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制心理下的平等呼唤

【摘要】美国著名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将其著作以“菊与刀”冠名，简要有力地概括了他眼中的日本民族文化特征。菊的柔情与宁静，刀的冷酷与喧嚣，作者用两种截然对峙的心理塑造了日本民族的主流文化。日本社会文明菊与刀的对峙，点缀于日本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文章选取了其中一点，从日本的对内社会文化导向、对外交流冲突入手，展开对这一主题的讨论，并得出结论：形成日本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特征，其社会背景因素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日文章明；菊与刀；等级制；文化二重性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253-02

一、引言

矛盾遍布于世界文明的各个角落。小到个体，大到国家和民族，矛盾的心理特征常常伴随着个人或集体的各项决策与行动，同时这种矛盾特征也在推动着个人或集体的发展。带着对二重性文明的思考将视线停留于日本时，不禁想起了鲁斯・本尼迪克曾对日本社会文化“菊与刀”特征的概括。菊的柔情与内敛，刀的冷酷与锋芒，我们不禁会问，是怎样的社会文化将如此南北两极聚为一体，又是什么原因让大和民族背上如此错综复杂的心理特征？带着这样的问题，文章力图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一对矛盾观念――等级与平等入手，进一步探讨日文章化的二重性特征。

二、社会生活中的等级与平等观念

（一）等级观念下的“各安其分”

维新运动、民主改革，日本经历了西方文明近代化的冲击，并逐渐将民主平等等西方政治概念添加进自己的社会文化中。但是，西方政治文明的熏陶并没能从根本上撼动日本传统文化中对秩序、等级制度的信赖，“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观念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异族文化冲击，它依然潜移默化地在日本当代社会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上自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日本封建社会形成的极为明确的等级制虽然在法律上早已废除，但其根深蒂固的观念，影响并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态度与习惯，构筑着日本眼中的世界秩序，同样也构筑着日本人的内心世界。

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策源地发动战争的原因，我们不仅应该看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围绕国家利益产生的矛盾，为战争的打响奠定了必然性基础，同时也不能忽视作为战争发动国，日本的国内领导体制，特别是天皇凭借其在国内树立的绝对权威，最终推动了这场灾难爆发。身为茫茫太平洋西北角上一“弹丸之地”的日本，力图壮大自己的实力却受限于“华盛顿体系”的束缚，面对来自美英强国的重重压力，面对“无边无尽”东亚战场的风险与困境，日本仍冒险开战，其国家理性何在？战争风险事关民族存亡，日本国内对开启战争持不同政见者议论纷纷，然而最终能够安抚各方情绪，调动全民对战争的支持，又是何人？天皇，在二战期间位于日本社会等级制度的最高层，其神圣的形象印刻于日本民族心灵深处，他作为一种民族象征，民族精神的至高点，引领着整个民族走向战争的深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二战期间，日本社会生活中的等级制度深刻地塑造着日本民族的思想和行为。

时过境迁，二战中掌控神圣旨意与极端权力的天皇已逐渐成为一种单纯的民族文化特征，也不能再发挥其巨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但是今天日本的等级制文化依旧潜移默化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影响。在日本校园，暴力事件频频发生，起因往往只是低年级的只言片语挑战到高年级的“绝对权威”，如此校园文化现象中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等级制对青少年行动自由的禁锢。在交际日语中，敬体、简体依据交流的对象与场合有严格的区分，长幼、亲疏、公私等关系尽显其中，如此繁文缛节的语言规则背后，我们可以体会到抽象的语言符号蕴含着整个民族对等级观念的崇尚。日本人将行为细节规范规定的如一幅精密地图，并用法令秩序和社会习惯形式将这种繁密的等级制维持下来。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其权力范围，必将受到惩罚。只要他们停留在既知领域之内，只要他们履行已知的义务，就可以完好维持社会的等级秩序，就可以信赖这个世界。日本人在这种“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民族文化影响下毫无不满地生活，并由此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因此我认为：日本民族所定义的安全是在等级制“保护”下的社会秩序安全，它不同于西方政治社会中的平等自由特征。

（二）平等呼唤中的精神叛逆

在日本，严格的等级制度并不意味着温良恭顺的民族特征。这样看来，等级制度下的日本社会文化又全然不同于中国、印度等传统东方文明。日本人喜好并信赖着他们那一套繁密的行为规范，在这种“各安其分”的社会秩序中保证遵循者的安全与权利，并由此相互履行义务。如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运作下，常伴以层出不穷的心理矛盾。更确切地说，日本人可以是等级制度运行的遵循者，同时也可能是秩序桎梏下精神层面的叛逆者。

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指出日本民族具有“报恩于万一”的特点，并详尽地将日文章化中的“义务”含义划分为不同层面，包括一个人从主观要求上必须偿还“恩”的义务，具体指皇恩、亲恩，也包含一个人因受他人之惠，应当如数偿还的恩情债。①同时，鲁斯还指出日文章化体系中的“义务”不同于中国的概念，它是一种无条件的道德戒律，并不要求在忠孝义务履行之上存在“仁”作为先决条件。于是，在这样的道德体系要求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家庭在讲求孝道的同时，很可能出现家族成员相当露骨的相互怨恨的情况，比如，在一个家庭中，父亲可能并不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换句话说，父亲并没有尽到“仁”的义务，但他可以要求子女履行一切义务，子女作为绝对道德戒律的遵循者，即便不情愿，也必须服从长辈的决定。如此的道德要求与思想叛逆之间的碰撞，点缀于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日本人行动中的矛盾性，即等级制下表现出的极为驯服，但却又不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外化行为下殷情有礼，内心却保留着傲慢不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民族保留并尊重等级制度的行为规范，但同时又是思想层面的叛逆者，常常抛开等级制度塑造的温良性情，大声疾呼平等自由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