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互适应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是基于农民工与市民互动过程进行的，而交互性适应也是衡量多元社会和谐共生的主要判别标准。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市民的交互过程存在一定规律，并影响着更深层次的互动态度。基于此，文章提出相应措施，以构建良好的交互关系，对农民工的城市化过程和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农民工 城市居民 交互适应

农民工作为数量庞大的国内流动人群，其城市转移过程，不但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化过程，也是其城市化的过程，其中包括了文化、社会身份和权益等一系列适应过程，其中最困难的阶段，集中于“自我”与“他人”以及“我群”与“他群”之间的适应。而适应能否成功，全在于是否能以不断地努力而树立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即农民工与城市的主体――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两个群体从一开始的接触到彼此相互适应是一个不断继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城市居民难免会对外来的农民工群体存在一定偏见，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这样的状态对促进两个群体之间的互动来说显然不很乐观。总的来说，农民工的适应性在城市这个大的场域中进行，这一场域实际上主要存在着两个主体，即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因此对其的实证研究就有了更加具体和深层次的要求。为此，本文旨在从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在交互过程中的相互性适应特征出发，挖掘这种互动过程中的问题所在，对于政策的制定、软环境的配套等应用性措施有一定的针对性作用，帮助农民工实现向现代城市市民的转变，成为未来公民社会的现代文明的城市公民，对于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环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概念界定

本文界定的“农民工”可以简言之为身份上属于农民而职业上属于工人的在城市工作的劳动者。他们不同于农民的是其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于工人的是其所属的身份。或者说，“农民工”是没有城市户口和城市身份的准市民。

城市居民即“市民”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概念，因为从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上，对“市民”概念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目前，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以及日常生活和公共语境中，“市民”大多是从城市层面来理解，从而“市民”概念被指称为城市居民，一般特指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本文也采用将市民理解为拥有城市户口、在城市长期居住的城市居民，此群体与农民工的区别在于户籍地存在不同，但拥有城市身份。

“社会适应”是一个过程，是行动者对周围环境变化的主动和被动的调适，既包括客观层面，也包括主观层面，至少可以分解为经济生存、社会交往、心理认同三个维度。关于交互适应性的界定，学者们都是基于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后的心理适应方面进行分析的。本文和以往仅仅从单个群体的深入研究所存在的不同是，对社会适应的研究更强调一种交互过程中双方的心理体验和态度体系，主要反映一种对应力下的博弈关系。

研究样本与工具

（一）样本选择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调查，于2009年11月至2010年4月，共收集量表311份，其中城市居民问卷共142份，农民工问卷共169份。被试的选择地点主要集中在重庆市区范围之内；被试的年龄方面，城市居民的年龄幅度更大，从19岁到61岁，而农民工的年龄则从17岁到41岁，其原因是农民工本身是由于从事劳动而迁移至城市地区，因此其年龄的跨度性更小。

（二）研究工具

心理文化适应量表（Psychological Acculturation Scale，PAS）（Tropp et al.，1999）是测量个体在新环境下的心理归属感和文化感知状态的态度测量工具。在本文的研究中，选择其中的五个项目，测量农民工被试和城市居民被试的心理归属感和文化感知度。PAS本身采用Likert 4点制评分法，两类被试所回答的题目是相同的，六个项目所构成的问卷，在城市居民分量表的alpha系数（内部一致性信度）达到 0.80，在农民工分量表中则为0.52。

研究结论

根据PAS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见表1）发现，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适应度量表中，项目因素负荷度分数越高，说明在该项目上有更多的被试者接受或比较接受该观点。从量表及其描述中可以看出，两个分量表的得分均比较高，农民工分量表的因素负荷度得分略低于城市居民。比较两量表发现，两个被试者代表的群体在各项因素负荷度上的分数差异很微弱，说明两个群体对融入城市这一观念没有太大差异，得分中差距最大的为 0.06，最小的仅为0.01，这样的差距说明，两个群体在共同因素的相关性上差距很小。

表2为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在各自对应的项目下的具体选项的百分比情况。从城市居民分量表发现，了解和比较了解农民工的市民占总数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说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了解程度还比较低，而有50.1%的城市居民觉得跟农民工在一起的时候感觉不是很舒适，说明他们在心理和文化上还是对农民工有排斥感；而农民工分量表则体现出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了解城市居民的比例要高于城市居民了解农民工的比例。从融洽度看，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选择较不同意和不同意的比例均比城市居民要低。同时数据显示农民工有较强的城市归属感，而农民工在两个群体交往和互动过程中形成了较高层次的心理认同感，至少高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认同感。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到，年龄和性别的不同对城市居民对两个群体在信仰和价值观的相似程度上的认知程度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城市居民在年龄上差异特别显著，在性别上差异显著，在年龄与性别上的交叉效应显著。而农民工在总分项目上年龄差异特别显著，说明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对各个观点的认知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年龄与性别的交叉效应显著，说明在各个项目上，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农民工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对策分析

首先，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是农民工参与城市的重要途径，与城市居民交往、接触的经验可以提高农民工适应城市的能力，为农民工带来对城市的归属感，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程度。农民工的城市化过程，存在与城市居民的被动或主动互关系，同时其在心理和文化上被新的场域不断地改变、型塑和重新建构，这体现在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差异特性之上。因此，可以针对不同性别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采取不同的互动与交流方式，在文化活动及教育方式上采取相对差异的形式，慢慢形成共同的心理和文化认同，帮助两个群体重新建构互相适应的规则和概念图式。

其次，由于两个群体各自存在的年龄差异，特别是青年农民工，其适应方式有更多的现代性特征，但其交往对象依然是具有很高同质性的群体，这一点已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在城市中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是他们在异地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亚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产生的人情在其日常生活中依然起着一定规范和支持作用。流动性生活的“无根”特征使得他们觉得并没有太多的必要去建立和发展情感主导型的朋友关系，从而在心理和文化上导致他们与城市同龄居民的交流和互动不够正态。因此，政府部门也应该放宽进城农民工参与各项活动的政策，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完善其他与农民工利益相关的法律。尽快建立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机制，加强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劳动时间、劳动安全等的检查监督。针对年长的城市居民和农民工，政府可以创造相对悠闲和轻松的文化环境，在彼此之间营造舒适安闲的交流和互动环境，在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上给予相近的政策优惠，让广大农民工群体可在同一平台上跟城市居民互动和交流。

再次，城市社会的各种组织团体对进城农民工的关注和容纳不够也是重要原因。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组织、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等，还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建的社区组织、文化团体、福利组织等，农民工都很难进入。最突出的是工会组织和城市居民社区没有对进城农民工必要的承纳与整合。城市居民社区在吸纳和同化新成员以及城市社会整合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现在城市居民社区还不能较好地有效吸纳、整合大量进城农民工。因此，社区也应该给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创造平台，让不同年龄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在文化团体、福利组织等方面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载体，保障两个群体互动过程的顺利进行。

总之，农民工与市民矛盾与冲突的产生在于缺少沟通与认同，那么从对策与管理的角度，就应该为两个群体的接触、交流与理解创造更多机会。市民应该抱着热情与宽容的心态欢迎农民工进城，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种种缺陷，争取早日融入城市，跟城市居民和谐相处，追求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M].人民出版社，2007

2.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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