们历史上的中世纪是卑鄙残忍的年代，可即便是在那时，如果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意外地从绞刑架上跌落下来，那人们就让他活下去。

藐视生命、滥杀无辜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真是家常便饭。《真理报》就曾郑重声明：“为了抵偿我们的一条人命，我们要资产阶级的一百条命。”革命胜利不久后的一个夜晚，加伊格尔等6名大学生聚会，为其中将赴法国的三兄弟饯行。可他们被怀疑从事非法活动而遭到逮捕，次日清晨人们在教堂的墙边发现了6具尸体。高尔基不无愤慨地写道：“枪杀毫无过错的6名大学生这件卑鄙的事”足以证明一些人“良心死了”。据记载，罗曼诺夫沙皇政权在其主政的80年间，处决的政治犯不过800来人，而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数就高达数十万，就连在二月革命中投降革命的皇帝尼古拉二世及其家族都未能幸免。

除此之外，偷窃、抢掠、贩卖人口等行为亦相当严重。高尔基在总第258期的报纸上写道：

人们在掠夺和出卖教堂、军事博物馆的东西，出卖大炮和步枪，肆意盗窃后勤贮备，掠夺过去的大公们的宫殿，偷盗一切可以盗走的东西，出卖一切可以卖的东西。在菲陀西亚，士兵们甚至贩卖人口：他们从高加索运来土耳其女人、亚美尼亚女人、库尔德女人，将她们以25卢布一个人的价格卖掉。这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可以引为骄傲，因为类似的情况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也从未发生过。

他还摘录了读者寄给他的信：

“4月3日，大约300名赤卫队员开进了我们巴斯卡村。他们洗劫了所有富裕的房主，也就是说向村民们勒索钱财，向有的人要了1000卢布，向有的人要了2000卢布，最高达到6000卢布，从我们整个村里一共搜刮了85350卢布……他们还从我们村公民家里抢走了各种财物――面包、面粉、衣服等等东西……这些强盗对我们的折磨要比地狱里的苦难更难忍受。”

高尔基深切地意识到，革命绝不能变成单纯的屠杀和劫掠。他从俄罗斯民族性的角度剖析道：“任何地方都不像我们俄罗斯这样，如此经常、如此热心、如此兴致盎然地打人。‘打耳光’、‘掏心窝’、‘打下肋’、‘敲第九根肋骨’、‘打拐脖’、‘捶后脑勺’、‘来个鼻口流血’――所有这些都是俄罗斯人心爱的游戏……”

高尔基亲眼目睹着表达自由声音的报刊停刊，珍贵的图书馆被一个接一个毁坏，人们将藏书烧毁，钢琴被斧头劈掉，藏画被撕碎，科学仪器、艺术品、文化用品在人们眼里变得一钱不值。在斯德哥尔摩等欧洲文化市场上，出现了俄国古玩专卖店和俄国艺术品市场，大量的俄国铜器、瓷器和图画在这里贩卖。“文化人”也在堕落，他们从属于政治，丧失了独立精神。为此，高尔基借用俄国著名学者雍克尔的话说：“可怜的野人们惊恐地避开人肉，而达到了较高文化水平的民族却堕落到吃人的地步”。

乌鸦的思想也是思想

高尔基的言行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和反击，《真理报》在评论中说：“高尔基在用工人阶级敌人的语言讲话。”也有报纸称高尔基“不再是革命的‘海燕’，而是革命的直接叛徒。”他所创办的《新生活报》只存在了14个半月就被迫停刊。

这位曾经呼喊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伟人，在革命走进关键和胜利的时刻，发出的却是感叹、谴责和愤怒的声音。也许，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对政治的本能反应。一方面，在高尔基看来，最终了帝制的二月革命是真正的自发的人民革命，临时政府上台后实行民主改革，开放报禁，释放政治犯，召开被沙皇在战争中关闭的国家杜马，着手建立民主国家。这样一个较之沙皇政权进步得多的民主政府，已得到民众的拥护，是否需要对其进行再度革命值得存疑。另一方面，革命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建设。可十月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深深刺痛了一个文化知识分子的心。高尔基所期冀的是以文化和文明拯救俄罗斯，他呐喊：“公民们！文化处于危难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的手段，而通过“和平的方式长入社会主义”。高尔基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问题上与马恩晚年的态度惊人地一致。对于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形式，真正的文化人有着十分相似的意识，那就是尽一切可能避免暴力、血腥，避免对民族文化的损毁和割裂。

无产阶级最终夺取了政权，一度对高尔基的言辞进行严厉反驳的列宁在两年后终于向作家递去橄榄枝。列宁在亲笔信中对高尔基有赞扬，有批评，也有开导。他在谈到高尔基与党的意志分歧时说：“其实这是两种情绪的分歧：一种是从事政治或者致力于最激烈的斗争的人们的情绪，另一种是人为地置身于无法观察新生活而受资产阶级庞大首都的腐败印象折磨的境地的人的情绪。”他并没有把一切原因归咎于高尔基的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此后，列宁还邀请高尔基到家中做客，并创造一切条件让作家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而高尔基在眼看着无产阶级稳稳掌握政权之后，特别是列宁去世之后，对于自己在十月革命过程中所发表的言辞也有一定的反思。他说道：“我对于政治有着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我不相信一般群众的理性，特别是农民的理性”，“思想是无法用肉体上的暴力手段战胜的”。

乌鸦的思想也是思想，固执的乌鸦有时思想更深邃。

（写于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