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华北军政大学的创建

1948年4月，随着全国规模战略反攻的到来，需要为华北各战场乃至全国培养大批高中级指挥人才。党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军政大学，主席亲自选定总参谋长担任校长兼政委。军委要求该校要尽快培养出500名团级干部，1000名营级干部，2000名炮兵、工兵、摩托、参谋和政工干部，还要培训一批旅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共招收学员4000名至5000名。怎样把这所大学迅速办起来，使它真正成为造就干部的摇篮?为此呕心沥血，立即投入到紧张地工作中。

调整机构　整顿思想

5月1日，华北军大在石家庄南新城正式诞生。这所大学，是由原晋冀鲁豫的军政大学、陆军中学、青年教导团和晋察冀的军政干校、步兵学校等5个单位合并而成。该校成立前，主席亲自找到，提出了具体的办学方针和要求。

5月23日，到校任职。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机构调整和干部配备，依靠组织力量进行建校工作。学校下设政治、教育、校务3个部和校长办公室；大部下面设二级部及处或科，校领导和三大机关直接领导各学员大队。行政机构建立之后，学校自上而下成立了党组织。以校长、一副校长肖克、副政委朱良才和教育部长谭家述、办公室主任薛子正、政治部副主任李克如等6人组成学校党委会，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负责全校领导并主管教育，肖克分管行政，朱良才兼任政治部主任，主管党政工作。

1948年7月1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朱总司令亲临检阅并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勉励大家为办好学校而努力奋斗。学校成立初期，由5个单位集中到石家庄的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工作经历各不相同。根据这一情况，学校对全校学员进行考试和分科编队。到8月底，全校学员编成8个大队和3个直属队。营级干部人数较多而编成2个大队；团级干部，炮兵、工兵干部，政工、参谋人员，以及预科学员各编1个大队；3个直属队是：台湾队、华南队及高于队。

华北军大成立初期，大家思想比较混乱。有人认为，成立华北军大只不过是精兵简政，合并几个单位而已，对学校担负为革命战争培养干部这一光荣使命认识不足。有些教员和机关干部不安心学校工作，想到前方去；有些学员不安心学习，认为学校学习的东西到前方用不上，尤其是工农出身的学员，担心文化程度低，学不好；有些同志整党期间挨了整，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工作、学习不起劲；一些旧军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尚未确立，产生悲观失望情绪。

面对这种状况，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把这些混乱局面扭转过来，把华北军大办成一所为战争服务的正规化学校!他十分重视当时存在的各种消极思想，认为不解决这些问题，学校办不好。他自己带头做思想工作，并要求各级领导耐心帮助大家端正认识，提高学习自觉性。5月下旬至6月底，他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党政会议，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研究制定了学校各项大政方针，为开学打下良好基础。

为深入进行思想教育，保证思想工作经常化，领导学校各部门制定了一整套党政工作制度，创办了《华北军大校刊》。他特别对组织部长黄珍交待：“对整党运动中挨过整的同志，进行个别了解，复查材料，作实事求是地处理。凡是处理错了的，一律予以!保证大家心情舒畅。安心学习和工作。”

在的领导下，学校经初步整顿，很快结束了合并初期的混乱状况，从思想和组织上保证了学习工作的正常进行。各学员队开展学习竞赛活动，全校充满了浓厚的政治空气，学员学习热情高涨。

搬师请贤　聚集人才

学校刚组建时，能够上课的教员只有36人，且只能担任12个单位的教学科目，按学校48个教学单位计算，教员缺额高达四分之三。怎么办?想起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用沙俄军官创办陆军大学的经验，想到井冈山时期红军学校解决教员的办法，果断提出搬师请贤：“在那些脱离敌人营垒的旧军官和被我们俘虏过来的人中，吸收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学校任教!”此举得到校党委会多数同志的赞同。

亲自“招贤”，把战争中起义的、解放过来的，或因不满现实自动脱离蒋军的旧军官请来。经多方面努力，很快在华北军大集中了二三百名具有一定军事理论或有技术专长的旧军官。这些人大都曾就读于武备学堂、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伪蒙学校，还有苏、美、日、德的留学生。但他们担心任教得不到信任，摘不掉帽子，思想上动摇。当时，确有部分干部对这些旧军官政治上看不起、军事上不服气、生活上看不惯。有些学员说：“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这是给自己脸上抹黑!”有的老教员说：“过去没有他们，我们一样办教育!”

听到这些反映后，感到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必须在党内进行政策教育，统一认识。在校党委会上，他严肃地说：“争取、团结、改造、使用旧军队和旧军官问题，在党的七大文件中已有明确论述。中国的旧军队、旧军官有几百万人，不能简单地对待，必须争取、改造和使用他们，因为这不是少数人的问题，我们的眼睛要看到几百万!”他要求各级领导对旧军官要做到政治上平等、思想上重视、态度上诚恳、生活上关心。

在争取、团结、改造旧军官的过程中，起到了特殊作用。他本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并追随孙中山革命，尔后在黄埔军校执教，后去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后，到中央苏区任军委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等职。抗战时期，应要求，他曾率队前往湖南南岳与共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任副教育长。因此，旧军官出身的教员虽出身于中外各种军事院校，但在面前大都是晚辈。

刚开始，有些旧军官出身的教员在上课或办公时，好摆“官架子”。便找他们谈话，诚恳地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把旧军队的那一套作风，再带到革命队伍中来，有多大意思呢?人过来了，架子也要放下来，这样，才能在思想上也过来!”他不以老资格自居，而是以诚相待，使一些原来对共产党有成见的人，逐渐地消除了成见。由于叶校长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同大家谈思想、谈学习、拉家常，坦诚相待，许多旧军官都感到由衷地钦佩，有什么话都愿意找他说。

通过等人的耐心帮助教育，这些旧军官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不断提高，在教学中发挥了聪明才智。后来，从华北军大抽调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旧军官支援南京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建设，他们到南京和北京后受到等人的器重，很快成为我军军事教育的骨干。

明确重点　教学民主

开学前，召开全校干部大会，号召大家认清形势：“展望战争形势，华北军大第一期学员以1年为期计算’，毕业服务于战争将是1949年秋天。那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四年，大规模战争将在江南山区、水网区以及西南、东南山区进行。因此，学校应重点进行山地战、水网战的战术教育，还应当加强攻坚战的战术训练，特别要加强炮兵、工兵和步兵协同作战的攻关。”

华北军大无论是教育对象还是教育内容，都与合并前有很大不同。以前的学校以培养连、排基层干部为主，华北军大则以培养营、团指挥员及炮、工、摩托、参谋、政工干部为主。当时的教员大多为解放过来的旧军官，课堂上仍沿袭旧的一套教学方法。针对这一情况，叶校长大胆提出，抛弃旧式教学方法，倡导教学民主和学以致用。他号召所有教育工作者要实行民主教学，奉行“官教兵、兵教官、官教官、兵教兵”的方法，即教员教什么、如何教，都要同学员商量研究，写好授课提纲，讲好每一堂课。

所倡导的民主教学，一开始并没有被大多数教员所理解，教学矛盾逐步暴露，出现了“三个不一致”，即：教员讲授的东西与学员要求的东西不一致；教员讲授的内容与学员理解的程度不一致；教员用来说明原理原则的事例与学员作战经验不一致。

带着学员反映的意见，经常深入课堂和训练场，同大家一起研究，组织观摩，相互学习。经过系统总结，把整个民主教学概括为教学准备、教学实施、教学检查三个阶段。根据不同阶段，制订计划：教员在授课前深入调查学员的实际水平，听取学员对所授课目的意见和要求，拟定授课提纲；上课时，教学组的教员全部参加，主讲教员讲完后，其他教员可以补充，学员可以质疑。他还定期召开教学检查会和学员代表座谈会，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保障等进行检查，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经过的大力倡导，许多教员逐步掌握了正确的教学思路和方法。当时，地形组的教员提出“三不讲”，即学员用不着的不讲；学员接受不了的不讲；没有准备好的不讲。认为，这一经验很好，反映了教学工作的实际，符合大多数学员要求，值得在全校教员中推广。他指出，所有教员应当明确，“教的一定是有用的；一定要使学员听得懂；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后来，这一经验呈报总司令，朱总司令给予了高度评价。

十分重视学习战场的实际经验。为增强教学的针对性，他专门抽调一批教员组成参战组，先后参加了太原和济南诸战役，收集作战经验和有关资料，然后回来作报告，帮助教员和学员及时了解战场的最新情况，把学校教育与战场的实际结合起来，很受大家欢迎。许多学员对学校的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尤其对采用以战教战、倡导民主和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反应很好。他们一致说：“学校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方法对头，我们能学到很多新本领!”

不耻相师　带头学习

1948年10月，在华北军大教育工作检查的总结会上，向全校干部提出“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两个警句，动员大家深入开展学习。

认为，只强调古人说的“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这句话不够，在学校还必须使全体教员明确“不学而教是谓害之”。这就是说，教育者应当先受教育，否则就完不成上级赋予学校培养干部的光荣任务，就会贻误党的教育事业。他要求干部和教员在学习问题上，要不断提高认识，刻苦钻研，主动吸收新鲜事物，学习新本领，不断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以适应客观形势对自己提出的新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经验主义与事务主义，提高教育效果。

为使大家都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反复强调要虚心好学，号召教员与教员、教员与学员、学员与学员之间要相互为师，教学相长，要求大家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实行刻苦的自我改造。叶校长经常告诫大家，每一个人都要“不耻相师”，不论对方身份如何、级别高低、年龄大小，只要“闻道在先”，在某一方面比自己懂得多，就应当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这样，才能做到在任何地方都有老师，在什么场合都可以获得学问。

动员大家刻苦学习，不只是为了完成当时学校的教育任务，更是着眼于我军未来的发展及全国政权的建设。他在校党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大队以上领导干部，每人要结合业务选学一门，精通一门；进一步提高领导思想水平，改进工作作风，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旦形势需要，一个工兵大队要扩大成一个工兵学校；一个炮兵大队要变成一个炮兵学校……”他还有预见性地指出：“到全国胜利了，我们不仅要管军队，还要管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教育卫生事业。所以，不要把学习看成是一种额外的负担，而应当把它看成是党赋予的一项光荣任务，是时代对干部提出的要求!”

在全校掀起的学习热潮中，以身作则，带头刻苦读书。在他的影响下，华北军大学习气氛十分浓厚。很多人都把他提出的“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两句警句作为工作学习的格言。这对端正学员思想，提高学习自觉性，对教员开展学术研究和提高教学质量，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心生活　解决困难

在华北军大工作期间，虽然分管教育，但他对后勤丁作同样很关心，主张把后勤工作列为校党委工作的重要内容。他经常对校务部的同志说：“物资保障用之于人，要保证身体健康；用之于工作，要保证教学需要。”他身体力行，领导后勤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一件件兑现，如学校建立器材室和印刷厂，统筹全校教学器材和印刷工作的计划、采购、制作和供应，为学员队的形象教学和资料保障创造了必要条件。学校还建立了生产基地，积极开展农副业生产，开办了制酱、制醋和磨面的作坊。各大队养猪种菜，伙食不断改善，既增强了劳动观念，又促进了学习热情。

当时，学校教学设备十分简陋，上课在露天，墙壁门板当黑板；学院坐凳五花八门，记录时以膝代桌，大部分学员住在学校附近的农村民房或土庙里，住房拥挤，有些干部家属来队，没有地方住，生活条件很是艰苦。一个星期天，几位团级学员散步到一个土地庙，一位学员在墙上写下一首打油诗：“生活太单调，出去逛逛庙；庙中泥菩萨。比我更枯燥。”接着，另一学员又补上两句：“转身往回走，回去睡大觉。”大队政委向学校汇报学员生活时，举了这首打油诗的例子，听后非常重视，他问大队政委：“这么大的事，怎么没有及时报告?”他随即批示，对家属来队的住房问题要尽快解决。经过努力，各大队想方设法腾出一些房子，使来队家属有地方住，感受到部队大家庭的温暖。

住房问题解决了，家属来多了，吃饭又成了问题。存粮很快被吃完，影响了学员生活。这时，又有人编出顺口溜：“华北军大开饭店，老婆小舅来吃饭。队上存粮两千斤，不到三月全吃光。”有些人认为这是发牢骚。知道后说：“不能把它简单看成是牢骚怪话。家属吃粮不能从学员的口粮中克扣，更不能因此降低学员的口粮标准!”他马上给华北局写报告，解决了来队家属吃粮问题。

后来，学校来队家属越来越多，同政治部和校务部的领导反复研究，决定成立家属工读学校，动员能够参加工作的家属，每天学政治和文化4小时，学织布和打毛巾2小时。同时建立子弟学校，把能上学的儿童送去读书。这样，家属每月可以从工读学校分到红利，生活上有了自己的收入，又可以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子女也有专人管理，并能受教育。这样，解除了一大批学员的后顾之忧。

华北军大在的领导下，经过短短1年的时间，各项工作都取得显著成绩。北平、天津相继解放后，华北军大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并成为华北地区的最高军事学府。在石家庄办学的两年多时间里。该校克服教学器材和物质条件差等困难，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为我军培养输送各兵种骨干和军政指挥员1.4万名，培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1000余名，为解放战争和国防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和朱总司令的高度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