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的理论来源研究

摘 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的形成具有丰富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财政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的直接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财政观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土壤和民族形式，西方财政思想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财政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046-0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财政思想为理论指导，继承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财政思想的精华，借鉴西方财政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对于这些理论来源的合理汲取，是我党在全面认清了本国国情的前提下做出的正确选择。因此，随着国态民情的变化，为了构建我国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理论基础，有必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也就有必要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的理论来源进行更加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和系统的梳理，从而有利于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研究，有利于更好的认识和把握我国现行的财政制度和政策，从而促进我国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沃土之中

（一）财政是国家全面履行其职能的重要工具

1.财政从根本上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财政理论的国家观主张，国家和财政都是历史范畴，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行为或活动，财政是实现国家职能和提供物质基础的经济手段，财政与国家存在本质联系。列宁特别重视财政在苏维埃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他指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能产生”[1]，财政是为国家统治服务而运作的。

2.财政是反映特定分配关系的经济范畴。马克思揭露资产阶级国家财政的剥削实质，他提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工人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工资”[2]的论断，指明资产阶级国家财政是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国家手段。在此基础上，科学揭示了财政的本质，即财政是一种反映特定分配关系的经济范畴，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国家通过财政制度对社会经济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财政本质的概述，阐明了财政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为我国财政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是我国一切财政政策确立的依据，一切财政方针制定的前提，一切财政工作开展的出发点。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邓小平强调“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借用“财政为庶政之母”的论说，指出“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政治范畴，事关国家安邦，强国富民”。强调“财税工作是党的事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意图。这些关于财政是履行国家政治、经济职能的重要工具的正确思想最终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的核心内容。

（二）财政体系的建立必须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

列宁认为，财政体系的建立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指出“我们需要财政集中，需要力量集中，不实现这些原则，我们就不能完成经济改造，……我赞成地方苏维埃组织实行最广泛的自治，但是我也认为，为了使我们有意识地改造国家的工作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必须有统一的、严格规定的财政政策，必须从上到下执行命令”。要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要在集中的指导下实现民主。财政体系的民主表现在“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达到总目标的各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地顺利地发展”。民主集中制是我党和我国的根本组织原则，我国的财政制度也当然的遵从这项根本原则。我国通过分税制改革，科学地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既保障了中央的权威，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又肯定了地方的利益和相对对立性，激发了地方的生产发展积极性。

（三）财政需要组织监督

列宁特别强调监督的重要性，他指出“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须的主要条件”。列宁根据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本质的关系，对社会生产和分配实行社会主义监督的必要性进行了说明，将“监督”称作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关键和基础”。财政监督工作的任务，一个是要“考查人和检查实际执行情况――现在全部工作、全部政策的关键就在于此，全在于此，仅在于此”，一个是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参与监督和施行监督公开化，最终到达“让广大的非党群众来检查一切国家工作，学会自己管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正确认识到组织监督对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丰富拓展了财政监督的内容，如设立了专职监督机构和业务管理机构，彼此配合，形成监督合力；强调中央财政监督与地方财政监督各司其职，并交流学习，共同提高监督水平；财政监督与审计监督相互促进，并且相互制约。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财政思想的精髓

（一）藏富于民的人本思想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认为，财政出现困难的原因，并不仅是“费出之无节”，更重要的是“失所以生财之道也”，因此他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3]的观点。管仲财政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以人为本”。他提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的人本思想，又倡导“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就是要对百姓实行欲取先予的政策，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他还解释，“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孔子则认为，藏富于民是一种保证人口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最为有效的办法，这样既能够保证税源充足又保证社会经济环境稳定，实现国家富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就紧扣这一民本思想。倡导革命要走“群众路线”，他强调，我们的政权属于人民，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在很多关于财政问题的论述中都涉及爱惜民力、减轻民负的问题。邓小平将财政政策的目标确定为要“减轻人民的负担”，“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把“是否有利于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财税工作好坏与否的根本标准确之一，体现了财政服务人民的思想。的财政思想特别关切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注重民生，指明财政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

（二）管则兴、不管则废的管理思想

在古代中国，财政管理的重要性就已经被给予了高度重视。管仲认为：“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分之”。所谓“无人分之”就是指不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没有管理就没有国家财政的振兴。王安石也尤为重视对财政的管理，提出“理财方为今先急”，他总结历代财政兴衰经验，“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也”。明财家张居正指出：“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无节则乏”，其中的“制”与“节”，都是财政管理的手段。明代思想家李贽提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治平天下”。清代以擅长经济、经世之学而称著的王源对财政管理更为看重，他在其取仕办法中把财政管理定为一个专科，称为“理财科”。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素来注重通过加强管理来提高财政的效能，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可行、有效的管理原则和管理方法。对全部公营经济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提出要“建立经济核算制”来加强对公有企业内部的管理。邓小平强调财政管理要有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提醒财政部门要从全局出发、看到大事。从“依法理财、依法治税”来规范财政工作的管理，更提出“努力造就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熟练、作风优良的财税干部队伍”对财税工作者进行管理。则积极推进依法理财、民主理财和科学理财，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坚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三）开源节流的收支思想

我国古代主张在积极发展生产基础上节省开支和节制赋敛的财政收支思想。荀况认为“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强调通过主动创造财富来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认为，减少财政支出，就等于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不用再增加赋税[4]。他主张通过编制预算，裁减兀员、兀兵，节约各种费用来控制财政支出，“均输法”、“将兵法”、“保甲法”和“保马法”都是王安石节用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墨翟将厉行节俭的意义提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认为“俭节则昌，淫则亡”。《墨子》中多次强调了衡量衣食住行是否恰当的标准：“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如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5]。唐代李翱从税率高低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出发，得出“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得财愈多”的结论。

开源节流的财政收支思想特别适合我国社会革命和建设初期的经济情况，为增加国家财富，支持战备和人民生活所需提供了有效的选择路径。财政收支思想的突出特点就是广辟财源和勤俭节约，他提出“增产、节约、多留后备是财政工作的三道防线”，“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在生产和节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财政问题”。邓小平指出“为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同时要完善税制，增强税收在筹集收入方面的作用。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借鉴了西方财政思想中的合理成分

（一）古典学派的财政理论

亚当・斯密根据“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原则，倡导以国家不干预经济自由发展为宗旨，主张把国家财政的管理范围和职能缩小到仅为抵御外国侵略、维持社会秩序和建设一些公共工程的最低限度，认为政府只需要能起到“城市警察”的作用就足够了，并应节省国家财政支出建立“廉价政府”。亚当・斯密这种将政府财政收支的管理限定在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公共工程、公共机构、公共收入、公债等范围内的思想，基本确立了公共财政理论框架。

（二）凯恩斯学派的财政理论

凯恩斯将财政支出政策视为国家调控经济的必要手段，他反对经济的放任自由，主张实行国家干预；反对稳健的财政政策，主张实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提倡通过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刺激有效需求，增加就业以缓和经济危机。凯恩斯还特别强调政府福利性开支的重要性，它是“内在稳定因素”，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他还主张政府应扩大有益于社会的耐久性的公共工程投资；重视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开发；重视在教育和培训劳动力领域的公共开支。

（三）公共选择理论

布坎南等人为了克服政府干预的缺陷，在把国家视为“经济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他以“经济人”的概念为逻辑起点，将政府当作一个有自身利益的实体，与其他人发生利益联系，需要通过选择以求最大利益的实现，从而通过公共选择来整合多种利益主体关系的平衡。公共选择理论者认为，公共服务不一定非由政府来提供，可以设立私营企业、非营利机构等公共部门取代处于垄断地位的政府官僚体制；强调实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充分竞争，以及公共服务组织小规模化；允许不同组织之间在职能和管辖区域上的重叠，借此通过公民对服务机构的选择决定对单个公共机构的存亡。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对这些西方财政观中有益成分进行了合理的借鉴，这些思想散见于我国不同时期财政工作的多个方面当中，有效解决了我国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比如：遭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后，领导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支持社会投资、促进社会消费、扩大出口潜力，积极推动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在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的历史机遇期下，我国的财政投入不再只专注于生产建设事项，把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管理、经济调节和改善民生等公共服务事项，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6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2.

[3]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417.

[4]胡海波.王安石的财政思想[J].财会月刊，2000（22）：36-39.

[5]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