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变迁民俗文化探讨

1劳作模式的改变：弃农耕而谋生于漕河

劳作模式作为生产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因生计选择趋同性而形成的区域特色生计样式，是区域社会民众在经济与社会交往过程中的群体行为特征。劳作模式是主体身体被塑造的结果，是蕴含在身体中的全部感觉、记忆、知识与技能的社会化的一种综合，是群体记忆历史的一类载体形式。由于区域社会独特的资源、技艺和社会分工，民众的谋生方式在整体上呈现出同一性的趋势，具有较为统一的外部形态特征。劳作模式既是区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阐释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的基础。劳作模式的变动引发民俗文化链条上其他事项的变动，是近代淮安城市变迁的起点。淮河流域是近代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带。位于黄、淮、运之交汇点的淮安是受害最为严重的地区。自汉代起整个淮河水系遭到彻底破坏，各种灾害频繁发生。淮水泛滥导致湖泊变迁、河流改道、土质恶化等负面影响，使土壤盐碱化、沙化程度严重，形成大量沙碱地，“为硗确者十之七，为斥卤者十之三”，而土壤肥力严重下降。“三亩仅可当一亩”。由于土壤的次生盐碱化，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耕作。而政府的“保漕”政策、频繁的治水活动，大量的农田被工程取土、开浚新河所挖废。淮河安流期间，当地耕作制度基本上以稻作为主。黄河夺淮以后，水系瓦解造成土质恶化、水利设施被破坏，区域内民众的劳作模式被迫改变，由双季稻变为单季稻。农民广种薄收甚至有种无收，大批饥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大规模外出逃荒躲避水患，“逃荒”讨生活成为主要的生计方式。由于漕运功能的加强，清中期淮安城市发展达到历史最高峰，成为典型的消费型城市。政府每年调拨的数百万官款带来了饮食、洗浴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城乡间的巨大反差诱使当地居民弃农耕而游惰，依恃市井为生。漕运、河防、盐务又给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春夏有粮艘之载挽，秋冬有盐引之经通，河防草土之事，四时之中无日休息。贫民失业，力食能饱，或白手空游而得厚实”。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和集中，“惟市井是食，语及田夫则退让不屑”，“中家以上皆仰食于佃户，游手贫民则皆次生于漕河盐筴”。

2社会习俗的转变：躬耕乐道到奢靡怠惰

社会习俗是指人们日常的行为习惯和风俗。社会习俗涵盖了与特定群体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是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缩影和体现，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它在较长时期里逐渐养成，且一时不容易改变。社会习俗的变化反映和见证着社会的发展，一经变化必然会给社会的其他方面造成无形的、长远期作用的影响。明清时期淮安地区因地理环境和水利条件的改变不仅造成的人口、耕地损失和劳作模式的改变，还带来当地社会风习的改变和对区域民众心理层面的消极影响。淮河安流期间，和谐的水环境和汇集南北农作物精华的渔稻生产相结合，产生了带有明显的生态化倾向的稳定的小农经济。流域内民众躬耕乐道、安土重迁。由于随时降临的天灾使人们辛勤劳作得不偿本，或外出逃荒或坐等赈济，如此往复循环，田日以瘠，民日以贫。积极进取的风气逐渐衰退，消极保守的怠惰思想渐渐成为主流。明清时期经济的畸形繁荣和各驻淮机构的贪腐渎职使民风日趋奢靡和浮夸。明清淮安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官员驻节和漕运服务，政府每年调拨的数百万官款，“实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员弁之挥霍、大小衙门之酬应、过客游士之余润。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即以宴席言之，一豆腐也，而有二十余种；一猪肉也，而有五十余种”；举宴席为例，河工宴客，往往酒阑人倦，各自引去，从未有终席者，“而其余若衣服，若车马，若玩好，豪侈之风，莫不称是，各厅署内，自元旦至除夕，无日不演剧”。“帮工修埽无事之岁费辄数百万金，有事则动至千万”，高级别官僚机构的驻节更是“搜刮留滞所在，舟车阗咽利所在，百族聚焉，第宅服食嬉游歌舞”。为驻淮官员和过往富商服务的既有融合南北口味以淮扬菜为特色的餐饮业，还包括经营奢侈品、高档消费品的商业，以及鳞次栉比的烟馆、浴室、妓院等其它服务性行业。一边是灾害频发、经济凋敝的乡村，一边是灯红酒绿、畸形繁华的城市；一边饿殍遍野，一边琼厨金穴。久而久之，居民“惮于远涉，百物取给于远商，即有行贩，自粱秫麦菽醃园蔬水鲜之外无闻焉，若布帛、盐鹾诸利薮，则皆晋、徽侨寓大力者负之而趋矣。”

3社会心态的扭曲：开明好学到闲散保守

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的动态表现，是一定时期内社会运行或变迁过程中广泛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中的情绪与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与价值取向的总和。社会心态不是个人简单塑造的主观心理状态，而是受到社会运行状况的深刻影响。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诸多差异，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性特点的社会心理模式，并以带有地域性和集团性的风俗习惯行为表现出来。生存环境的恶化、社会秩序的紊乱都会引起社会成员强烈的心理反应和心理冲突，导致社会成员的心理的嬗变。12世纪以前，淮河洪涝灾害很少发生。稳定的小农经济孕育了乐观向上、开明好学的社会心理。黄河夺淮后，频繁的灾害、贫困的生活加上城市的畸形繁荣，促成了生存观念的扭曲，使得淮安人的心理整体性趋于消极、保守、宿命。作为漕运和河防重地，政府机构的驻节刺激了淮安城市消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漕运、河防、盐务给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由于河流淤塞、决口发生后政府会对漕运重地调拨大量财物赈济，而河渠疏导、水利修缮，又可带来大量工作机会，百姓“则惟偏灾是望，相率侥幸于国家豁免之（田赋）”，甚至出现盼望灾害发生的畸形心理。清中叶以后，漕运腐败呈蔓延之势，官员争相谋取私利，不但挥霍国家资财，还经常欺诈和刁难过往商民。此种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心理产生消极影响，加剧了价值观的混乱和倾斜。淮地民众的消极保守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种安贫宿命观一旦形成，就会对新事物产生极强的抵制力。清乾隆年间地方官员为改善民生劝谕淮民“以植桑、种棉、习纺织为务，并为之募师制具，设立程度以诱之，而民莫应其后”，便是保守思想的典型表现。清末民初以来，作为社会主流的地方士绅仍保持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其意识通过各种渠道展延至一般民众，造成了民风的闲散与保守，阻碍了新观念的传播和社会的变迁。民国前期，江苏工业发展曾出现过发展高潮，与苏南工业迅速崛起相比较，整个苏北区域经济发展迟缓，1901年至1927年新建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企业30个左右，其中昔日的区域中心淮安只有七家。作为特定区域或群体文化具象的概括，民俗文化能够全面反映区域整体的文化风貌，有着丰厚的内涵和代表性。生计样式的变动是近代淮安城市变迁的起点，引发民俗文化链条上其他事项的变动；地理环境和水利条件的改变造成的人口、耕地损失和生计样式的改变使当地社会习俗变得怠惰奢靡，是近代淮安城市衰落过程中的助推器；消极保守的社会心理则使城市发展丧失了原动力。无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还是精神民俗，都具有体现地方社会生活整体特征的象征意味，蕴含城市历史发展的特殊进程与外部交往的经验，体现了当地民众的生存智慧和发展能力，也是一个城市变迁过程中的标志性特征。把握城市的民俗文化的嬗变，就能从整体上透视城市变迁的本质，便于找准城市“造血”的动力，对于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也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王娜 单位：淮阴工学院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