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TA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影响及对策分析

时间:2022-10-09 04:07:42

CAFTA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影响及对策分析

摘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农产品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2005―2010年中国与东盟及其主要国家之间农产品进出口额的比较,分析了影响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国际粮价波动与金融危机、汇率、劳动力价格和生产成本及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多种因素,并提出了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和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在加强政府推动、促进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建立农业标准化体系、发展农业支持性产业和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CAFTA 农产品贸易 影响因素 对策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6-0157-03

进入21世纪,我国与东盟农业领域的合作发展较为迅速。中国与东盟10国于2002年11月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旨在通过两个阶段的发展,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立。2010年1月1日中国已与东盟六国正式建成自由贸易区,经过2010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遇到了诸多困难。由于双边贸易中农产品进出口具有重要地位和较长的历史,因此,笔者主要就CAFTA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农产品贸易发展情况

1.中国与东盟双边农产品贸易发展情况

2010年,中国对东盟的农产品进口和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据统计,2005―2010年,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额分别为242 246.3万美元、305 379.1万美元、393 253.7万美元、457 062.9万美元、534 384.6万美元、745 800.9万美元,较前一年相比,出口额增速分别为26.06%、28.77%、16.22%、16.92%和39.56%。可以看出,自2010年CAFTA建立以来,在排除2008与2009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下,2010年出口额的增速高于CAFTA建立以前农产品出口的增速,2010年的出口总额达到了2005年的3倍。从图1可看出,虽然相关年份各月增幅存在着较大的波动,但整体看来2010年明显高于其他年份。

2005―2010年,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进口额分别为368 166.7万美元、495 314.1万美元、708 377.7万美元、908 974.2万美元、857 385万美元、1 070 840万美元,较前一年相比农产品进口金额的增速分别为34.54%、43.02%、28.32%、-5.68%和24.90%。2010年CAFTA建立之后,农产品的进口增速并没有大幅度增加,相反增速还有所下降(图2)。2009年,全年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甚至在2010年1月增速达到112.41%,为历史最高值。增速的增加说明进口已经逐渐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全年增速仍然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并且在多个月份增速还出现负值,致使全年增速低于CAFTA建立前农产品进口的增速。可见对于自贸区的建立,在初期它对我国农产品进口的促进作用尚未明显得到体现,还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但进口额能够在下半年增长,已经展现出未来能够持续、健康增长的态势。

(二)中国对东盟中主要贸易伙伴农产品贸易发展情况

中国在东盟中农产品贸易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在2010年农产品对外贸易中,对这三个国家农产品出口额占对东盟出口额的62.2%,进口额占从东盟进口额的81.9%。

通过不同国家农产品出口额的历史比较(见表1)可以看出,对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出口增速达到了近几年来的最高值。2010年,中国对泰国的农产品出口增速稍微放缓,但由于2009年出口增速较低,可见金融危机对泰国经济尚存在一定的影响,38.69%的增速也已经接近历史增速的最高值,充分说明CAFTA的建立对于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进口增幅显然有所放缓,泰国的增幅虽然高于金融危机前的增速,但2010年增幅明显小于2009年,也显露出增速放缓的态势。

2010年,农产品进口对马来西亚和泰国全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在年末又出现了增加(见表2),特别是对印度尼西亚,11、12月份农产品的出口增幅都超过了100%,这促使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进口在年末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保证了年均25%的增长速度。可以预见到,经过了2010年的适应之后,在2011年中国对东盟农产品的进口会有更大的增幅。

二、双边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及其预期

虽然对东盟农产品出口方面在CAFTA建成之后取得了较大的增长,但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很有可能在2011年增速有所放缓,而农产品进口有望延续2010年下半年的增长态势,致使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的逆差进一步拉大。其间存在多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国际粮价的波动及金融危机的影响

从中国进入WTO以来,粮食进出口贸易逐渐放开,我国粮食价格体系从政策调控逐步转向市场调控,农产品市场也与国际市场联系更加紧密,国际市场农产品的价格已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内农产品市场产生了影响。例如,在2007、2008年,国际农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上升,由于我国大宗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国际市场上价格的上升传递到我国引起价格更大的价格增长。

稻谷、大米等作物都是东盟,特别是泰国对我国出口的主要农作物,在国际市场上是具有较大竞争力的农产品。同时,由于近年来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不断攀升,我国政府为了保证国内市场的供应,在采用多种方式鼓励生产的同时,在原则上还禁止了粮食出口,对农产品出口也起到了限制作用。

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范围内农产品贸易造成巨大冲击,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影响使农产品的价格有所下降。同时,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使得农产品的需求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在此情况下,一些国家借机提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如环保标准与农业技术壁垒),阻碍我国的农产品出口。但是,CAFTA成员之间并无关税和数量限制,联合国2011年1月的《2011年世界经济与形势》报告称,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过程缓慢,2010年中期开始的全球经济增速明显减低,可能导致2011年的增长更加缓慢,这会导致东盟市场需求增速放缓,进而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对东盟的农产品出口增长也会遇到较大的阻力。

我国GDP在2010年仍然以较快的增速发展,正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的发展会带动原材料包括农产品需求增加。虽然2010年全年农产品进口增速低于CAFTA建立前的增速,但从2010年中国对东盟进口同期月增长速度来看,全年的增速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11、12月份增长速度加快。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十二五”规划中强调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消费的增长,势必需要更多的生产原材料,东盟一些农产品作为对我国原材料的补充,进口的增加在所难免。

(二)汇率

汇率变动对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产生了直接影响。随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不断升值,我国农产品按照美元结算的价格不断上升。在汇率变动对进出口影响的研究中,弹性分析理论认为,在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下,货币贬值能够增强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能够促进出口,抑制进口,改善贸易收支;反之,货币升值则会削弱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促进进口,抑制出口,恶化贸易收支。

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仍然以较高的速度发展,面对来自国际,特别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矛盾显得愈加突出。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平均中间价较2009年升值0.91%;进入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步伐加快,在4月29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突破6.5关口。可见,人民币的继续升值是大势所趋。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情况下,美元大幅贬值,使得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和对美元的过度依赖的东盟国家,受到较大的损失。随着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跨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可以有助于贸易双方规避汇率风险,还可以减少企业结算汇兑成本,使得贸易过程中东盟国家对人民币具有较大的需求。但是人民币仍然不是一种国际货币,跨境结算还存在着困难,相当大部分的贸易仍然使用美元。同时,由于人民币的升值,东盟一些国家的货币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这削弱了我国农产品在东盟市场上的竞争力。

尽管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依然存在,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也将更加突显出来,然而与工业品相比较而言,农产品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都相对较低,很难满足 “马歇尔-勒纳条件”,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在短期进口大于出口的情况下可能不利于逆差的改善,但长期出口增速减缓反而有利于贸易顺差的获得。

(三)中国劳动力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变化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镇和工业部门,农业从业人员逐年减少,致使农业用工季节性短缺和结构性素质下降现象逐步显现。多年来,我国大量的对外出口,特别是农产品出口,都是以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获得了快速发展的,但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劳工短缺越来越突出,这一经济发展模式是很难持续的,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正是这一问题的集中反映。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会向城市加速转移,同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已经显著减慢,人口红利在逐渐减少,随着人们生活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新增劳动力对工作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都将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产品在对东盟国家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将逐步下降。

另外,我国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现代化和标准化水平都较低,缺乏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化管理,这也使得我国许多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企。加之近年来受石油、煤炭、电力、水等基础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价格出现了大幅的上涨,进而,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也大大增加。而且由于“能源短缺”的问题长期存在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决定了农资成本难以下降,也降低了我国农产品在进出口生产环节上成本的优势。在短期看来,我国农产品的价格仍然面临较大的增长压力,对东盟国家在农产品劳动力价格和生产成本方面优势的销弱,会导致农产品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增加。

(四)政策及产业结构调整

在“十二五”期间,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进一步重视,明确了要进一步实施临时收购收储制度,继续提高最低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并逐步减少城乡收入的差距,完善市场调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保证市场价格平稳的运行。随着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的提高,国内农产品市场价格已经有了一定的提升,政府为了保证国内粮食供应,有些粮食农产品甚至禁止出口。在2010年,农产品价格出现了了普涨的情况,虽然“豆你玩”“蒜你狠”等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法商贩炒作引起,但不能排除政策调整的影响,以预见到农产品的价格会进一步的提升,这对我国的出口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同时,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就要进行农业产业调整,增加附加值。在“十二五”期间,农业产业链的完善在加紧进行,农业产业化将单独经营的农户和分别从事一个环节生产的企业或部门结合在一起,产业链的建立,不仅是当地种养加、产供销部门的结合,也是在当地资源优势上所形成的支柱产业的进一步强化。这些加工程度较高的农副产品,除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外,也会出口到欧洲和北美等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东盟地区农产品的出口。

同时,我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工业原材料的需求将加大,使得一些加工程度较低的农产品和作为工业原材料的农副产品,出口也会大幅度的减少,同时进口会进一步增加。一些热带作物,例如天然橡胶、棕榈油等都是重要的工业原材料。东盟作为国际市场上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地,便宜的劳动力价格,适宜的气候都大大降低了的生产成本,随着中国与东盟间公路铁路运输网的继续完善,物流成本会更加低廉,特别是CAFTA建成之后中国对更多的进口产品不再收取关税并取消数量限制,同时还给予新的成员国以较大的优惠,进一步增加了东盟农产品的竞争力,东盟对我国的贸易优势会进一步增加,逆差的增加也不可避免。

三、促进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对策建议

(一)发挥政府在农产品贸易中的积极作用

在CAFTA建立之后,我国一些对于东盟国家不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会受到较大的压力,我国可以在签订的相关协定及规则允许范围内,通过政策的调整采取合理措施,保护和支持我国农业的发展。通过引导,使产业自身以市场为导向,以现代农业技术为依托,完善现代农业内部体系,通过对农产品的深加工和差异化来增加农业生产的附加值,与东盟优势产品进行差异化竞争,刺激农业生产。在保持和扩大优势产业的同时,鼓励弱势产业的发展和转型,避免一味地对我国产业的保护,造成其他国家针对我国的贸易壁垒甚至是贸易报复。

(二)增加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建立和完善农业标准化体系

我国农产品科技含量和生产率较低,需要大量的研究,通过科学的技术和方法,促进农业的发展。这就要求政府和科研机构增加科研投入,引导农业产业化中的各个环节的研究都增加科研投入。同时,培养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从事农业活动,可以大大地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务农人数不断下降的情况。

在和东盟国家进行竞争的产品上存在的劣势,部分原因是由我国对产品标准的制定方面引起的。我国的标准与国际标准相差较大,要参照东盟农产品贸易的标准体系并结合我国夺得实际情况,制定出既能与东盟标准接轨又能符合中国国情的标准体系(赵江红,2010),通过与东盟的接轨,减少贸易壁垒对我国产品的限制。

(三)发展农业支持性产业

加快农业物流产业的发展,要大力加强包括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仓储、交通运输条件和工具等设施建设在内的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地方政府也要有效地组织农业出口的物流(喻国华,2006)。在资金方面,由于制度缺陷,我国正规金融体系对农业产业化支持能力不足,要通过加大财政金融的支持力度、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构建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持体系,不仅需要政策性银行的支持,也需要外资和多种金融机构的帮助。在多方面支持性产业的发展和完善下,我国农产品的生产以及对东盟国家的贸易优势才能突显出来。

(四)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利用人民币在金融危机后的坚挺和我国贸易大国的地位,坚持人民币的区域化,扩大人民币的流通和影响力,力争使人民币在东盟自贸区内可自由流通和兑换。同时,东盟作为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美元的贬值对东盟的出口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东盟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汇率。在当今国际形势下,人民币的区域化甚至是国际化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可在跨境贸易时减少企业结算汇兑成本的同时,回避美元贬值对贸易双方带来的汇率风险,促进农产品出口。

收稿日期:2011-06-15

作者简介:王晓光(1957-),男,辽宁沈阳人,硕士,系主任,副教授,从事国际招商与投资、商务英语研究;白琰(1989-),男,河南开封人,学生,从事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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