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博弈及其应对分析

摘要 从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入手，介绍了其政治演进过程，对气候政治博弈的实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中国应对气候政治的决策建议。

关键词 气候变化；气候政治；政治博弈；应对决策

中图分类号 X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02-0227-01

气候变化是指长时期内气候状态的变化，而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自然的内部进程，或是外部强迫，或者是人为地持续对大气组成成分和土地利用的改变[1]。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的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一个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的全球性问题，气候谈判逐步演变成了气候政治博弈。气候变化政治化的焦点在于减排问题和公平问题，博弈背后隐藏的是大气的使用权，与能源安全、对外贸易和国际地位挂钩，包括政治话语权的博弈和经济主导权的博弈。

1 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及其政治化演进

1.1 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

资料显示，全球最暖的12个年份中，有11年在1995―2006年。1906―2005年温度线形趋势为0.74 ℃，1901―2000年为0.6 ℃，表明1850年以来的全球地表温度处于上升趋势。减少的海冰面积和积雪面积与气候变暖的幅度相一致。卫星资料显示，1978年以来的北极平均海冰面积退缩率为2.7‰/年，夏季海冰退缩率为7.4‰/年[2]。气候变暖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其导致生态系统的适应弹性减弱，直至逆转陆地生态系统本身所具有的碳吸收机制，从而放大气候变化。其对水资源、粮食安全和人类健康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气候变化促使冰川物质损失，积雪减少，导致淡水资源缺乏；气候变化使得粮食减产，气候变暖使得海平面升高，气温升高导致海啸、飓风、超大型_风等灾难发生[3]。

1.2 气候政治的演进

气候变化问题并非一开始就是政治问题。1988年的多伦多会议将气候变化问题从科学议程引向了国际政治议程，气候政治从边缘走向中心。继多伦多会议之后，世界各国开启了联合保护环境，达成减排协议的谈判之路。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89个缔约方第一次提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中国成为缔约方之一。1995年，缔约方在德国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认为应该规定发达国家在一定期限内所应该减少以及限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1997年，在日本召开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2012年前主要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减排时间表和额度作出了具体规定。2000年，在荷兰召开第六次缔约方会议，而会议在举行过程中一度陷入僵局，原因则是美国坚持要大幅度折扣其减排指标。2001年，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使得美国成为唯一游离于议定书之外的发达国家。2003年在意大利召开的第九次会议，俄罗斯作为第二大碳排放大户也拒绝批准议定书。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同年11月，在加拿大举行的第11次缔约方会议，启动了新二阶段温室气体减排谈判。2009年，在丹麦召开的第15次缔约方会议上，商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的后续方案，以协调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国际行动[4]。2010年，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在墨西哥坎昆召开，倡议设立国际气候法庭，设立气候变化问题公投，欧美等发达国家成员在农业问题上与南非、印度、中国等21国集团存在矛盾，而矛盾点则集中在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出口补贴上，21国集团提出给予发展中成员特殊和差别的待遇。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美两国联合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包括《巴黎协定》和相关决定的巴黎成果，标志着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向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设定的“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的最终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2 气候政治的博弈分析

气候变化政治化的焦点在于减排问题和公平问题，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需要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气候谈判演变成了气候政治博弈。博弈背后隐藏的是大气的使用仅，与能源安全、对外贸易和国际地位挂钩。

2.1 政治话语权的博弈

世界各国都在打“气候牌”，为其国家或者利益集团谋求利益[5]。欧盟，作为一个成熟、稳定的经济体，其减排成本低，有较大的优势，并且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对安逸的欧洲人生活带来影响。因此，自从启动气候谈判以来，在减排问题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占据着相当大的话语权。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气候领域的主导权不甘心旁落欧盟。从2000年荷兰海牙会议的僵局到2001年布什政府的退出，无不彰显美国在减排方面的消极以及对减排机制的抵触。特别是奥巴马上台后，实施“绿色新政”，重新确立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领导地位。在坎昆会议上，美国主动出击，在美国和“基础四国”的努力下，达成了《坎昆协议》，争取到气候谈话主导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鼓吹的发展中国家“环境“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下转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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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使得发展中国家更有必要在错综复杂的气候谈判中团结起来，谋求话语权[6]。

2.2 经济主导权的博弈

政治权利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话语权博弈的背后必然是经济利益、经济主导权的争夺。气候谈判启动以来，围绕减排问题的争论不休，究其原因就在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会影响经济发展。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争。在京都会议上，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发展中国家要资源承诺减排，美国提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要在温室气体排放中“有意义地参与”。发展中国家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认为发达国家才是气候问题产生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经济主导权之争。与话语权之争类似，欧盟从战略高度改善欧盟内部的能源结构，并把目光瞄准低碳经济发展，在低碳经济及其相关领域捷足先登。而美国为了避免被日益边缘化，从而开展气候外交。《美国清洁能源法案》于2009年6月通过，该法案规定对不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限额的国家进口能源密集型产品征收碳关税，挽回美国在气候谈话中被动、孤立的处境，从而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威望。

3 中国应对气候政治的决策分析

3.1 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

选择低碳发展是强化政治博弈中增强中国谈判力的客观要求[7]。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从宏观上讲，将低碳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对高耗能产业进行调整，创新技术，提高碳税和节能减排。从微观上讲，提倡低碳消费行为和提高公众气候问题意识，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3.2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既要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积极参与到减排中，也要与自身经济发展需求相平衡，加以区别对待。比如，对于国际上的“碳排放”基数的计算，以国家为单位，中国将成为第一排放国。游离于国际气候政治博弈的规则中，应以西方所熟悉和理解的公平理论，以“碳排放权人人平等”为原则，为国内发展取得足够的空间。

3.3 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

2014年，北京以碧空如洗的蓝天迎接APEC，成为会议的一道新亮点。同年，G20峰会再次将气候议题搬上峰。虽然主办国澳大利亚一直试图将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踢出峰会议程，但是中国、美国与其他大国了澳大利亚的主张，将气候变化提上峰会议程，直面气候问题。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积极的态度与坚定的决心彰显了负责任大国形象。因此，充分利用自己的外交资源与政治、经济优势，加强国际领域合作，倡导建立平等合理的国际气候制度[8-9]。同时，弥合分歧，加强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沟通，求同存异，并建立“气候发展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渡过气候危机，从而为中国争到话语权。

4 参考文献

[1] 钱易，唐孝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03.

[2] 石广玉，戴铁，檀赛春，等.全球年平均人为热释放气候强迫的估算[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0（2）：119-122.

[3] 蒋兴伟，宋清涛.基于微波散射计观测的气候态海面风场和风应力场[J].海洋学报：中文版，2010（6）：83-90.

[4] 严双伍，高小升. 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的基础四国[J].社会科学，2011（2）：4-13.

[5] 权利话语[EB/OL].[2016-10-16].http：///wiki/%E6%9D%83%E5%88%A9%E8%AF%9D%E8%AF%AD.

[6] 华启和.气候问题政治博弈的伦理共识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2.

[7] 华启和，凌烨丽.论气候政治博弈的实质[J].社会主义研究，2011（5）：108-112.

[8] 李海涛，毛F铮.气候政治博弈背景下的中国战略选择[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2）：46-51.

[9] 许艳萍.国际气候政治博弈及中国的对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