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会的运作与法律制度构建研究

摘要：中国合会具有互助合作的道德基础，生活、生产与市场的外部激励，规则与程序的组织机制，信息与声誉的约束机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合会发生异变，合会风险加剧，倒会时有发生，对地区金融安全的影响日益加深，甚至波及金融体系的其他部门，对社会经济构成严重的破坏。中国政策的摇摆使合会长期缺乏相应法律规制，这导致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司法无所适从，金融安全法制框架难以有效吸纳对其实施的规制行为和制度，并可能出现损害经济或危及金融安全的两难局面。因此应当建立以“一项价值目标、两大基本原则、五项具体规则”为结构的合会法律制度，引导合会运作走向有序化，促进合会法律制度价值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合会；金融安全；法制化

中图分类号：DF43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4-0120-10

一、引言

合会，在中国通常称之为“会”。英文是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简称为ROSCA，国内一般将之译为“轮转基金”，也称为“周转信贷协会”），也有称之为Mutual Fund。Ardener（1964）曾对合会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合会是由一群人组成的团体，该团体的成员每隔一定时间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资金以形成一笔基金，然后轮流将汇集起来的基金（全部或部分）交给团体中的某个成员，这一过程不断重复，直到每个成员都得到这笔基金后（而且仅有一次），该团体宣告解散。如果成员的资金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可与原成员协商继续组织一个合会或吸收新成员另组成其他的合会”。Bouman（1992）指出，从本质上看，合会是一种独特的以某种“对称的互惠主义”为原则的资源分配模式，即在一个团体中通过一定的契约实现资源的汇集和再分配，以帮助成员“应对资源稀缺、风险和不安全感带来的种种压力”。通过合会进行集中和再分配的“资源”涵盖较广，不仅可以包括货币，而且还包括劳动、各种生产性和生活性实物等。合会也因此获得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功能，将部分保险和信用移转到自我可控的范围内——人们通过互助形式保证生活的安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正式制度具有不完备性与社会生活不确定性之间的断裂。Calomiris和Rajaramn（1998）特别强调了合会的保险功能，特别是它在应付突发事件方面的作用。

合会大约起始于唐宋年间，在中国大量存在，并没有严格的限制。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对合会的需求。合会逐渐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资金融通形式，为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然而，合会在中国大陆长期不为正式制度所承认，而在“体制外”运行，由于种种原因，合会缺乏风险转移系统，倒会现象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金融安全构成了威胁，甚至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合会与整体金融安全的关系在央行的年度报告中（2004）开始受到重视。为了防范金融危机，国务院在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促进民间融资健康发展，《个人放贷条例》的草案也已提交国务院讨论。因此，将合会放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展开实证分析，并为当前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文献回顾

学理上合会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合会是指综合性的互助合作组织，它包含金融会。也包含其他形式的组织，如防匪会、青苗会、联防会、乡帮兄弟等；狭义的合会专指金融会，亦称钱会，如费孝通提到的“互助会”。由于狭义的合会与正规金融关系非常紧密，本文取狭义。

中国台湾地区较早研究合会的法律规制，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曹兢辉（1986）、凹王志诚（1995）、谢哲胜、戴炎辉、陈瑞堂、孙森焱、吴启宾、王甲乙、陈聪富（1999）、林诚二（2000）等。如林诚二提出：“‘合会’制度系由民间习惯而来，因此，制定相关规定时，应尽量配合、参酌民间之习惯，始较能使一般社会大众接受。”1999年，合会正式写入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之后不断有人质疑合会的法典化。

大陆学者近年开始研究合会，法学界的研究进路大致是“介绍中国台湾民法债编对合会相应立法规定—讨论合会合同的性质一建议大陆也应当在立法中规定合会合同”。如徐国栋（2003），在其《绿色民法典草案》中设立了《合会合同》（第63章）对合会进行了立法规制，其主要立法体例编排是参照中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在债法的合同部分规定一种特殊的有名合同。此外，李新天、罗昆（2003）、罗建平（2005）等等也对合会合同的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李晓佳（2005）、陈荣文（2005）、黄震（2006）对中国台湾地区合会法制变迁作了较为完整的阐释。

合会以信用作为基础，其风险主要来自倒会，早在明代就有书面记载（邹元标）。据学者问卷调查发现，惧怕倒会是许多中国台湾家庭拒绝参加合会的首要理由。李晓佳（2005）认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员的流动性增强，传统社会的联系日益脆弱，道德约束力也越来越差，这些都加大了倒会的风险。Besley、Coate和Loury（1992）也指出：竞标式合会易诱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出价越高越早得标的人负担越大，越有动机逃会；已存逃会动机的人则愿意越早以更高价格竞标。可见，风险防范成为合会能否良性发展的前提，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基于对中国沿海某县的实地调查，研究确保民间金融健康发展所需的理论和制度支持。

三、合会的运作机制及影响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中国合会的运作机制——以Q县为例

为了便于研究，我们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及社会环境的宽松程度高低，将中国地区分为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最明显体现合会融资功能的地区（见图1）。

类型Ⅰ，不具备融资型合会发展的条件，生活型的合会有一定存在空间。类型Ⅱ，合会没有生长的空间，如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青岛等地区。中国大部分农村都属于类型Ⅲ，合会主要是为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功能较单一，风险也不大。类型Ⅳ在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浙江、福建等省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广泛存在，其特征是满足生活需要的合会和适应生产需要的合会并存，与此同时，一些具有强烈投机性的合会（如抬会）时有出现，近年来常发生倒会事件，损害当地经济发展与金融秩序。总的来看，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推进，合会运作的环境会逐渐宽松，其主体地位也将在法律上予以确认，类型Ⅰ、Ⅱ、Ⅲ地区将演变为类型Ⅳ地区。因此，下文以类型Ⅳ地区具有典型代表的Q县合会运作情况作为研究的对象。

1 合会运作的道德基础：互助与信任

Q县辖内多石，土地贫瘠，台风频繁光顾，农业发展较差，居民往往需要集合同宗、同村的力量才可生存，这种互帮互助的民风和模式便是合会的本质所在。即使如此，居民仍难以自给，部分居民尝试海外谋生。但这需要一笔较大的费用，居民们创造性地在具有信任感的熟人圈子中运用合会解决路费问题。虽然运用合会解决路费的风险较大，可会员之间地缘、血缘的纽带联系密切，个人及家庭的信誉被高度珍视，因此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很高，合会的运作相当成功。由于合会的特殊功能，其正当性逐渐受到认同并扩展到很多领域。因此，从合会的建立到具体的运作，主要还是依靠会员之间互助与信任作为支撑。

2 合会运作的外部激励：生活、生产与市场

自然经济下，合会主要为满足生活需要。在生存压力的激励之下，Q县村民组织起合会。改革开放后，由于生产与市场的激励，满足生活与生产需要的合会并存。本文在该村调查中发现这样一个合会：合会的会首叶明山将全部积蓄投入香菇生产，为筹集资金办喜事，叶明山在村里找了六个人组成合会。该村每年都会组织2—5次类似叶明山这样的合会，有用于盖房子、娶媳妇、治病的，也有用于子女上大学或出门学电脑、驾驶等技术的，还有用于购买各类机械农具、栽种香菇、开小商店、承包山林鱼塘、承揽装卸工作、做小生意等。由此可见，因外部的生活、生产与市场刺激，基于资金需求的相同目的，合会被频繁建立，并能有效运作。

3 合会运作的组织机制：规则与程序

合会的运作具有一整套完整的规则与程序。以叶明山合会为例（如表1），首先，合会的会首与会员之间往往具有较为紧密的血缘和地缘联系。其次，合会的会首与会员之间权利义务明晰。会首具有无需支付额外利息获得首期会款的使用权，同时也承担着组织管理合会运作的职责；其他会员为会脚，会脚具有按规定获取会款的权利，但也需承担按时缴纳会金的义务。最后，合会具备明确的运作程序。会金定为每人每期5000元，两个月为一期，总会期一年，每期固定利息为80元，每期的收会人员按照大家协商确定，无法达成一致时，由7人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大部分的合会都是依照上述方式运行的，明确的规则与正当的程序，使合会透明、有序与健康地运作。

4 合会运作的约束机制：信誉与信息

在叶明山合会的例子中，合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建立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之上。相互之间知根知底，具有信任的基础。同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社会中，失信的成本太高，因而大家都极为珍视信誉，相互间能形成有效的约束。此外，极为密切的地缘联系还使彼此间能随时掌握最新信息，因而不存在信息的取得成本。一旦出现不利的情形，守约方能对潜在违约方采取诸如提醒、劝阻、帮其出谋划策解决问题、共同应对、集体施压等措施，从而确保合会的顺利运作。

5 合会运作的异变：具浓厚投机性质的合会

该村林某谎称用组织合会的款项投资水电站，并宣称可以获得良好收益。于是，林某在H村组建两个合会，共得会款56万元。但实际上，林某将会款全部投入福建省福安地区的合会。之后，福安地区发生大规模倒会事件，波及地区多，范围广，损失惨重，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Q县合会所能积聚的资金量越来越大，但人们对金融活动的认识还很少，风险意识也很薄弱。社会的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现代的交通、通讯工具使Q县不再与其他地区分隔。合会与合会相连形成抬会，合会风险加剧，倒会时有发生，对地区金融安全的影响日益加深，甚至波及金融体系的其他部门，从而对社会经济构成严重的破坏。

（二）影响Q县合会运作的因素分析

1 Q县合会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因素

合会在满足体制外金融需求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简洁性，很容易得到一般人的认可。首先，它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理性人会选择交易成本低的方式从事金融交易。其次，乡村熟人社会所产生的信任可转为金融借贷上的信用，且合会操作便捷具有互，成本显然低于现代银行。与正规金融体系一样，信用成为推动合会发展的内因。再次，合会比其他传统民间融资手段（如高利贷、典当）具有更强的吸纳力与适法空间。合会是一种信用借贷，不用实物抵押，易使人们产生组织或加入选择合会的内在激励。最后，合会在Q县发展还因其具有深厚的传统根基。“挥之不去”的路径依赖与金融消费习惯的作用显然是合会存在甚至是蓬勃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此外，现代金融体制的流程普遍采用各类复杂的标准文本和现代电子通讯系统，普通人难以掌握其流程和操作程序。这样，合会作为一种民间习惯性的融资方式获得了合理的生存空间。

2 Q县合会存在和发展的外在因素

近几十年来，Q县合会的不断发展得益于其经济的繁荣。Q县地处浙南，邻近温州，经济活力充沛。一方面，个人手中的财富日渐增多；另一方面，扩大生产、改进技术、引进人才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因而对资金调剂提出了直接的要求。同时，由于此地个体、私营经济发达，市场风云变幻，今天手有余钱的人明天可能因为看准了新的投资机会而需要筹集资金，合会这种轮转储蓄和轮转借贷直接结合的金融形式能很好地满足这种需求。

合会更多的是一种“内生金融”，即内生于某一经济体中的金融形式，它的产生发展是这一经济体本身所需要和催生的，是“横向信用”，主要依靠“互助合作”等原则建立起来。而“官办金融”更多的是一种“外生金融”，由政府或金融当局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自上而下设立的金融形式。在这一金融体系中占有金融资源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高低。Q县长期以来国有经济较少，没有一家较有影响力的国企；在政治地位上，作为侨乡，于计划经济时代受到压制，近年来虽然政策较为宽松，但仍不能说具有多高的政治地位，因而，“外生金融”在Q县相对缺失。金融资源的相对稀缺决定了政府必须对金融活动进行强制干预，通过“信贷配给”分配有限的社会资本。而国有的正规金融部门往往把大量的金融资本配给国有企业。合会成为了金融抑制环境下Q县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必要依托。

3 Q县合会变异的因素分析

首先，合会的变异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合会的会期被大幅度缩短，从原来的每个季度、每个月开一期缩短为“周会”、“日日会”；其二，合会成员关系不断疏远，由原来相互熟识、联系紧密的亲戚或朋友关系，转变为会员间大多不认识，会员人数增加，会首无法控制；其三，抬会和标会的混合应用，合会积聚资金的功能被无限制地放大。

其次，个人主体意识的盲动成为合会变异的主要外在因素。其一，由于经济发展，个人财富积累日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投资具体项目所需的资金增长快速，合会融资的金额变得十分巨大，往往超过任何一个会员现有所有财产价值总和。一旦出现不可预知的问题，会首难以承担填会的责任，倒会风险加剧。其二，市场经济的发展唤醒个人的主体意识，个人对于经济财富追求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但对市场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的认识却十分缺乏。于是，出现了林某一人同时组织两个金额巨大的合会的情形，而林某更是将会款投入到具有极高风险的合会中。

Q县合会发展历程表明：如果某一特定的团体是对外开放的，参加合会的人中团体之外的成员所占比重较大且没有亲戚朋友关系、合会的规模很大、合会的周期很短（一周、一天甚至一小时计）、合会的目的主要是为赚取利息收益等，都将直接加大合会的风险。此外，合会这种金融形式的不当发展还容易为国外某些人和组织所利用，对中国整体金融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诚然，我们承认私人之间的信任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对于一个传统价值理念日趋式微，现代价值理念又尚未建立的正在实现经济转型的大国而言，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信任的力量。

四、构建中国合会法律制度的思路

中国已明确将建立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完善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健康运作，是实现该目标的必要条件。这其中，就涉及到对合会这样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金融活动的制度完善问题。想要建构一整套合会法律制度必须经过全面、系统性的考量。系统论认为，任何一个系统欲发挥其最大功效，不仅要求系统自身性能优良，而且还需要各子系统之间的配合与协调达至完美无缺和统一有序。如果我们将合会法律制度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其立法价值定位便是这个系统的灵魂，立法原则便是这个系统的骨架，具体的制度和法律条文便是该系统的血肉。因此，合会法律制度的构建必须以明确立法价值和立法原则为基础，而后再建立各项具体的制度。

（一）合会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金融安全

法律价值是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要素，它的内涵远远超越了具体法律制度结构，反映出人们对美好社会秩序的追求和向往。虽然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派对法律价值见解不一，但是本文认为法律价值是必要的，正如美国法学家罗斯·柯-庞德所指出的：“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是金融监管当局的重要目标，是各国或各地区金融法一致的价值追求，金融安全是金融法安全价值的集中体现。因而，本文认为，应当将金融安全价值作为合会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这对合会法律制度的构建和有效运作意义重大。

首先，金融安全价值是合会法律制度的建构依据和起点。一方面，合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金融安全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近年来，合会因缺乏法律规制而频频发生倒会，对一个地区的微观金融安全造成了重大影响。因此，合会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必须围绕对金融安全价值的保障和维护展开。明确这一价值目标，无疑为合会法律规范的确立和进一步细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金融安全价值的确立有助于中国合会法律制度司法、执法的理性化运作。一方面，相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而言，法律条文有限且难以穷尽社会可能发生的各种冲突。故而，当合会出现运行紊乱、倒会等危险而缺乏法律规范调整时，司法者与执法者需借助对金融安全价值的认知处理相应的法律问题。另一方面，当不同法律规范发生冲突而一般冲突法理无法适用时，金融安全价值目标可成为执法者正确选择法律的标准。即便是在实行严格规则主义前提下，赋予金融监管当局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亦在所难免，而且也与金融创新的需要相契合。对合会监管自由裁量权的确定必须依赖金融安全的价值目标。

长期以来，各国的金融监管均以安全价值为基点。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效率价值开始在不同程度上被注入到金融行业的监管当中。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这两大长期对应的价值范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金融安全价值的需求根源于各种金融活动内在的各种风险。稳定金融体系，就意味着要实施金融管制，各国金融法中的市场准入、业务审批许可、信息披露、市场退出、稽核检查、审慎监管等制度都旨在降低和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各项金融监管措施的实施，难免会抑制金融业参与者的主动性、积极性，甚至扼杀金融创造性，这就增大了金融活动的运行成本，降低了金融业的利润，削弱了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金融效率价值受到侵蚀。如果从金融效率着眼，充分的市场竞争是金融效率发挥的核心因素。近年来，即便是以严密规范化的监管著称的美国也在政府监管的层面上有所松动。可见，金融行业的规制理念正在悄然改变，对金融安全价值的尊重和在具体法律制度上的坚守，仍然是规制具体金融行为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尊重市场的自身规律和各种金融方式的运作特点，提高金融效率。

金融法治领域的这一新发展要求我们在明确合会法律制度金融安全的价值定位的同时，必须对其有效边界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我们必须不断认识和研究合会。只有不断地研究合会的特点和运作规律，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合会对金融安全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在很多情况下，合会非但不会危及金融安全，反倒对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在设定具体法律制度时，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风险点，进行规避和防范；对于其他方面，更多的是给予确认和保障。

（二）合会法律制度的原则

1 风险点规制原则

风险点规制原则指对合会法律规制的重点应当放在对金融安全构成威胁的具体风险点上，而不应对合会运作全过程实施不间断的持续性监管。

首先，这是金融安全价值存在有效边界的必然要求。过分注重金融安全，会扼杀金融活动的活力，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危及金融安全本身。因而对金融安全价值保障首要的问题就是应当抓住重点——合会运作过程中产生风险的重要环节，做到有的放矢。只有这样，市场主体的活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更好地发挥合会制度的优势。市场主体活力的增强为市场主体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而推动合会这一金融形式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促进金融安全价值目标更好地实现。

其次，风险点规制原则是由规制力量有限性和规制对象无限性的矛盾所决定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大特征便是多种形式的金融活动广泛存在且充满活力，这样一来各种金融活动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呈现出多个不同面目。然而，法律规制的力量却是极为有限的。一方面，立法无法涵盖千变万化的合会实践。人类的认知能力、立法技术、立法资源投入等方面的局限性都决定了合会立法无法面面俱到，而只能是针对基本的、重点的方面做出概括和规范。另一方面，执法力量的有限性决定了必须有重点地对合会进行规制。法律的执行需要相应的人力、物力投入，法律有效执行还与执法者的综合素质密切相关。在现实中，金融执法的人力、物力投入难以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做到完全同步，金融监管者综合素质的提高、监管方式的更新也非一蹴而就。因此，对于合会法律规制和实际监管必须有重点的进行。

最后，以往的立法经验也表明设定过高的法律规制目标往往是徒劳的，甚至是极为有害的。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全面、复杂，在现实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下，最为关键的一些规则会被其他规则所淹没，法律无法得到有效执行，进而可能对法律本身的权威构成不利影响。

因此，在合会法律制度建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风险点规制原则，同时该项原则也是指导合会法律制度执行的基本原则。

2 尊重合会运作规律原则

尊重合会运作规律原则是指合会法律制度的设定必须充分尊重合会自身的特点，顺势而为，合理引导，而不能不顾合会本身的规律，否则只能适得其反。

作为一种内生性的制度，合会不同于依靠无数的文本维持运作的众多现代金融制度。这要求我们必须在认识、掌握其运作特点的基础上，尊重其内在规律进行制度设定，确认合会各方主体在合会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并保障各方所应取得的合理的利益。如果我们在合会法律制度的制定中未能遵循这一原则，即便立法初衷是善意的，仍然无法取得预定的效果。

尊重合会运作的基本规律在法律上首先要求我们明确现行合会的法律地位，对各方当事人依照合会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用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尊重合会运作规律原则还要求在不危及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对合会的直接干预，这与风险点规制原则具有内在一致性。同时，在风险点规制原则下，对于合会运作的其他环节则需要依靠合会本身的运作方式、运作规律来调整。可见，风险点规制原则和尊重合会的运作规律原则这两个基本原则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共同统一在合会法律制度之下。只有在坚持风险点规制原则的前提下，尊重合会运作规律才有意义，才能真正确保合会各方的利益。同时，也只有尊重合会运作规律，才能保障风险点规制发挥其应有作用。这两个原则中，尊重合会运作规律原则是合会法律制度的整体基调，而风险点规制原则是合会法律制度的重点。

（三）合会法律制度具体规则

1 申报规则

申报规则是指向合会管理机关申报合会相关信息，并由该管理机关进行记录的程序性规则。

具体来说申报规则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合会成立申报，即在合会成立时应当由会首就合会的基本要素向合会管理机关进行申报。申报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合会的成员（姓名、身份证号、住址、联系方式）、会期、会金等合会基本内容，申报方式应当为书面申报，申报后，管理机关应当出具根据申报系统自动生成的数据表格。二是特定事项申报，即当出现法律规定的特定事项时，应当专门向合会管理机关作出申报。例如出现超过标准的标息情况应当单独进行申报，并出具已经办理的相关担保手续证明。

此外，合会管理单位应建立相关制度配合申报规则的实行。首先，建立全国统一的合会数据库系统，从而为合会的监控管理提供依据和重要信息；其次，负责受理合会的申报，并将相关申报内容录入数据库；最后，向申报人提供相应的格式文本，包括由数据库系统自动生成的数据表格、合会风险提示、会规参考范本、会单。应当特别明确的是该项申报仅是一项程序性要件，无需受理申报单位的批准。申报单位仅对是否出现违反抬会限制等禁止性规定作出认定，并不对所申报的合会的其他内容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同时，合会管理单位也不得就申报行为收取费用。

申报规则是整个合会法律制度的基础性规则，合会其他规则的有效运作都有赖于该项规则。合会申报应当作为合会受到法律保护的形式要件，同时它也是抬会限制规定的执行、标息风险可控规则有效实现的基础。

2 合会活动受法律保护规则

合会活动受法律保护规则旨在确认合会的法律地位，结束合会“体制外”运作的尴尬处境，为合会各方当事人提供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避免合会运作过程中的短视行为。

具体来说该项规则应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基本概念的法律界定。即对合会、会首、会脚、会金等基本概念在法律上予以明确界定。二是资格限定和权力义务规范。会首、会脚应当限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禁止其他主体参与合会活动。会首的权利主要体现在可以无需支付额外利息获得首期会款的使用权，相应的会首还应承担合会成立的申报义务，并负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费用。会首不履行申报义务，会脚可以拒绝缴纳会款，或者代为申报并有权要求会首承担因申报产生的合理费用。会脚的权利在于按照既定规则获取会款，其主要义务是在规定时间内交纳会金。三是合会运作过程的规范。应当对合会运作各个阶段作出具体规定，比如合会成立的方式、应当订立的文件、该项文件的内容要件、合会轮转的规定、会金的依据、合会满会的要件、法律意义等。

合会活动受法律保护必须建立在申报规则的基础上，以由数据系统自动生成人手一份的数据表格为合会活动的必备形式要件。对于未经申报的合会，法律不予保护。

3 标息风险可控规则

标息风险可控规则是针对合会运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风险点——标息过高而提出的，通过设定合理的法律制度予以控制，从而化解风险，保障金融安全。

具体来说，有两种制度方案。一是直接控制，即通过设定标息最高限的方法进行控制；二是间接控制，即不设定一个具体的最高标息控制线，而是通过设定高额标息的担保制度来实现对标息风险的控制。从立法的角度，第一种方案较为简单，而第二种方案复杂。从执法的角度，两种方案都较难执行，相比较而言第一种方案的有效执行更为困难。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来看，第一种方案违背了依靠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要求，是一种计划的调控手段。长期以来，中国在金融领域实行各种利率直接管制的例子很多，但基本上都是针对规范运作的大型金融机构而言的，对于市场中分散的主体，利率直接管制的方法实行难度将大大增加，且难以发挥实效。因而，应当采用第二种设定方案。在具体规则上，规定标息超过当期人民银行公告的贷款利率一定比例（比如4倍）时，应当要求出标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办理相应的抵押、质押法律手续或由第三方担保人出具担保函，同时应当进行申报。在法律效果上，应当规定不提供担保，不进行相应申报的，出标人过高标息的投标无效，无权取得该次会款。会款应由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投标者取得。

4 抬会限制规则

抬会限制规则旨在针对抬会无限放大合会风险的问题，设定相应的法律规则进行限制。

应当规定在同一时间段内（包括部分交叉）一人参与的合会需有数量上的明确限定，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可规定这一数量上限为3个。一旦违反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超过此限部分合会的其他成员的过错责任）和行政责任（应当设定经济处罚和有限的合会准入禁止等规定）。同时，对合会应当有地域限定，只能选择在户口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工作单位所在地参加合会。

该项规则的实行必须依赖于申报规则的有效运作，合会管理单位就申报内容录入数据库系统后，若发现有违反抬会限制规则的情况，应当说明理由并退回该项申报，要求整改后方可重新申报。

5 会首最大诚信规则

会首最大诚信规则要求从合会的召集到满会的全过程中，会首应当坚守诚信，不能做有损于合会利益的行为。该规则最大的特点是，会首需承担最大诚信义务的举证责任，以此促使会首保持高度的诚信，确保合会的顺利运转。一旦出现倒会，如果会首不能证明其已经尽到该项义务，应当就倒会所造成的损失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合会的运作过程中，会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会首负责召集合会成员，成员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紧密，因而需要通过会首对合会成员守信程度的评判和对其行为的适当约束来维系合会的运转。会首疏于该项职责或者会首与部分会员恶意串通必将给其他会员带来损害。其次，会首可以不支付额外的对价就取得首次会款的使用权。由于得会最早，因而在合会运作的过程中，会首风险最小，而且会首并不为这一风险支付对价，对其他合会成员有失公允。会首最大诚信规则是结合合会本身运作特点提出的，是对这种利益失衡格局的有效平衡。最后，历史上合会风险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与会首未能保持最大诚信密切相关。因而要求会首始终保持最大诚信是降低合会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的必然要求。

五、结语

在金融安全价值目标的统一指引下，合会法律制度严格遵循风险点规制原则和尊重合会运作规律原则。通过设定合会活动受法律保护规则、申报规则、标息风险可控规则、抬会限制规则、会首最大诚信规则等五大规则具体规范合会的运作，从而能够为合会参与者提供更大的预见性，引导合会运作走向有序化，从而有效避免和防范倒会的发生，促进合会法律制度价值目标的实现。

萌芽于唐宋的合会是中国典型的民间金融形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为它们提供更加健康的金融环境、构建更为科学的金融制度，成为要务。但长期以来民众和中小企业始终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于是便积极寻求诸如合会、民间借贷等非正式金融方法解决资金上的燃眉之急。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与异化，信任体系的崩溃，倒会等严峻问题进入公众视线，合会步入高危发展时期。不过，中国长期实行金融抑制政策，合会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处理相关案件时司法无所适从。合会成为游离于“体制外”运行的地下金融，国家的金融相关法律制度无法对其进行规制，从而形成了损害经济、危及金融安全的两难局面。本文构建“一个原则、两大基本原则、五项具体规则”的合会法律制度结构，首先，重新定义合会的重要功能，并通过制定合会法律制度，将合会真正引导成为中小企业和民众融资的健康、良好平台，充分发挥其固有的作用。其次，通过理论与调研相结合的方式，透视合会组织过程中，合会成员的行为逻辑与选择偏好，在以“信任”为核心的理念之下，通过设定外在规则，约束合会成员的行为。最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转轨的新时期，各种突发问题接踵而至，尤其是金融领域风险加剧，因此中国亟须建立起法治金融和法治经济制度，全面更新观念，善于运用制度防范风险，引导经济走向健康、稳定和良性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