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收法定原则对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

摘 要：税收法定原则立足于税收法定主义，对于财产权的保护主要从四方面入手：适量征收原则、征税要素法定、征收条目明确和依法征收原则等，同时关于税收的各种条款甚至是宪法中对财产权进行相应的限制。但是，税收法定原则由于其固有的属性具有两面性，可能造成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得不到保护，而税收行政部门或许利用其两面性牟取私利。因此，要努力克服其两面性，增强其法定性，对财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和限制，进而来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关键词：财产权；税收法定；课税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112-02

一、问题意识

现今社会，国家对于财富的需求与日俱增，其中税收又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显得越发重要。而税收作为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关于财富问题的手段，是国家利用其强制性对公民征收税款，进而保障国家的正常运转，调节社会矛盾。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额外加在国民身上的负担。因此，如果国家对税款规定不够合理，非法征收，其实就侵犯了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公民为使自己的合法财产权免遭侵害，提出自己的主张，从而推动税收法定主义的确定[1]，而税收法定原则也应运而生，逐渐兴起并流行。

税收法定原则以税收法定主义为原则，法定主义起源于英国，是由于封建内部斗争引起的。从1215年《自由大》，1629年的《权利请愿书》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慢慢地确立了国王不经过议会而任意征税是非法，只有国会通过法律才能向公民征税的规定，由此确定了具有近代主义的法定主义原则。

从税收法定原则对财产权的法定机制的保护出发和立法条款、宪法对于财产权的限制两个视角出发，研究与探讨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进而分析得出法定原则的“两面性”的缺陷，最后得出相应的经验与结论来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

二、法定机制对财产权的保护

税收法定原则的法定机制既赋予国家有权依法征税来分配社会财富，同时也要求公民的收入按照法律规定的税收条款进行缴税，不逃避应承担的责任。因而要求国家要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相应的保护，使其免受非所有权者的影响，仅归财产所有者所有。

税收法定原则与公民的财产权息息相关，而财产权作为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拥有与生俱来的受保障的地位，国家必须重视对财产权的保护[2]。国家往往通过税收法定机制来对财产权进行保护，其主要体现在对于正当财产权的保护与对非法财产权的没收,而税收法定主义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其核心就是只要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国民不得被纳税，国家不能课税。其具体内容至少有以下四点。

（一）适量征收原则

不管是国家需要财富去实行国家职能，还是公民需要收入去维持正常生活，都要遵循适量原则。国家征税要适量，进而来实现公民收入适量，进而减缓社会收入差距，早日进入和谐社会。

（二）征税要素法定

要素的法定不仅仅要求执法部门按照法律征收税款，而且要素一定严格齐备。其实可以从“要素”和“法”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认识，“要素”即国家征税时候必须满足的各方面条件，比如税收主体、征税客体等等；而对于“法”指的是税收要素的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或者国家其他有权修改税收的机关指定的法律[3]。总而言之，不管是税收实体上还是税收的程序上，一切事项和要素，均必须由法律规定。

（三）依法征收原则

依法征收原则在法律中是一个通行的原则，正是因为一切的征税和纳税都是需要法律直接去规定的，因此是否依法征收关系到法定主义的具体落实，影响其实际效果。按照法律规定的来征收税款是税收行政机关必须遵照的原则，并且其无权对税款种类和款项进行更改。

（四）征税条目明确

此规定要求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对税款征收及其相应解释进行明确，不仅仅是指税收金额、项目明确，而且包括在税法体系中，凡是涉及创设税收权利义务的内容与规范的各种方面必须明确规定，从而使纳税人清楚知道纳税数目以及今后的趋势，以便其做好相应的纳税准备，同时也可以防止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

综上所述，税收法定原则从征税法定性、明确性和依法征收原则、适量征收原则这四大方面对财产权进行保护，使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得到保护，同时也使国家得到必要的财富来运转各种活动。

三、立法条款和宪法对财产权的限制

根据上文所论述的，财产权的保护需要各种机制的完善与构建，而与此同时，财产权的限制也十分关键。正所谓万物过之而不及，当公民只想享受国家对于其财产权的保护，而没有相应的限制措施去约束公民的行为，往往会导致一些违法乱纪的现象产生。我们在对公民财产权保护的基础之上，国家必须对财产权进行限制，防止公民利用其权利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进而危害国家利益，最终使公民的财产权无法得到相应的保护。一般来说，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宪法对财产权价值定义上的限制与各种立法条款对其财产权使用层面的限制。

《宪法》和其他法律条款从公民财产权以及财产价值的根本定义入手，又在具体的细则上通过各种法律条文来规定，使其限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一方面，宪法条款从国家根本上规定财产权的价值，进而来限制其财产权价值。比如我国《宪法》保护公民的合法的财产权，但是没有规定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非法财产权，这就为国家调控公民的财产权留有余地；而在西方，1789年《人权宣言》中宣称财产权的价值，对财产权的价值做了一些限制。《宪法》中对财产规定，财产权并不是无限的，只要是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或者垄断性质的财产，国家是有权利进行征收并且征用为国家的共有财产[4]。这并不算是国家征收税款，往往按照征用或者出于公共利益对公民的非合法财产或合法财产进行租借。

另一方面，各种立法条款也对财产权的进行限制，使其财产权的用途明确，并在特定的情况可以被国家或者其他集体组织征用。比如《民法典》规定，财产权可以基于公共使用而被征用，并且特定的用途被禁止（比如，转让自然水源从而损害下游土地所有者），这是典型的使用权的限制。因为根据《民法》上的规定，财产权并不仅仅是占有权的一个表现，其实包括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等等。同时可以联想到早在12世纪的法国，对于承租人、重新调整农业和规划这三方面的立法都削弱了财产权的绝对、自然属性，从而达到限制的财产权作用。从自然属性方面对财产权进行限制，既可以使财产权得到一定的限制，又可以使公民的财产权进行相应的保护，不损害公民的合法利益。

因此可以看到，对于财产权的限制并非针对其合法的财产权，而是使用财产权不能超过一定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限制财产权是从保护他人的财产权的角度出发，限制自身的财产权才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人与自己的合法财产权。

四、克服法定主义的缺陷：两面性

税收法定原则是国家对于税收进行调控的根本原则，也是经济法或者民法体系中明确规定必须依法征收的原则，但是由于其蕴含一定的局限性，制定其法定原则时无法考虑到整个社会的现实情况，因而具有两面性。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税收条款，政府才有资格去征收，即意味着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才受到保护，对于没有限定的税收项是不是可以乱征税款？那么对于那些没有规定的是不是不受到保护？这其实是在税收征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税收法定主义两面性的弊端之所在。只有认识并且克服这个弊端之后，才能够更好地利用法定主义原则，在我国真正地贯彻欲落实法定主义原则，确实保护好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

法律既可以规定如何保护，也可以涉及限制。也就是说，国家依法保护，也依法限制，这给国家进行违反公民权利的行为留下空当。但是问题在于那些没有法律规定的和法律规定比较模糊的税收方面，会对整个法定原则体系造成损害。国家对于那些没有规定的财产是否不用去保护，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不可否认的是，税收法定主义对于财产权的保护和限制，使革命的合法财产得到保护，也使国家的税收得以正常运行[5]。国家对财产权的管理必须有一个度所在，即要使公民觉得自身的财产得到保护，又要使国家能够有效的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使两者之间顺利沟通，达到一个和谐的地步，不偏袒一方，保护公民这个相对弱势的群体。

因此通过完善税法，真正确立起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在法律上的地位，并构建公民与政府交流机制，加强对税款征收的监管，从而达到完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克服其两面性的目的。当前，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正在逐步实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贯彻与落实；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真正要实现税收法定主义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和奋斗，政府和公民应该携手创造，对财产权进行保护和限制，使国家的权力无法乱用，而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

五、总结与完善

我国税收部分地区情况参差不齐，存在乱收税现象，而有些公民为一己私利，谎报、少报甚至是不报税款，导致国家无法正常收税，进而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而国家的正常运转是保证公民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最大前提，因而必须完善税收体制。

为了应对税收法定原则的“两面性”，国家应该完善立法体系，构建关于税收完整的监督机制，既要保证国家依法征收税款，又要使国家不得超出原有的界限危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1977年的151号大法官明确解释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初步性地探索与构建法定原则[6]，不仅在普通的法律条款进行规定税收的具体条目和细则，而且真正去实行与贯彻落实。

总而言之，要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保护，坚持适量原则、征收条目法定、征收要素明确与依法征收原则四方面来保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另外在保护的基础之上，又要对财产权进行相应的限制，防止过分利用其权利来损害他人以及国家的权益，从法律层面去规范公民的财产权的范围，以免限定不清导致混乱。同时，要使财产权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必要的限制，不仅仅需要国家的努力、法律的完善，又要社会公民进行共同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J].法学研究，1996（6）.

[2]李光宇，徐伟，刘海春.论税收中的人权保障[J].当代法学，2005（6）.

[3]刘莘，王凌光.税收法定与立法保障[J].行政法学研究，2008（3）.

[4]胡锦光.外国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64-166.

[5]林来梵.宪法学讲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06.

[6]侯作前.税收法定到税收公平：税收原则的演变[J].社会科学，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