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对文化研究的贡献

时间:2022-10-05 10:26:51

霍尔对文化研究的贡献

一、霍尔

斯图亚特.霍尔,当代文化研究之父,“伯明翰学派”的主要奠基人,是国际上文化研究领域最著名的人物,他在文化研究领域的主导作用和杰出的成就,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能够超越。于1932年2月3日出生于牙买加首都金斯顿的他,从1951年获得牛津大学奖学金赴英国上学至今,霍尔一直在英国从事文化运动与文化理论的研究,纵观这60年的学术生涯,可以说霍尔个人知识理论框架的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很大程度上就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演进史,他本人就是文化研究的代名词。即便是已经80岁的高龄,他仍然活跃在文化研究的最前线,担任诸多著名文化研究委员会的重要职位,进行继续的研究。

霍尔一生极少出版理论著述,其著述除3部独立完成外,其他全部来自合著、合编,还有诸多理论分布在别人编撰的文化研究书籍中,穿插在重要的学术访谈和研究调查报告中。曾经与霍尔并肩战斗过的学者和自己在“伯明翰学派”的学生们,如今也都成为文化研究领域的翘楚和精英。霍加特就曾称赞霍尔是一位“优秀的领导人”和“为集体合作而工作的伟人”。【1】

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

(1)学术研究中的政治性。可以说霍尔是开学术研究政治化先河之人,把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经济、意识形态等充分结合。

(2)不同学科的激烈论证性。霍尔饱读各类名家书籍,借鉴了各个学科的理论资源,从不把自己禁锢在某一学科中,不断进行论争。

(3)思想理论的开放性和延展性。霍尔的理论时间跨度极大,而随着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改变,他的理论空间变得越发复杂,没有保证,之前的许多理论在后来的著作中都有相应的调整和扩充。

在我看来,霍尔的文化理论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集中在文化霸权和媒体的研究;后期则把目光投向多元文化和差异政治。

二、文化霸权和传媒研究

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一直都把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研究的最主要课题,聚焦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把文化视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而大众传媒作为当权集团表达意识形态和进行宣传的工具,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之复杂,都是文化研究聚焦的焦点。霍尔在以马克思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并借鉴了阿尔图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等研究方法以后,就曾指出,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描绘,从“主流”到“批判”视角的变动,就是从“行为的”到“意识形态的”视角的转变。【2】

电视作为大众传媒中最重要的一个,得到了霍尔的重视,他的《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一文,堪称文化与传媒研究中一篇至关重要的文章,也是所有叙事分析中必读的重要论文。它打破了美国传媒研究的模式,为电视的文本研究及电视观众的研究,都提供了一个符号学范式。【3】就电视话语的流通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相对独立的存在条件。

第一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电视专业加工者对原材料的加工。这是所谓的“编码”阶段。第二阶段是“成品”阶段。霍尔认为,电视作品一旦完成,“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予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此时的电视作品变成一个开放的,多义的话语系统,否定了传统电视理论认为电视信息的代码是高度约定俗称的观点。

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观众的“解码”阶段。这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对世界的一系列看法。如前所述,观众面对的已不是事件的真实面目,而是加工过的“译本”。观众必须能够“解码”,才能获得“译本”的“意义”。与此同时,霍尔在受到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的的理论影响下,提出了三种受众解读方式。第一种是倾向是解读。在这种方式中,手中直接从文本中获取传播者想要的意义,即根据编码的规则来解码信息,编码与解码两相和谐。第二种解读方式是协商是解读。这种方式混合了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它既认可主导的符码,也不放弃自身的意向,观众与支配意识形态始终处于一种充满矛盾的商议过程。第三种解读方式则是反抗式解读。解码者不是按照编码者的规则来进行解读,而是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

最后,霍尔的三个解读范式为媒介研究的民族志受众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霍尔的同事、著名批判学者大卫.莫利采用霍尔的理论,对“全国上下”新闻节目进行了民族志受众分析,从而用经验研究对电视观众的研究打开了新思路。

三、多元文化和差异政治

差异政治学是霍尔在20世纪末和新世纪里最感兴趣的话题。差异带来了文化生产动力,与众不同而又是相同的,即异中有同,伴随着多元文化问题,有许多差异类别下的政治问题【5】霍尔在1991年和1992年分别编著了《地方和全球:全球化和民族性》、《新旧身份和新旧族性》以及《西方世界与其他世界:话语与权力》、《文化身份问题》,这四篇文章一起构成了霍尔差异政治学的“差异文本四部曲”,系统化了他此前一直关注并阐释的差异政治学观点。【6】

霍尔的文化差异政治学意味着公民在新的民族和民主框架下生活,期间的各种文化既可以认识到彼此的差异,同时又致力于解决差异带来的对抗。霍尔认为,“多元文化,就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不同的文化团体并存,一方面试图保持原初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希望构建一种共同的生活,多元文化描述的就是由社会造成的文化管理方面的社会特征和问题。”【7】另外,全球化的出现,在加速文化同质化趋势的同时,也增加出许多次属的差异文化。

在多元文化的极度破裂和差异的冲击下,多元文化正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这就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政治话语和现有的解决方法,进行认真的思考,不要浅薄地重复自由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争论,而转向由差异和身份混合生成的新的地带,“把政治术语上的不可通约性引向同一个领域,使自由、平等与差异、美好共存”,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霍尔对于多元文化社会最大的希望,即让所有的种族、社团共享差异平等和差异自由。【8】

参考文献:

[1]《霍尔与文化研究》,武桂杰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P19;

[2]《伯明翰文化学派领军人物》,张华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P78;

[3]《伯明翰文化学派领军人物》,张华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P78-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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