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企业管理与家族制度

【摘要】在异国他乡，文化、社会环境与祖籍国大为不同;另一方面又受到殖民者的剥削和土著民族的排挤。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在文化群体行为之上的机制功能就得到了发挥，宗族制度不但提供了管理...

[摘 要] 本文主要是从海外华人的族群文化以及华族发展的独特社会历史环境出发，运用经济人类学制度、功能理论研究方法，探究海外华族的企业经营管理深层的文化原由。本文提出海外华人企业管理的核心是家族制度，其文化基础是儒家文化。

[关键词] 海外华人 企业管理 家族制度

关于海外华人企业管理的研究成果很多，在研究海外华人相关课题时，我们不得不重视海外华人的族群文化基础，以及在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机制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从深层次上揭示海外华人在社会领域里的行为特点，为我们认识海外华人社会、为海外华人所在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也为管理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不同的文化研究个案。

一、家族制度是海外华人的核心文化

家族制度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家族制度的原则规范着华人的行为，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也不例外。华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延续数千年,海外华人移民群体包括了不同时期海外探险求仙、海外谋生、商业往来,征战等原因而流落海外的华人。但大多数情况下,主要还是东南沿海的农民下南洋谋生。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群载体,将具有深深中华烙印的一种制度移植并应用到异国他乡，对后来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制度就是“家族制度”。

在异国他乡，文化、社会环境与祖籍国大为不同;另一方面又受到殖民者的剥削和土著民族的排挤。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在文化群体行为之上的机制功能就得到了发挥，宗族制度不但提供了管理地方事务的现成模式;在新的环境中,宗族对人群的整合功能以及以宗族认同来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性质也同样得到了发挥。

儒家伦理道德在中国本土同样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其核心内容是“强调长幼亲疏、尊卑贵贱，反映和维护封建宗法秩序的需要” 。家法族规则主要体现在“法”上，是用来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和协调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作为伦理教化的儒家伦理道德和具有强制力的家法族规两者相辅相成，在中国本土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共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同样，随着家族制度移植到海外，家法、儒家伦理道德等这些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文化特质，亦一起被移植到了海外，从而对华人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家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在宋朱陈理学之后，家法家规更加注重“纲常、祭祖宗、孝父母、友兄弟、敬长上、忠君长、肃闺阁、别夫妇等宣扬儒家道德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对家法族规的指导作用” 。

家族在制定家法家规时都充分体现了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原则。这些伦理原则和家法家规对海外华人社会、海外华族认同意识的发展、维系提供了充分的文化土壤，也为后来华人在经济领域的行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文化遗产。

二、家族制度在海外华人企业管理管理中的作用

海外华人数量虽然达到了3000万（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但其中的80%居住在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其余的20%主要居住在北美、澳洲、欧洲及非洲。“据Weidenbaum(1996)估计,海外华人最少控制了2万亿美元的资产,每年的经济产出至少达到5000亿美元。目前大部分华人经济研究学者都采用上述估计数据,并且在此基础上推断，华人经济圈(含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继美国、欧洲和日本之后的第四大经济体”。

海外华人企业基本上都是采用家族企业的形式进行管理。大部分学者依照结构定义法对华人家族企业做出了如下定义：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均被华人家族控制的公司所拥有或控制,一般而言,华人家族企业会采用金字塔式的控股结构,控股家族位于金字塔顶端,而上市公司通常位于金字塔的最底层。真正控制金字塔形管理组织的往往是家族中具有足够权威的男性,而且这种控制权可以继承。

文化对一种管理模式的形成以及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地就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发展来看，不乏众多的家族企业。但是在此后各自的发展轨迹上，却逐渐呈现出了管理模发展变化的分野。体现在文化上，便是具有深深的各自文化烙印。因此，从文化的深层动因来解读华人家族企业管理就显得十分必要，且更为根本。孟子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家族关系基础上的,两者相辅相成。家庭场域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主要场所,家族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经济领域的一系列行为在这种文化背景的熏陶下,必然深受其影响,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也理所当然的成为海外华人的主要管理模式。

从结构上来看，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统摄着家族宗法制度，家族宗法制度又进一步的统摄着家庭单元，家庭则是家族的组成单元，以及宗法制度下的最基本的自治结构单元。这种结构单元充分体现了伦理理念和宗法秩序在实际中的功能。在家族资源的传承过渡过程中，正是在这最基本的单元体中，充分体现了文化机制下的文化载体的行为方式。正是这样的行为方式塑造并形成了具有群体特征的族群行为模式及族群特性。文化的功能正是通过在这样的基本单元中，文化载体的具有广泛性的个体行为，充分展示了文化在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的功能机制。“美国学者林南廷提出一种家族资源转移理论。此理论认为家庭资源转移的内容和对象是对家族和社会运行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家族资源可分为权威和财产两大类,不同的社会对这两类资源转移的重点不同,故它们可以作为两项重要的变量”。

东西方在家庭结构中都存在着权威和财产的两项转移,但各它们的家庭组织中涉及这两项变量的转移方式是不一样。其中，亚洲的日本家庭和西方家庭在这两项变量的转移上具有一致性；日本在转移权威同时把财产也相应的转移给同一继承者；西方家庭则是在将权威作为附带物在财产转移的过程中转移给同一继承者。微观上看，西方和日本的家庭结构是有差别的，但是从家庭资源的流向上来看，它们转移的方向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两类家庭制度把两项资源同时转移给了同一继承者，至于具体的继承者选择，在日本是长子继承制；在西方是不确定的，继承者在众子女之中选定。那么，中国的家庭在这两项变量的转移中，与上述两类家庭结构不同的是:一方面，中国家庭注重权威转移，并且是长子继承制；另一方面，在财产转移中，实行的是诸子平分制。

这种家庭资源转移方式上看似微妙的差异，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包括华人经济行为在内的社会行为方式与其他两类文化之下的人群行为方式的根本不同。华人家庭两种资源转移方式的不同，造成了如下几种衍生的文化行为，当然也包括经济领域内的行为在内：

第一，华人商业网络的结构性根源：财产的分配采用均分制，使得继承人中的每个个体在占有财产资源时享有平等的权利。一方面形成了继承人之间的均衡的特点，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均衡的存在，又必然导致了相互之间的具有动态稳定性质的互动关系，并呈现出网络化的雏形。同时，因为动态稳定性的存在，又必然同时导致了这种网络化的关系深刻的具有相互掣肘的特点。在实际的华人经济领域里，这样的一种基于财产分配均分制之上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网络关系在宗族乃至更大的共同体中，由于拟制性的扩大，在20世纪初华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长成为了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海外华商网络。因为这种网络的存在，相应的造成了海外华人在经济领域的交易行为特点，这种行为特点因为深层次的结构性稳定，从而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领域的交易行为，西方的经济交易行为依赖于契约，通过合同、公正、法律等来实现商业行为的预期效果；而华人往往是在私人场合，通过个人交往、信誉、道德等来达成交易。与西方人相比较，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明显的缩短了交易程序，特别体现为华人网络内部的高效率。

第二，家族管理的必然性：华人家庭的权威资源转移与财产资源转移的分离，使得权威继承者丧失了对财产分配的支配性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藉由对财产的支配作用，来维护并凸显其权威的支配作用。那么道德此时必然的登上了家庭管理的舞台，从此，基于儒家道德伦理之上的家庭伦理在家庭管理中，日益具有了表征性的特点。以至于一般情况下很难洞悉其后的结构性原因。家族伦理的工具性特点在维护权威时，体现的十分突出。华人企业家在选用人才时特别的强调“忠”，在才干和忠诚之间，除了极个别的岗位之外，“忠诚”往往时首先被关注的、候选人应该具备的特质。其次，在企业内部的上下级关系上，同时体现了“拟制”家庭秩序的特点，上级领导与下级职员之间亲如父子，下级忠诚于上级，尊重上级的权威，无条件的服从与上级的权威；而上级关心爱护下级的工作、甚至生活，体现上级作为长者的慈爱。这种拟制的家庭秩序，成为华人企业内部家族管理的结构模式，是华人企业管理的金字塔模式的缘由所在。

第三，华人企业管理文化结构的内部缺陷：两种家庭资源分配上的分离，导致了权威继承者与其他财产继承着之间的共存关系。在权威者丧失对财产分配的支配地位之后，除了主要借助于家庭道德伦理来维系权威的地位之外，同时，权威继承者同下属成员间倾向于达成某种妥协，这种妥协是双向、互惠的。一方面权威者可以获得维护权威的另一辅助手段，而下属者因为在群体内部可以享有均分财产的利益考量，也愿意承认权威，服从权威的领导，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倾向于选择依附于群体的力量。

在这种妥协能够达成的情况下，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集体主义就应运而生了。在这种集体主义中，个人服从于集体，特别是集体中的权威者。这也就是华人企业内部往往存在“家长”的实质。而此后，这种集体主义的维护依赖于血缘关系和认同力量的维系，一旦这种维系机制的功能丧失了，权威就往往失去了对下属的约束作用，具有均分财产权利的继承个体之间就形成了分离，这种分离直接导致了集体主义的崩溃。个人基于拥有财产权利和回避血缘及认同，而倾向于个人利益。这一结构性的缺陷，是华人企业内部存在的众多表征性问题的深层原因。往往直接导致了华人企业集团在某些情况下的肢解。

从以上分析来看，华人企业管理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原由，这种原由不是随意的、以人为意志为转移的。正是因为如此，华人企业内部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还必须从华族文化之中寻找合理的途径。西方管理模式是否就适合用来改造华人企业管理，现在看来，尚缺乏充分的根据。因为，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是与相应的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脱离了文化而单纯存在的管理科学只能是空中楼阁，只能是华而不实的理论构建。

当然我们在探究海外华人企业的文化结构性根源的同时，也应关注到在某些华人企业内部出现的新动向：华人企业资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两权分离的尝试，管理模式的改革、比较经济利益动机下的非品牌战略、非规模与核心竞争力发展思路等等。但是总的来讲，目前家族管理仍然是华人企业管理的主流，其背后的族群文化、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不发生重要的变化，华人企业管理模式的主流仍难以变动，这既是文化的惯性使然，又是社会历史的影响。

三、总结

企业管理的历史并不长，大致只有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管理兴起于美国的泰勒制管理模式之上。就目前的世界范围内来看，比较突出的管理模式除了西方管理模式之外，另一个比较突出的是日式管理。总的来看，每一种管理模式都是与不同的文化相结合，加之经济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影响的产物。因此，可以看出，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社会历史环境之下产生的管理模式，具有不同的管理特点，在优化管理方面往往有独到之处；但同时在某些方面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缺陷，这些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原由。

海外华人经济的发迹，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具体的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同时还应该看到，海外华人文化的独特发展轨迹，亦深深的影响了包括经济在内的海外华人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研究海外华人，忽视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往往很难从根本上揭示问题的实质，既无益于科学研究又不能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