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卢卡奇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

[摘 要] 理性概念的提出始于古希腊哲学，到了近展成为技术理性，科学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卢卡奇揭示了技术理性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并分析了原因。他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卢卡奇；技术理性；和谐社会

[项目基金] 本研究为2011年安康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哲学思维方式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AYQDRW201132，项目负责人：王业建，参与人：王干才，雷红霞，谢军华，王菲。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219-2

卢卡奇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的物化与阶级意识思想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他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启发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对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研究他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对我们理解上述理论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从理性到技术理性

理性同人类社会一样古老，但是理性概念的提出却始于古希腊哲学。早期希腊哲学家认为人及其所生活宇宙不是神创造的，那么宇宙的起源是什么？所以早期希腊哲学主要探讨的就是宇宙的起源和构成规律，即宇宙理性。在赫拉克利特那里，理性是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的“永恒地存在着的”根据，即万事万物皆由之产生又受其支配的“逻各斯”；在巴门尼德那里，理性是不生不灭、不变不动的“唯一的存在”，这个存在才是真实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宇宙理性充分展开并使其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柏拉图的“理念论”提出了一个由最高的“善”所统领的一个等级森严的“理念世界”，而现实世界只是分有或者模仿“理念世界”而存在的。亚里士多德利用演绎逻辑提出了自己的“实体”学说，为我们说明了宇宙万物由质料向形式、潜能向现实的发展过程和统一过程。在这里，“理念”和“实体”就是宇宙理性，斯多亚派把宇宙理性发展成为“世界灵魂”，从此希腊哲学开始向宗教神学过渡。在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构建了以“上帝”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认为哲学和科学是神学的婢女，理性为信仰服务，理性遭到了压抑。为了摆脱神学的压制，近代哲学重新肯定了理性的权威、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笛卡尔说“那种正确地作判断、辨别真假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称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本来就是是人人均等的”。他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肯定了无可怀疑的“我思”作为理性思维的阿基米德点，人类的一切都要接受理性的审判，从此理性被推上了巅峰。与此同时，以培根和伽利略为代表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推崇实验科学，主张利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科学理论，把科学理论应用于生活，用理性控制自然，从此科学和技术就结合起来，技术理性就产生了。

技术理性是理性在特定时代的产物，是由古希腊理性主义和近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而成。其涵义是指人类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和科学而把握外在世界的理性结构，并以不断提高的技术手段来改造外部世界，使之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其主要表现为工具理性和操作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对立的一种客观理性，认为理性最典型的作用是推理及计算，因而理性的作用只是工具性的。而操作理性是工具理性的具体化、现实化的一种过程理性。操作理性就是在工具理性的引导下，为实现某一特定目标实施解魅的，使工具合理性、合目的性得以实现的操作方法和操作模式的结合。

二、卢卡奇技术理性批判思想

卢卡奇对物化理论进行了剖析后，集中探讨了技术理性对人的生存的影响，其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客观方面来讲，生产的客体不再是有机的统一体，而是被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要求破坏产品本身的有机的、不合理的、始终由质所决定的统一”。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只要确定抽象的和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即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精确测量的劳动。那么对生产的对象产品也要预先进行精确的计算，只有把一个整体产品最准确地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研究每个局部的特殊规律，才能达到合理化。所以，劳动的对象不是整个产品，而是可以精确计算的组成部分。

（二）从主观方面来讲，生产的主体性丧失了。其主要表现在主体客体化、主体成为孤立的原子、主体的活动过程变得合理可计算性。卢卡奇说：“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不管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不是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人，而是成为服从机械系统运行规律的客体和局外人。同时，主体成为孤立的原子。由于合理的机械化和劳动分工，生产过程被肢解为一个个部分，劳动者也随之被分割开而整合到生产体系中，人与人之间的有机的整体的联系被割断，表现为相互隔离和疏远，导致了人的孤独、冷漠、自闭等，丧失了与他人确立合理关系的能力，人成为孤立抽象的原子。“生产的机械化也把他们变成一些孤立的原子，他们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最严重的是主体的整个活动都被合理的计算了，完全丧失了自由，失去了创造性。卢卡奇认为：“在这里也清楚地表现出资本主义主体行为的直观性质。因为合理计算的本质最终是――不依赖于个人的‘任性’――以认识到和计算出一定事情的必然的有规律的过程为基础的。因此，人的行为仅限于对这种过程成功的可能性做出正确的计算（他发现这种过程的‘规律’是现成的），仅限于通过使用保护装置、采取预防措施等等（它们也以对相似‘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为依据）来灵活地避免发生干扰性的‘偶然事件’；人们经常甚至停留在这样一些‘规律’可能发生作用的概率计算上面，而不企图通过运用其他‘规律’来干预过程本身（如保险事业等等）”。

官僚制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压制。卢卡奇认为：“这不仅是指下层官僚统治完全机械化的，‘无聊的’劳动方式――它非常接近单纯的机器操作，甚至常常在无聊和单调划一方面超过这种机器操作”。由于资本主义的规则是建立在严密分工和可计算的基础上的，这样，国家管理也能够根据一般原则被计算出来。由于官僚统治被分割成具有不同职能的各个部分，正如在企业中存在的分工情况，从而便意味着生产的合理和片面化的分工，导致下层官僚是进行着缺乏创造性的、重复性的工作，完全遵循服从准则，官僚们自身的物的性质出现，整体性想像被破坏。甚至在法律方面，卢卡奇认为法学家已经是“在方法上放弃合乎理性的论证，放弃法律在内容上的合理性；他们不过把法律看成是一种形式上的计算体系借助于此，一定行为的必然法律结果就可以尽可能精确地计算出来”。

三、对卢卡奇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评价

（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卢卡奇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现之前就凭借自己非凡的理论洞察力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异化，特别是在发达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技术理性对现代人生活的影响。马克思在《手稿》中从经济学和哲学的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而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研究之后，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普遍物化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异化、人的客体化和原子化、生产客体的碎片化、官僚体制的异化和社会文化的异化，这些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物化同近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从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如人的原子化、数字化、片面化和物化意识的普遍化等方面揭示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剖析现代人的文化困境”。使得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能与西方的科技理性批判理论和人本主义批判理论形成对话和碰撞。

（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影响。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有着深远的影响。霍克海默对实证主义和大众文化的批判、工具理性批判，都受卢卡奇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影响。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中，卢卡奇影响最大的是马尔库塞，他在其名著《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说明了科技进步导致了技术理性的产生，而技术理性又形成了新的统治形式，即技术理性统治的产生。这种统治形式不同于传统的建立在强权和暴力之上的统治，而是更多地求助于消遣"娱乐等消费手段，从而使人心甘情愿地，而不是被动地被纳入到现存的社会体系之中，由此而消解人的否定性和对社会的反抗，因而具有更多的合理性的外观。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卢卡奇对生态马克思主义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人类的生态危机与技术理性有关，是人类错误地使用了科学技术。

（三）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首先，今天，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面临的技术理性异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的技术理性异化现象虽然大不样，但社会的技术理性异化仍然存在，卢卡奇关于资本主义技术理性异化现象的分析，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扬弃物化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技术理性异化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这个问题，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其次，面对技术理性异化所带来的人的原子化、数字化、碎片化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人们个体的、集团的价值选择、价值认同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相协调，这样才能够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建设打牢共同价值观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笛卡尔.谈谈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

[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4.

作者简介：王业建（1976-），男，汉族，陕西安康人，硕士，安康学院政治与历史系教师，研究方向：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