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摘要：本世纪以来，中国模式的讨论方兴未艾，对其具体内涵和特征也众说纷纭、观点各异，但对中国模式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却重视不够。为此，中国模式研究应纳入到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中去，可以看出，中国模式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明显，其渊源、发生和发展都表现出来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此外，纳入意识形态因素的中国模式研究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中国模式；意识形态；战略；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170-05

近期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不管对中国模式的定义如何，也不管中国模式涉及到哪些层面，但有一点几乎为大家所公认，即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正因为仅仅涉及到的似乎是价值中立的现代化，那么中国模式研究从内涵上来说也就具有了某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而事实上中国模式研究的早期进程中存在大量的意识形态因素；在目前所使用的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范式和概念框架中，以及中国模式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研究中也充满了意识形态因素。为此，在中国模式研究中必须注意意识形态因素。

一、国外中国模式研究：以意识形态为导向

从现代化进程的意义上来说，“中国模式”并不是从21世纪开始的。广义的“中国模式”研究应该纳入到对中国近现代的现代化的进程研究中来。自19世纪末中国纳入全球化进程中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中国的发展(或现代化)进程就纳入到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视野。

就国外来说，广义的中国模式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50-80年代，以费正清、罗兹曼为代表的“西方中心”派，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对中国进行了研究；21世纪初期，以雷默为代表的“中国崛起”派，从外交战略等方面研究中国。这两个阶段的中国模式研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导向，其立意旨归、分析范式和语义系统都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

(一)　从“冲击一回应”模式到“中国中心观”

费正清是海外中国研究的标志性人物。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提出了一个“冲击一回应”模式，这是按照西方价值观和学术规范对中国进行的研究。费正清的中国研究除了学术立场以外，其意识形态倾向也非常明显。他的重要著作《美国与中国》和《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等著作直接影响了华盛顿的政策偏向。其研究资金也来源于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福特基金会。更为重要的是，费正清的这种视角还影响了罗兹曼等一大批中国研究专家。

亨廷顿在《变革中的政治秩序》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花了重要篇幅对中国政治发展作了比较严肃的讨论，试图突破以民主化为评价标准的西方政治发展模式。这被看作是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另一种视角。这种视角被历史界称为由“冲击一回应”向“中国中心观”的转向。1970年代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研究，实际上代表了华盛顿的外交旨意。而以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in China)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种全新转向的完成。这种观点反映了美国1970年代以来对东方各国社会研究的基本趋势，力求摆脱“殖民地史”的框架，从社会内部按照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探索其历史进程。

(二)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2004年5月，雷默的《北京共识》的发表，标志着西方中国模式研究的再度兴起，由于中国成功地应对了金融危机，在危机中“一枝独秀”，该报告一发表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这一讨论一直持续至今。

雷默在报告中称：“北京共识给世界带来了希望。在华盛顿共识俏失后，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破裂后，在阿根廷经济一落千丈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敢确定新的发展范例应该是什么样子。许多国家想求得发展与安全，但几百年来不断看到过于依赖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模式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创新、不对称性、对平等的关注、对有关公民权力与义务的新思想的探索等，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中国的发展是“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之路……北京共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

雷默报告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关注，多家海外媒体对此进行了评论。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北京共识”是帮助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工具，这是一种全球发展模式的力量在吸引其追随者，它吸引追随者的速度，几乎与美国模式一样快。墨西哥《每日报》在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中，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香港经济日报》在《“北京共识”：发展中国家的上位模式》一文中指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按照国情，走自己的路。

这些评论反映了中国模式的海外影响在逐渐增大，涉及到对中国模式政治特征、经济发展道路以及外交影响等领域。其实这些充满“溢美之词”的报道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场社会主义的实践在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进行着，对那些现代化成功或不成功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震撼，这种震撼本身就是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力量。

但清醒的研究者也注意到：无论是“G2”的赞誉，还是“北京共识”的恭维，事实上都隐藏着美国对华战略的新调整，试图将中国绑上美国战车，是个意识形态陷阱。官方也有学者呼吁必须重视“中国模式”的外交影响②。还有学者认识到了“北京共识”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并不提倡用“北京共识”一词，认为提“北京共识”吸引人眼球的成分较多一些，更应该使用“中国模式”一词一’；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本身也是近年来民族主义抬头的一个信号。

反过来，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提法更充满着意识形态的戒备之心。近期英国教授雅克出版其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其主题就是中国文化或者价值威胁。雅克认为，如果过去二百年是欧洲模式统治世界，那么今后百年该轮到中国了。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文化复兴，它将恢复和邻国的那种古老的朝贡依附关系。朝贡体系必将替代欧洲的“国家独立模式”。西方世界并不对通过市场化改革获得长足发展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感到惊诧和忧虑，相反“西方认为，西方世界基本上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和相似的政治制度，而中国崛起的价值取向和西方的并不一样，政治制度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所以恐惧感顿时油然而生”。

从上述两个历史阶段来看，这场“中国模式”的讨论就是意识形态争论，否认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 站不住脚，甚至会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渐丧失话语权。

二、国内中国模式研究：意识形态缺失

从词义来说，模式就是“方式”和“道路”，实质就是发展的手段，其本身并没有太多的价值附加。“中国模式”的价值附加与中国逐渐进入国际舞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同步的。但对中国模式的非意识形态因素的强调在学术界仍占据一定的学术地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丹佛大学教授赵惠生，他强调，“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中国模式并非由任何意识形态教条或是原则所驱动，而是由经济成功取向的务实主义所驱动”。这种发展模式是去意识形态化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非赵惠生一人。国内许多学者讨论中国模式时，基本上将中国模式归纳为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政治的民主化进程、社会的民生主义。鲜有涉及意识形态维度的研究。

然而，如果研究中国模式坚持去意识形态的立场，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主要表现为去意识形态化将导致中国模式产生身份认同危机。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有了近60年的历史，有过成功也有过挫折，但否认社会主义因素显然难有说服力。前30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不仅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改造了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关系，为后30年的经济腾飞奠定了物质和制度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中国模式的灵魂。去意识形态的实质就是去“社会主义”。忘却这一点我们不仅不能赶超美国模式，增强中国模式的吸引力，甚至不能找到自身的认同感。意识形态真空中从来没有发展模式，没有“灵魂”的中国模式要么被新自由主义捕获，要么被社会民主主义捕获。甚至如果亦步亦趋地追求去意识形态化，不仅不能达到一种纯粹中立的价值立场，而且还可能导致中国模式的“拉美化”。这样一来，坚持新自由主义的中国模式与拉美模式有何区别?

此外，如果长时段地考察一下中国模式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国模式产生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嵌入意识形态的中国模式具有的战略意义，就会发现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因素非常明显，也非常重要。

就目前的中国模式研究而言，中国模式概念本身，以及用来描述中国模式的特征、内容及趋势的语言都是属于西方分析范式的，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由于东西文化差异，尤其是学术话语系统和分析范式的不一致，以市场化、民主化、治理结构合理化等概念范畴对中国模式进行归纳，显然难以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模式，往往会将中国模式归结为“威权资本主义”和“资本威权主义”，甚至也有中国学者将中国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同时，根据这些标准也有人会认为谈中国模式为时过早。

两种观点之所以存在冲突，是双方立论的标准不一样而导致的。因此理解中国模式必须要突破西方现代化的分析范式。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中国崛起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paradigm―shift)，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

从实践上看，从2008年以来，中国模式研究逐渐开始走向本土化，学界尝试性地提出了“中国模式”的中国特征。这是对20世纪中期以来对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一次突破，也是中国学术界自信心的提升。理解中国发展道路历来是海外中国学的关注重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关注都是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作为一种参照对中国发展进行研究，其概念系统和分析范式都是西方的。直到2009年，以潘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才开始了建构本土分析框架的努力。这一时期的讨论更为深入，涉及到经济、政治、外交战略等方面。但最为突出的是尝试性地概括中国气派的“中国模式”的特征和内容。

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具有“特征”，其中包括：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比较强势高效的政府；一个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集中关注民生，改善民生；能正确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拒绝休克疗法的渐进改革；确立发展的优先顺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开放的态度。

潘维认为中国模式实际上包括三部分内容：国民经济、民本政治和社稷体制，并由12大支柱组成。

潘维的分析虽然仍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西方的话语(例如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等分析范式)，但已经开始用传统哲学和政治的学术资源进行了归纳。显然，这种分析模式从本质上坚持了效用原则，以治理的有效性为标准。

总体上来说，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在中国气派上作了开创性的工作，但涉及到的领域大多是经济发展、政治治理和社会治理等三个层次。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因素并未纳入到考察的范围。而实际上，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以民族独立、民族复兴和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模式探索深深镶嵌着中国传统文化因素，近6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之路更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因素。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发展充满了曲折，也出现过失误，但排出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因素显然难以理解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中国模式的研究除了要将研究的视域扩展至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确立中国气派的分析范式，更要将研究的领域扩展至意识形态领域。

三、嵌入意识形态因素的中国模式具有战略意义

(一)　意识形态因素为中国模式增添价值附加

西方学术界和媒介大多以“威权资本主义”来定义中国模式，其原因在于西方与中国在学术语境上有根本性的差异，此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模式没有给人类文明提供一种价值附加。

几乎所有在世界上畅行无阻的现代化模式，都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因素。美国模式在拉美、前地区通行无阻，固然有经济发展成就巨大的原因，但美国模式中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以及为推行这些价值理念而采取的外交努力显然与美国模式的强大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价值理念就是新蒙昧时代的“三位一体”。

中国模式的灵魂就是中国模式具备的意识形态因素。当然这个因素里面不仅包括了中国模式所一贯坚持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因素，还包括了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民生主义。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价值附加。除此以外，民主仍是中国模式的价值附加，这种民主具备了社会主义特征的有序渐进的民主，而不是西方议会选举制的民主。中国模式仍在完善中，任何试图一劳永逸地归纳中国模式意识形态因素的做法都注定要失败的。所以，不断地从实践、文化传统及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资源，才能使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因素更加完善，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为做到这一点，在中国模式的价值附加中，必须坚持兼容并蓄、体用结合、逻辑自洽、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结合等原则。

兼容并蓄就是坚持“拿来主义”的方法，将西方价值理念的核心概念引进并加以改造，尤其是那些反映时代特征、在文明史中被普遍承认的核心价值理念。体用结合就是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和已经被中国发展所印证的那些基本原则结合起来，例如公平正义等概念，它既是社会主义的，也是传统文化的。逻辑自洽就是要使意识形态体系中的概念自成逻辑，不发生逻辑层次的混乱，有核心有，有层次有张力。逻辑自洽是中国模式价值附加的方法论原则。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结合实质上就是将中国模式所蕴含的策略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标签结合起来，保持两者的张力。

(二)　为中国模式继续发展提供合法性基础

提倡慎提中国模式的学者以中国目前的发展存在大量的问题尤其是以存在贫富差距和利益团体为其立论的主要依据。这些问题固然与中国模式的特征不相符合，但确确实实存在着。如果强调中国模式必然会掩盖这些问题。在笔者看来，提中国模式，尤其是有意识形态因素的中国模式，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某种条件。

其一，意识形态的一个正向功能就是为改革发展提供合法性辩护，减缓改革所带来的阵痛。在改革还未来得及内生出足以对改革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分利集团”之前，社会各阶层成员普遍形成了一个好的改革预期，正是“好”的改革预期以渐进的、渗透式的方式改变着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使原有的信仰结构转化为一种新的与市场化趋势相吻合的信仰结构，这使改革比较“平滑”而且难以逆转。忽略或者漠视制度变迁中社会信仰结构的演变及其政治经济学含义，不能为信仰结构或意识形态偏转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提供逻辑一致的解释，实际上经济增长、社会公众信念体系的演变及其两者间的关系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演化轨迹，并为改革提供某种合法性的基础。

其二，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价值期待，因而引导中国模式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意识形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仅作为民众承受改革成本的“减压阀”，而且也对政府产生某种软约束，促使政府实现对民众的承诺。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信息渠道的畅通，各种价值观念纷至沓来，谨慎对待这些价值理念也是政府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考量。官方从回避到正视，就为这些理念的实现提供了某种可能性。民众与政府双方对价值的正向判断会引导中国模式的健康发展，消解由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对抗性。

(三)　意识形态因素将中国模式与模式区别开来

正如上文指出，中国模式的标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去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去社会主义。而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一再证明，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的价值附加显示了中国发展模式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区别。中国模式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等方面都是对僵化的苏联模式的根本否定，“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全面突破”。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植根于伟大的文化传统中，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使得中国模式在精神气质上与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树立这种标签的好处就在于，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区分开来，为社会主义重新赢得声誉，更为重要的是从这种对比中发现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劣势，正视成绩与问题，为下一步改革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

(四)　为树立中国模式的国际形象奠定基础

意识形态不仅对在国内的经济改革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战略外交方面更是为重新确立中国模式的正面形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模式的标签，虽然比起上世纪来说，社会主义在亚非和拉美的吸引力已今非昔比，但社会主义对新自由主义、不公正不平等来说，仍是一种可贵的价值校正。就这一点来说，坚持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因素对树立中国模式的公平正义、照顾民生等正面形象来说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不仅对中国现代化之路感兴趣，对中国模式的价值因素也同样重视。有海外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它不仅是中国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必将对在探索中前进的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镶嵌入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中国模式对世界来说，更具备吸引力。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俞可平研究员在“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N].文汇报，2005―09―04.

[2]仇华飞.从“冲击一回应”到“中国中心观”看美国汉学研究模式的嬗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