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技术型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华人新移民的影响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政策是其基本国策之一，而技术型移民政策在其移民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不断调整技术型移民政策并对华人新移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澳大利亚技术型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

就澳大利亚现代历史来看，移民政策同政府的经济目标息息相关。二战后初期，澳大利亚绝大多数移民是政府为了弥补劳动力短缺、基于其劳动能力而被选择入境的。但是，近30年多来，澳大利亚政府大幅度修改了移民政策，移民的技术因素从被忽视到逐渐被强调，技术型移民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移民的选择标准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1．二战后初期的“非技术”移民政策。

二战后初期，澳大利亚政府引进移民是出于建设国家的需要，主要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而增加人口。工业生产、基础建设对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引发了二战后澳大利亚第一次移民潮。政府引进的移民多是充当“非技术”工人，而不考虑其以前的工作经验和技术能力。1947―1952年，来自难民营的人，如果是男性，就被归为“工人”；如果是女性，则被视为“佣人”，而不考虑他们的职业背景。①在此期间，移民通常被分配去从事制造、建筑、采矿等工作，且必须从事政府指定的工作满两年。这样，政府就可以分配移民去从事澳大利亚需要优先发展的行业，用移民填补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的空缺。但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初期进入澳大利亚的移民尽管从事技术要求不高的职业，但通常却拥有较高水平的教育或职业认证。

20世纪7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全球经济加速发展，拥有高新技术的人才已成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同时，澳大利亚国内经济的重建与发展已初具规模，原先为经济建设而引进劳动力型移民的理由不再充分。美国、加拿大等传统移民国家开始将优先引进技术型移民作为移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上述原因促使1972年执政的惠特拉姆政府及其后的几届政府对原有的移民政策及时做出了适应性调整。

2．移民选择标准中技术因素的引进。

惠特拉姆政府1972年上台执政后开始引入这样一种理念：入境的移民必须拥有澳大利亚所需要的某种技术。在结构化选择评估体制(Structured Selection Assessment System)下，移民官员根据澳大利亚所需技术人才和其他条件制作表格，让申请移居澳大利亚的人填写，以对申请者进行评估。这张表格首先把申请者的技术划分为从“有利于澳洲发展”到“不利于澳洲发展”5个等级；然后对申请者的个人及社会因素进行评估，包括申请者的态度、生活方式以及外在表现等，同样分为5个等级。

1979年，弗雷泽政府开始以一种更加细化的、被称为量化多因素评估体制(NumericalMulti―factorAssessmentSystem)的积分制取代了结构化选择评估体制。该体制试图更多地强调移民的技术水平，给予高技术和高学历者一定的积分，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申请者能获得10分，而接受过中学教育但没有毕业的申请者也能获得5分，因此，申请者的技术和教育背景体现在积分上的差别实际上并不明显。①

从总体上看，20世纪70年代实行移民评估体制对于提高澳大利亚外来移民的技术水平的效果并不显著，部分原因是70年代的经济萧条减少了移民的入境数量。到70年代末期，技术型移民只占澳大利亚外来移民很少的一部分，而家庭团聚型移民则占有绝对的优势。

3．移民选择标准中的经济理性主义(Economic Rationalism)和人力资源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一直鼓励具有专业技术的移民入境。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高素质人才是国家成功的关键因素，技术型移民对于提升澳大利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尤为重要。”②80年代，澳大利亚的家庭团聚型移民继续保持着数量上的优势，但同时，以经济或技术背景入境的移民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占移民总数的20％-40％。③

1982年，量化多因素评估体制被移民评估体制(MigrantAssessmentSystem)所取代。这种体制给予申请者的技术以更多的积分，从而导致大量技术型移民涌入澳大利亚。1984―1985年和1988―1989年，赴澳的技术型移民和商业型移民的数量分别增长了6倍和10倍，而同期赴澳的家庭团聚型移民的数量只增长了55％。④

霍克政府和基廷政府执政时期，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总体上与经济理性主义相一致，经济理性主义强调控制预算和经济效率。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强调劳动工人必须具有较高的教育背景，以求在后工业时代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⑤因此，澳大利亚开始加强移民选择中的技术色彩。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只有高技术的、多元文化的国民才能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

1988年和1989年，著名的“菲茨杰拉德报告”(Fitzgerald Report)和“加诺特报告”(GarnautReport)相继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走向，开始强调具有高技术的“人力资本”(HumanCapital)，而不把注意力放在制造业工人上；开始注重移民的素质，对家庭团聚型移民和难民的人道主义关注开始减弱。⑥

“菲茨杰拉德报告”建议政府将每年的移民计划增至15万名，将移民选择的焦点转向“有专业技术的”年轻移民，认为移民选择的标准应是技术因素而不是人道主义和家庭因素。①“加诺特报告”也持类似观点。根据“菲茨杰拉德报告”的建议，澳大利亚政府调整了移民政策，引进了两大类新移民：优先亲属移民(PreferredFamilyMigration)和技术型移民。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赴澳大利亚的移民人数尤其是技术型移民的人数大大增加了。澳大利亚对技术型移民的选择标准包括接受教育的水平、工作经验、英语能力和年龄等。自从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强调移民的技术因素以来，来自亚洲的移民因为能加强澳、亚的经济和贸易联系而备受澳大利亚政府的重视。“加诺特报告”指出：“移民在帮助澳大利亚从经济飞速增长的东亚地区获得最大利益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②20世纪80年代，来自东亚的技术型移民开始涌向澳大利亚。

4．目标更加明确的技术型移民政策。

1996年霍华德联合政府上台执政后，果断地将澳大利亚移民计划的天平偏向技术型移民一端。到1999年，澳大利亚移民选择积分制中的非经济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退。③澳大利亚政府在宣布2004-2005年的移民计划时称：“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技术型移民 正在以每年77000人的速度涌入澳大利亚。”④政府提高了技术型移民所需要达到的积分，以确保拥有高技术的移民人境。申请者必须符合政府规定的基本要求，即：必须在45岁以下，精通英语，具有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与其所从事职业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文凭。此外，申请者还必须具有从事技术职业表中所列职业的相关工作经验。⑤

2002年，澳大利亚政府指出，近12个月入境的技术型移民具有以下特征：更年轻化，近63％的申请者年龄在18-29岁，1994―1995年这一比例约为51％；英语水平更高，近90％的主要申请者英语水平考试优秀，1994―1995年这一比例约为81％；更多移民拥有澳大利亚急需人才行业的职业资格认证，40％的移民从事的是澳大利亚需要的职业，近一半的移民在澳大利亚的教育机构获得了为政府所承认的资格认证。⑥同以前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移民具有更高的教育和技术背景(参见表1)。

二、澳大利亚调整技术型移民政策对华人新移民的影响

与澳大利亚调整技术型移民政策相适应，近20年来，赴澳的华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华人，下同)新移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华人新移民的人数逐年增多。

由于澳大利亚逐渐放宽技术型移民政策，加之东亚经济的崛起，近20年来，赴澳的华人新移民人数快速增长(参见表2)。

此外，2001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显示，澳大利亚华人中，中国大陆出生者为142720人，中国香港出生者为67080人，中国台湾出生者为22440人，比1996年分别增长29％、2％和15％。①

2．华人新移民向年轻化发展。

从移民的年龄来看，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的年龄多在25-44岁之间。2001年，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该年龄段的新移民人数分别占各自移民总数的42．5％、33．5％和30．2％。②

3．华人新移民以留学生和技术型移民为主。

1993―1994年，来自中国台湾的商业型移民占申请赴澳华人商业型移民的12％。近年来，大学毕业并且拥有专长的华人青年成为移居澳大利亚的主要群体。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多为赴澳留学生。澳大利亚联邦统计局的有关数据显示，1994年，赴澳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2500人；到2000年，增加到14000人。近年来，由于中国大陆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赴澳移民的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澳大利亚移民与多元文化事务部统计，2002-2003年，在6664名人澳的中国大陆移民中，技术型移民约占47％。③

4．华人新移民多居住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华人新移民主要集中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西澳和昆士兰等州。2001年，来自中国大陆、香港两地的华人新移民居住在新南威尔士的人数分别为85450人和37590人，而居住在其他地区的人数则较少；来自中国台湾的华人新移民比较偏爱昆士兰，2001年，有8440名中国台湾的华人新移民居住在昆士兰。①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的新移民超过半数居住在新南威尔士(主要集中在悉尼)，这反映出澳大利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对技术型移民的需求和吸引力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5，华人新移民的家庭团聚方式发生变化。

从家庭团聚的类型来看，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华人新移民中投资型移民较多，他们往往先把妻儿送到澳大利亚定居，然后自己做“太空人”。②从中国大陆移居澳大利亚的多为留学生，多数是没有家庭成员随行的男性，待他们取得了永久居留权后，才把妻儿带到澳大利亚。家庭团聚方式的变化逐渐改变了澳大利亚华人的男女比例。

6．华人新移民的受教育水平较高，从事职业呈现差异性。

从教育背景来看，2001年，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新移民中，分别有47．1％、48．1％和46．1％的人拥有某种形式的教育或职业认证，分别有33．7％、35．7％和34．7％的人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历。③

就华人从事的职业而言，来自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华人新移民受过专业训练，英语流利，所受教育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承认，逐渐进入“白领”职业领域；而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华人英语相对较差，有些人的学历得不到澳大利亚政府的承认，往往要重新获取学历才能进入高新技术领域工作，否则只能从事技术性不强的职业。由于职业的差异，来源地不同的华人新移民的经济收入较悬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经历了对移民的技术因素从忽视到逐渐强调这样一个演变过程。这反映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传统的移民国家，移民对其国家利益和经济目标举足轻重的影响与作用，同时也反映了高新技术人才对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澳大利亚调整技术型移民政策对华人新移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澳大利亚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华人移民应当进一步了解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努力在技术能力、知识水平、文化修养等方面提高自己，为21世纪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