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开发的5个问题

西进序曲

春节之后，照例又是“民工潮”，但是有点怪，往年是一窝蜂地拥向东部沿海城市，今年连西安、重庆这样的西部大都市也明显遇到了客流的高峰。显然，很少读书看报的“民工”比城里人对于国家政策导向有着更为本能的敏感。

整个3月，西部开发的话题都热得烫嘴。中央成立了开发办，总理亲自挂帅，17位部长全部列阵，各部委有钱的出钱，有政策的出政策，专家学者纷纷出来“仙人指路”，报纸电视更是连篇累牍地摇旗呐喊；一些地方政府驻京办的人员大为扩充，自然是为了“跑部钱进”，留在家里的官员则为了招商引资，忙着抛出各式各样的“政策红绣球”。

3月26日，“西气东输”工程正式启动，这项工程将铺设起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终于上海，跨越9个省市，全长42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总投资预计将达到1200亿元，是仅次于三峡工程的第二大跨世纪工程。它的启动，标志着中国的西进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4月4日，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安隆重开幕，同时还举办了“东西部旅游博览会”和“西部大开发研讨会”。

一棵树上结出两种果子

中国西部地区拥有超过全国一半的土地面积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改革开放20年，东部的兴起和西部的衰败，就像一棵树上结的两种果子。即使在西部，发展也是分化的，像西安、成都、重庆这样的城市，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但西部也有全国一半以上的重点扶贫县。中国4200万贫困人口中，大多数都分布在西部。

为什么在一棵树上会结出两种果子？有人说是因为东部占了便宜，先享用了改革开放的大餐，西部吃了亏。不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西部传统的资源消耗性企业的原材料，绝大多数被国家以低价调拨的方式支援了东部；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享受的一些优惠政策西部也没有捞着；国家投资上也明显偏向东部。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在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国家已经大大放松了地方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可是到1998年为止，西部吸引外资仍然仅占全国的4％，而东部地区近90％。西欧某国有1200家企业在中国投资，而投资到西部的不超过20家。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家的政策和投资也更多地向中西部倾斜，在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逐年上升。但是，东部经济的复苏速度仍然大大快于西部。

西部自身的问题也许更值得西部人去检讨。

西部的“虫子”在哪里?

早在去年上海财富论坛上，陕西省长程安东就向跨国公司的巨头们下了请柬。3月，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的外商招手：可以投资、控股，也可以参与管理。中国将实行与东部地区相似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但是外商好像并不着急。中国德国商会会长鲁道夫对甘肃省委书记孙英讲了一个鸟和虫子的故事，颇耐人寻味。他说：我们并不是看不到这个市场。上个星期二，我们和在北京的国外商会，一起参加了贸促会组织的一个西部开发的邀请会，会后有一个日本人是这样说的，就是早来的鸟可以吃虫子。他说我们公司已经来了好几年，在西部有不同的投资，但是应该说我们来得太早，天还黑，看不见虫子。

鲁道夫的谨慎代表了许多国内外投资者对西部投资环境的忧虑。这个环境，既包括硬环境，也包括软环境。

在西部某地，上一个项目手续繁琐，最多时从申报到批准竟要盖上200多个公章。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贵州省的两会代表刘锡良教授的亲眼所见。

东部企业西进的先锋――康佳的总裁陈伟荣对此也是深有同感：“我在深圳很多年都不用登政府的门，可是在西部要经常亲自找政府领导批条子。”

但是比起另一位广东客商陈先生来，陈总还算是幸运的。陈先生一行在川东北某县考察时，得到一份县政府的地方产品促销工作会议纪要。“纪要”称：保护本地产品是“工业兴县”、“商贸活县”的重要手段。“纪要”规定，县内各宾馆、酒店等，除世界名酒、中国名酒外，一律不得销售外地酒类产品，只许销售本地产品；凡本地有的外地同类产品进入本县，须先经税务、工商部门收缴足额税费后才能上柜；交通、交警部门要从交通规则、装载标准、车辆性能、证照方面，对运载外地产品进入本县的车辆进行制裁；技术监督部门对外地产品要严格检查，重处重罚，绝不手软，同时还强调各执法部门要站在发展地方经济的高度保驾护航，县里实行严格的奖罚考核，并每月组织一次检查。

类似的经历，陈先生在川渝好几个地方都有遭遇，这样的投资环境，自然让他望而却步。西部的问题，不是可以通过造势和简单的几条优惠政策就可以解决的。西部，要跑步，更需要苦练功夫。市场观念，法制观念，地方政策的透明度，办事效率，生产要素市场，经营管理人才……这些都是西部需要花大力气去改善的。

西部大开发关系到中国的“第二个大局”，邓小平的这句话意义深远。但是改革不能总是“摸着石头过河”，面对历史和教训，我们要先问5个问题：

大开发如何防止大腐败？

去年重庆惩办了贪污挪用三峡移民款的王素梅，黄发祥；今年两会期间，江西枪毙了，但是“王八蛋”工程、“豆腐渣”工程看样子还是不能绝迹。

有人说，监管不严，工程往往意味着腐败，大工程意味大腐败。国家重大项目稽查组日前通报，项目建设中存在着不少突出问题，稽查工作中不少项目资金使用管理较为混乱，其中有35个项目挪用、挤占建设资金；相当一部分项目概算控制不严，近30个项目严重超概算；许多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执行不力；“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屡禁不止，施工队伍良莠不齐，“一级队伍投标，二级队伍进场，民工队施工”的现象较普遍，监理队伍“外聘人员多，离退休人员多，无证人员多，现场服务人员少”；部分工程质量较差，有28个项目存在质量隐患，其中有9个项目发生质量事故，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越穷困的地方，腐败的机会成本越小，腐败的动机越大。云南昆禄公路事件，三峡移民款案件都是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审计局及时发现，数以亿计的三峡移民款，近8％将不翼而飞。是不是国家的每一笔投资都要另列8％作为项目的“腐败折扣”呢？黄发祥一个小小的科长，就敢伸手拿1000多万的移民款，国家要投8000个亿为西部打基础，不能不防这些黑手再伸进来。

大开发如何防止大破坏？

朱总理说，西部大开发要防止一哄而起，这是经验之谈。80年代的西部开发热没有能够把西部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反而挖得西部千疮百孔，小煤窑，小钻井，小金矿……浪费资源不说，把环境全给糟踏了。现在，西北5省水资源总量只占全国的8％，加之气候特征和地形特征的影响，分布十分不均匀。西部要开发，人口要增长，必然会增加水资源供需的紧张关系，而水资源是有限的，一些地区开发利用的程度已经达到100％，到了增长的极限。而在西南的贵州等地，虽不缺水，但因是喀斯特地形而缺土，由于在坡地上砍林开荒，导致水土流失后岩石大面积。

据梁从诫教授的估算，西部现在每年沙化土地仍在370万亩左右。目前中国每年荒漠化的总净扩增面积已经超过1000万亩。朱总理提出的“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确是个好主意，但不知道地方政府能贯彻多深？坚持多久？也许开发不如转移，把生态危机区的人口迁出来，让大自然休养生息更为可取。

大开发如何防止大浪费？

西部以前的“三线”建设，开发区热，80年代在资源导向型战略下粗放经营造成的巨大浪费，到现在已经无法统计了。昨天仍然历历在目，今天又要快马加鞭，大开发怎样防止大浪费，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其实，中央对西部的投资并不少。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沿海省份往往被看成是“前线”，而使得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十分谨慎。“一五”期间，国家安排了156个大型骨干项目，其中仅陕西、甘肃就占40个。从1964年起，连续3个五年计划，有几年曾经把一半的钱花在西部的“三线建设”上，累计投资2050亿元人民币，后来调整时又花了700亿元；70年代，国家引进47套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大型钢铁、石化设备，23个放在了西部。但是这些投资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深深烙印，嵌在广袤的西部上的一些工业区也随着历史的变迁而逐渐暗淡。

长期以来，一提搞开发，许多官员想的就是有多少钱，但是怎么把钱花好，用好，则思之甚少。重复建设，盲目引进，大权独揽，一意孤行，最后连国家投资都当了“冤大头”。现在的“三拍”项目并不少见，先拍脑袋决策，再拍胸脯保证，后拍屁股走人的依然大有人在，所以，防止大浪费，首先要防止的就是决策性浪费。

环顾世界，政府主导投资的低效率和高成本带有某种普遍性。当年巴西为了开发落后的亚马逊地区，耗费巨额资金修建横穿巴西东西的长达5000公里的公路。受宏伟目标的驱动和在缺乏充分科学根据和可行性报告的情况下，修路大军匆忙上阵，结果该公路建成后由于热带雨林气候的影响，雨季时间太长，公路的使用率仅为50％。同时实施的移民计划也因公路无法正常使用和缺乏医院、学校、商店等相应的配套设施而告吹，浪费了大量资金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殷鉴未远，可不慎乎？

政府：四两怎样拨千斤？

不仅仅是因为政府投资效率值得怀疑，就中国来说，政府的财力也不可能独木擎天。

虽然国家年财政收入已经过万亿，但是占GDP的比重也只有八分之一，西部许多地方政府早已是“吃饭财政”,更是有心无力。同时，老百姓手里的6万亿存款仍然躺在银行睡大觉。从去年以来，启动民间资本，四两拨千斤，已经成为上下的共识。

但是千呼万唤，民间资本就是启而不动。现在赶上西部开发，政府又面临一项挑战：怎样让民间资本更多地流向西部。

其实，民间资本动不动，流向哪里，本来应该市场说了算。美国开发西部，从开荒潮，淘金潮，石油潮，到克林顿的“新市场倡议”，政府从来只搭台不唱戏，尽可能让投资者唱主角。美国政府所做的，无非就是颁布一些更利于西部开发的法律法规（比如著名的《宅地法》）以及减税等等，核心就是权力不介入市场，藏富于民。

现在西部多数省份的国有企业比重高达70％以上，多集中在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的传统工业上，而且分布也不均衡，中小企业居多，兼并重组的进展缓慢；而东部正好相反，通过这些年大胆的摸索和实践，广东，福建，浙江的非国有经济比重已经在70％以上，沿海其他省市也在50％以上，并且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兴工业结构，电子，互联网等新的经济增长点方兴未艾，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已开始扬帆出海，跨国远征。

事实上，在经济较发达的省份，部分“开禁”的产业已由国家企业控制，产业进入门槛高，在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在这些产业的垄断优势并不明显，民间资本的进入空间还是很大的。如果地方政府也能够善用政策，尊重市场，那么，民间资本积极投向西部是可期的。

谁能让孔雀西飞？

“人才如果继续流失，西部开发就是扯淡！”陕西政协委员刘锦才这句话最近常常被人提起。号称“人才大省”的”陕西90年代前5年，全省平均流出人才4895人，1996年以后有所减缓，但每年仍有2400多人。

据青海省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的统计：截至目前，青海省有初级职称和没有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11万人，中级职称2万人，拥有副高和高级工程师职称的仅有1800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400人，博士七八位。这一数字和全省500多万人口相比，实在是太少了，而人才流失现象却难以控制。

贵州省目前有专业人员48万，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1.3万人，每万人中间仅有3.8人，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在这1.3万人中间，35岁以下的仅占2.5％。这些高级人才70％呆在文教，卫生和科研部门，直接从事开发生产和管理的人为数不多。35岁以下的人才去了哪里？孔雀东南飞了。1995年以来，全省调离的专业人员有3412人，其中70％以上是获得高中级职称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技术总是跟着人才跑，人才总是跟着资本跑，资本总是跟着利润和机会跑。企业缺乏活力，地区经济缺乏吸引力，人才流失，自然而然。有人说何止孔雀东南飞，连麻雀也东南飞了。仅四川在沿海的打工仔就有近千万，每年寄回家乡的钱不下百亿元。

美国硅谷的崛起是值得西部人深思的。20年前它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峡谷地带，靠不断的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资家和人才，成为今日财富的象征和富翁的摇篮，人们就像当年拥入旧金山一样，拥入硅谷去淘金。但是硅谷并没有硅，硅谷只有像英特尔，苹果这些充满活力的企业，它们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全世界的梦想家。

附：阻力、动力与活力

――西安采访记

4月上旬的西安，万商云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的3万多名官员、企业家和商人，汇聚古都，研讨开发，洽谈经贸，俨然要在西安开一次中国式的“财富论坛”。

解放谁的思想

现在的西安城内，到外都是“西部大开发，西安大发展”的巨幅标语，但是西安市民的热情好像并没有政府那么足，一名出租车司机甚至不客气地说：“搞啥都是一阵风，搞完了就完了。”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西安办事处的代表秦丽行认为，大开发的每一步计划更重要的是了解老百姓对各项计划的看法，让老百姓真正从开发中得到实惠，才能愿意从基层推动大发展。他说，基础设施建设对陕西的发展很必要，但是有多少人即将或能够使用高速公路？因为目前中国只有极少数人有汽车，难道让自行车上高速公路吗？

陕西目前正在建设的秦岭高速公路大隧道长达18公里，亚洲第一，其难度和必要性都令许多专家表示担忧和困惑，但是政府官员信心十足：“亚洲没有的，陕西可以搞。要转变观念，解放思想，以超前意识建设基础设施。”

解放思想，在陕西也讲了很多年，搞活国企、发展民营的红头文件也发了不少，但许多官员仍是心动而不行动。没有文件等文件，有了文件看经验，有了经验再看看，难怪有人说，光叫老百姓解放思想，领导自己却不解放。

其实，在思想不解放的背后，是一个权力与利益再分配的问题。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指出的，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使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详见《南风窗》2000年4期）或许，这才是西部发展的阻力之真正所在。

寻找民间动力

采访向炳伟的最深印象是他很低调。这个西北地区最大的私营服装企业总裁反复对记者说：“少说我，多写写伟志集团。”13年来，当陕西的许多国企一天天陷于困境时，伟志集团却由小到大保持着年均60％的发展速度，产值由最初约3万元，变成2.3亿元；员工由7人变成现在的2225名，其中30％曾是下岗职工。13年来，已累计上缴利税4000万元，成为陕西私营企业第一纳税大户。向炳伟也完成从一个农民、泥瓦工、裁缝到现代企业家的人生转换。

在陕西，像金花、海星、伟志这样的民企并不少，但是比起东部很多地区来，普遍规模小，发展慢。对此，向炳伟认为，西部人同样有创业本能，但是民间的动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除了自身的观念束缚，小生产作坊式经营的落后外，政府引导不力，调控不足，吃、拿、卡、要，权力介入市场太深等因素也不容忽视。

令人鼓舞的是，许多像伟志集团这样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二次创业，尽管他们还很低调，面对大开发也只是保持谨慎的乐观，但是在加快引进资金、技术与人才，借鉴先进管理方式，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增强自身实力和竞争力上，步子却越来越大，用向炳伟的话来说：“我们正在告别管理青春期。”

“西部硅谷”崭露活力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在这次西部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西部除了交通建设之外，还应该大力推进通讯信息产业的超前发展，以使西部迅速与世界结合起来，实现全球化，实现西部的跨越式发展。

在经贸会的第一天，西安又中了“头彩”――世界知名企业惠普、IBM、瑞典ABB、荷兰飞利浦等跨国公司分别与西安协同软件公司、西工大科技园等一批高新区内的明星企业签订了总额上亿美元的投资合同。许多外国公司也在经历了观望、探路之后，终于决定“抢滩”西部硅谷。

风险投资的介入和民营企业的优势相结合，是西部硅谷的活力之源。在这里，你很少能看到西安城墙边上那一堆一堆的闲人，宽阔的道路，整洁的环境也与老城内的景象判若两人；即将竣工的完全智能化的协同大厦已在成为高新区的标志性建筑，同古老的西安城楼遥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