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阐释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不可注

[摘 要] 美国当代著名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其代表作“反对阐释”一文中批评了西方传统中对艺术作品只注重内容、忽略形式的阐释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阐释方式；“诗不可注”则是中国古代批评家为反对注释字词等内容对诗歌浑融意蕴的破坏而提出的批评观点。通过对此观点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不可注”的思想进行对比研究，读者可见这些概念背后蕴蓄着的中西共同的文学理论观念；而其间的一些差异，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学理论背景上的原因。

[关键词] 反对阐释；诗不可注；形式；内容

桑塔格于1964年在《常青评论》上发表“反对阐释”一文，以美国新批评、法国的结构主义批评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为基础，同时又与新批评和心理分析为代表的现代解释学悖逆，与以新批评和以弗洛依德为代表的心理分析背离，在该文中反对只注重内容、忽视形式的阐释方式，提倡重视艺术的感性表面，即重视艺术的形式这一观点，明确提出“反对阐释”的口号，在当时的纽约批评界引起轩然大波。桑塔格当时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严厉批评，她使用的语言使她在当时的左派大批评家欧文・豪看来就好像是在标举表面性和反智主义[1]，但进入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批评家慢慢接受了桑氏的这一观点并逐渐将此批评方法用在对作品的评论之中。

与桑塔格“反对阐释”的理论遥俪的是散见于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家的笔记、言论中的“诗不可注”的观点，该观点虽不似“反对阐释”般由桑塔格一人提出，但与桑塔格的这一思想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批评家历来不乏对“反对阐释”和“诗不可注”的观点的单独研究，但对这两者之间的对比研究尚未见及。

一、“阐释”的定义

“阐释”（interpretation）这一术语的原始义源于拉丁语，意为在两方面之间的一个中介体（或中介人）。 因而，阐释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双方面的沟通和传递的行为，是一种另一方更加变得可以理解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阐释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普遍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2]桑氏在文中所指的“阐释”并非专断地反对阐释行为本身，也不是反对一切阐释、要杜绝阐释；事实上，桑氏反对的是文艺批评中的等级观念、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她对自己所指的“阐释”有着明确的定义：“我不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阐释，不是尼采所说的（他这么说是正确的）‘没有事实。只有阐释’意义上的阐释。我这里所说的阐释，是指一种阐明某种阐释符码、某些‘规则’的有意的心理行为。谈到艺术，阐释指的是从作品整体中抽取一系列的因素（X，Y，Z，等等）。阐释的工作实际成了转换的工作。阐释者说，瞧，你没看见X其实是――或其实意味着A？Y其实是B？Z其实是C？”[3]桑氏所指的、所要批判的“阐释”正是这种“对文本转换的好奇的投入”：“去理解就是去阐释。去阐释就是去对现象进行重新陈述，实际上是去为其找到一个对等物”。[3]

“诗不可注”则是中国古代批评家为反对诗歌注释的坐实、穿凿、虚妄，反对注释对诗歌浑融意蕴的破坏而提出的批评观点。[4]这里的“注”指的是注释，是对文中字句所做的解释。“诗不可注”中的“不可注”――即不可解、不可注释之意――指对诗歌不能仅仅从意义、内容上诠释，“诗不可注”亦可称“诗不可解”。“诗不可注”中所谓的“注”也即桑塔格所要批判的阐释。中国古代批评家提出“诗不可注”的观点，认为诗歌往往是不可言说的，一旦肢解言说，诗味就消失殆尽。[4]

二、关于起源、形式与内容等

1、传统的阐释、诗注及理论家对其起源的分析

关于阐释的起源问题，桑塔格认为，阐释最先出现于古典古代晚期，科学启蒙认为理性是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这就颠覆了传统神话的影响力。阐释从而成为使古代文本适应后世要求的一种方式。桑塔格分析指出，“一旦那个困扰后神话意识的问题――即宗教象征的适宜性问题――被提出来，原初形式的古代文本就不再能被人接受。于是，阐释前来，以使古代文本适宜于‘现代’的要求”。[3]桑氏进一步指出，“阐释是以修补翻新的方式保留那些被认为太珍贵以致不可否弃的古老文本的极端策略。”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在改动文本，他们认为他们在帮助人们理解文本方面做出了贡献，“不论阐释者对文本的改动有多大，他们都必定声称自己只是读出了本来就存在于文本中的那种意义。”[3]

对诗歌的“注”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转换工作？对古代诗歌进行注释，也是注释者假设读者对原文字句有不能理解之处，为读者就原文字句找一个对等物，并认为这种对等物更能为一般读者所理解，以满足其时读者的需求。这种传统评论样式，至今仍为治古典文学者所沿用，其功能诚如朱自清所说，主要在于帮助后世读者的接受和欣赏。[4]它在本质上和桑塔格所批评的阐释方式一样，在文本的原意和后世读者的要求或是理解能力之间“预先假定了某种不一致”[3]，而注释也试图去解决这种不一致。只不过不同之处在于，桑氏所指的“古代文本”涵盖多种艺术形式的文本，而在分析不当的阐释行为对文本的影响时，所指称的文本又包括小说（《城堡》）、剧本（如《欲望号街车》）、影片（如《冬日之光》）等各种形式，而“诗不可注”中所言的注释，根据其定义，一般仅针对诗歌文本而言，之所以这一观点主要针对诗歌领域而言，是因为该观点出现的时代正是以诗歌为主要的文学样式的，而此时出现的文学批评也必然多是针对诗歌这一文学样式而提出的，而散文、小说、戏剧等或尚未流行，或被中国古人认为是非主流且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学题材。而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提醒读者和评论者要同时注意作品的形式，作为当代批评理论，它覆盖的是一切艺术形式，不局限于诗歌领域。这一点是我们在比较“反对阐释”的理论和“诗不可注”的观点时必须指出的。

桑塔格认为，正是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古希腊艺术模仿论或再现论导致了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形成“把内容当作本质、把形式当作附属的转变”[3]。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继巴门尼德之后，奠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苏格拉底将哲学指向理性之路，而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基础上形成了理念论，进一步确立了理性的重要作用。在《国家篇》中，“首先，他（柏拉图）把理智世界和感觉世界划分开来；然后又把理智和感官-知觉各分为两种。两种感觉-知觉，我们可以不必去管它；两种理智便分别地叫做‘理性’和‘悟性’。这两种之中，理性是更高级的；它只涉及纯粹的理念，而它的方法是辨证的。”[6]而亚里士多德则将古希腊理性主义推向了巅峰。继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近代哲学都认为人的理性可以认识世界，理性的权威地位不可撼动。在柏拉图那里，最真实的世界是理式的世界，并非我们可感的世界。只有通过理性的论证才能达到认知的最高境界，“当一个人通过辩证法而不依赖于任何可感之物，并坚持使用理性的论证去接近真正事物的存在，直到用他的理智把握善本身的实在，那时他就达到了可知领域的巅峰。”[5]根据柏拉图的思想，只有拨开形式的雾罩，才能见到那迷雾后面的接近理式的东西，这就是内容。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不但就此形成，而且形式从此成为内容的附赘悬疣。柏拉图的思想影响深远，“即便在现代，在大多数艺术家和批评家业已放弃艺术是外部现实之再现这一理论而赞同艺术是主观之表现的理论时，模仿说的主要特征依然挥之不去。”[3]与此相比，“诗不可注”的观点只能在批评家的只言片语间觅其踪迹，中国古代批评家没有从哲学角度系统地、详尽地分析、解释它的起源。

2、对艺术形式的关注

理性过度地渗透到文艺批评中，以致桑塔格认为人们在批评艺术作品时过于迷信理性，从而忽视了阐释对艺术形式的排斥，“就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3]桑氏认为阐释剥夺了人们对艺术的感性体验。而“诗不可注”的观点中所折射的也是注重直觉感悟、不求理性解析的思想。陶渊明所云读书不求甚解，就是古代文人欣赏诗歌的普遍态度。“诗歌的抒情比兴体制，造成了诗歌语言的模糊性、诗意的不确定性和诗歌意境的朦胧性，这与直叙其事、直陈其理的文体所具有的明白确定性迥然不同。而中国艺术传统中对审美意境的注重更增加了艺术作品的神秘性、不可言喻性，书法、绘画是这样，诗歌也是这样。这就使得诗歌欣赏和评点过于依赖灵质慧心的体悟，而不重视理性的分析”[7]，这段分析虽是对“诗不可注”的观点略有微词，但却道出了中国人所欣赏的诗歌审美的方法：“诗不可注”提倡的是直觉妙悟，而非一字一句的理性分析。

秉承柏拉图的理念，挖掘文本的内容、演绎其意义已经成为批评家们不约而同的阐释艺术作品的方式，他们沉迷于这一方式甚至并不自知。桑塔格认为当今的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文本的表面形式特征在传统阐释学那里几被忽略，而表面形式之下的内容及其潜在的意义是其深究的对象。然而艺术之为艺术，至少是由表面的形式和形式之下的内容共同结合而成的；在形式主义论者那里，形式还要远重于内容。在《反》文一开始，桑塔格为表达她对艺术形式的看重，不惜矫枉过正地贬低内容的重要性，她引用了威廉・德・库宁的言论来表达其对内容的不屑：“内容是对某物之一瞥，如刹那间之一遇。它微乎其微――微乎其微，内容。”[3]桑塔格对艺术作品的内容如此不屑，正是对传统阐释学的不屑。她也反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只因弗洛伊德也是内容说的坚定拥趸：“所有能被观察到的现象都被当作表面内容而括入括号。这些表面内容必须被深究，必须被推到一边，以求发现表面之下的真正的意义――潜在的意义。”[3]

持“诗不可注”观点的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家也以同样的原因反对注解诗文。“所谓‘不可解’是基于文学创作有不同于其他文类的属性，譬如它的意旨是隐蓄精微的，结构是完密整一的，意境构成后，各部分相映互射，字句分析根本不足以传达其真义，因为其作品的生态总和并不等同于各部分和各种因素的简单相加，其情旨惝悠远，意境玲珑剔透，恰如水中月，镜中花，便一丝丝外力的施为，已足以破碎那份至美，更不要说字句分析，此所以说诗‘不可解’”。[8]这里所讲的“结构”等等是文学创作的形式部分，而“意旨”等则是内容部分，也即对内容注释、对意义演绎的同时容易忽略甚而破坏诗歌的风格等方面的形式美感，因此“诗不可注”。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文学创作有不同于其他文类的属性”一语特地将文学创作与其他艺术形式区别开来，虽然并不局限于诗歌领域，但与桑塔格在“反对阐释”时将一切艺术形式涵盖其中还有差异。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也认为诗歌意义层面的解释会破坏诗歌的浑融意蕴，忽略诗歌空明超脱的形象状态：“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9]

3、对意象不可替代的分析

桑塔格认为某些作品绝不可阐释，除了阐释者不注重形式的原因外，还因为文本中的一些意象无法替换，而如果阐释者执意要对其进行阐释，便是对艺术的冒犯。“必须抵抗对《去年在马里安巴德》进行阐释的诱惑。《去》之关键所在，是其中的一些意象的那种纯粹的、不可替换的、感性的直接性以及它对戏剧形式的一些问题提供的生动的即便失之狭隘的解决方式。”[3]南宋刘克庄《跋陈教授杜诗补注》云：“第诗人之意，或一时感触，或信笔漫兴，世代既远，云过电灭，不容追诘……”4即诗人笔端流露出的感受，为刹那间的一瞬，对意象的注释无法使之重复出现，无人再能抓住不放，是不可替代、不能重现的。这和桑塔格指出的某些作品绝不可阐释的原因相同。在批判了那些想从《沉默》中的坦克意象“获得一种弗洛伊德主义阐释的人”之后，桑塔格直言，“这种方式的阐释暴露出阐释者对作品的不满（有意或无意的不满），希望以别的东西取代它。”[3]所以阐释在桑氏看来，也常常夹杂了批评者的穿凿附会。桑塔格在文末又重申了这一观点：“透明是艺术――也是批评――中最高、最具解放性的价值。透明是指体验事物自身的那种明晰、或体验事物之本来面目的那种明晰。”[3]而持“诗不可注”观点的批评家亦认为对诗文的注解常遮蔽原貌，是不可取的。清沈德潜《唐诗别裁・凡 例》云：“读书者心平气和，涵泳浸渍，则意味自出；不宜自立意见，勉强求合也。况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如好《晨风》而慈父感悟，讲《鹿鸣》而兄弟同食，斯为得之。董子云，‘诗无达诂’，此物此志也，评点笺释，皆后人方隅之见。”[8]（中，52）不应对前人诗文进行主观诠释，因这样的诠释是后来人的一己之见，和文本的原意不符，这里，沈德潜的思想和桑氏的观点“传统的阐释是在改动文本”并无二致。而“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么。”

持“诗不可注”观点的批评家同样也提倡多用感性去体验诗文，提倡在文学欣赏的过程中优游涵泳、吟诵玩味。在阐释诗歌时，亦必不能只注重内容而忽视形式。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这样说，“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诗贯六义，则讽喻、抑扬、蓄、温雅，皆在其间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王思指出，司空图所言“诗味”，不单指思想感情的内容方面，也不单指风格等艺术方面，而是思想感情与艺术表现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清薛雪《一瓢诗话》也指出，“杜少陵诗，止可读，不可解。……夫读之既熟，思之既久，神将通之，不落言诠，自明妙理，何必断断然论今道古耶？”[5]薛雪认为诗不可注，因熟读涵泳，玩赏品鉴，比凿凿注解更有收益，更富于审美意味。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也陈述了同样的观点：“自今而后，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令其渐渍。遇有操斛，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5]对艺术作品的欣赏不必自行揣测作者意图，不必诠释，而应该潜心涵泳、靠主观感受去体验。中国古代学者的文论中这样的观点俯拾即是。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善读《诗》者反复涵泳而自有得于心焉。”清刘大《论文偶记》：“积字成句，积句成章，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5]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亦主张：“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诵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籍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严羽所言“悟入”即指凭主观体会感悟诗文，而非通过诠释字句的方式。严羽坚持重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未本色”。以上诸位大家皆未言品味诗文需通过字句的意义阐释，他们提倡的都是沉潜其中，通过吟诵体验诗文之美，也即在阅读过程中注重直觉体验，从而感受艺术作品的“感性表面”，遥俪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倡导的多看、多听、多感觉。

参考文献：

[1]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26.

[2]王媛，黄剑波.阐释与反对阐释[J].思想战线.2009，35（3）：17-22.

[3]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3-42.

[4]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罗素.西方哲学史[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66.

[6]柏拉图.理想国[M].庞春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599.

[7]韩胜.清代唐诗选本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14.

基金项目：本课题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2011年批准立项课题，课题编号为A30XK11X027。

作者简介：王世钰（1984―），女，汉族，201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现供职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职称，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和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