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

作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之父、英国新左派创始人之一，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联系到此前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人的逝世，第一代英国新左派（The New Left）成员完成了最后的谢幕。

英国公共生活中从不缺乏对社会有担当的知识分子，霍尔则是他们当中最积极的一位，甚而经常出现在英国的电视上。他多年坚定反战，对英国参与的历次军事冲突均毫不留情地给予批评。遭遇霍尔大加挞伐的政治人物中就包括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广为流传的“撒切尔主义”这个概念，也出自霍尔之手。

霍尔是英国新左派的创始人之一。不同于主要作为一种话语存在的中国新左派，英国新左派的出现关乎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在“二战”前后活生生的经验，尤其是“1956年事件”——苏共二十大、苏联入侵匈牙利、苏伊士运河危机。

左翼知识分子大多对共产主义心向往之，坚持英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但1956年事件的发生刺激了他们对社会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他们因此停止了在苏维埃与英国社会民主之间非此即彼式的选择，决心寻求别样的道路。于是，霍尔等人受法国抵抗运动主要领导人克劳德以“第三种立场”拒斥既有左翼立场（斯大林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启发，开始自称“新左派”。

斯图尔特·霍尔，1932年2月3日出生在英国前殖民地牙买加的首府金斯顿，其父是第一位在当地担任要职的非白人。在殖民地牙买加，肤色几乎可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因而父母禁止肤色较深的霍尔与其他黑人伙伴玩耍。尽管如此，1951年，霍尔作为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加入加勒比移民潮，到达牛津大学后，却发现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以牛津大学为起点，霍尔开始了他作为“熟悉的陌生人”在英国的生活，直至成为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左翼知识分子。

霍尔之选择新左派无疑是历史与现实耦合的产物。受成长环境影响，霍尔早在中学时代便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问学于牛津期间，霍尔加入利维斯派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之间的联盟，逐渐将其主要政治关切从第三世界殖民问题转移到了冷战情势下的英国政治。

后来进入更加广阔的政治领域后，霍尔强烈批判斯大林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政治体制还是一种政治形式。他虽然经常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讨论，但更加关注保守主义复兴背景下工党和左翼的未来，以及福利国家和战后资本主义的性质等话题。

最终，1956年事件戏剧性地帮助霍尔将关切集中了起来，确定了新左派这一政治家园，用他自己的话来讲，马克思拉着他，对抗布达佩斯的坦克。

正是因为左翼立场、对新左政治的推进，以及他那“颇为文化主义”的大作《通俗艺术》，霍尔得到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青睐，于1964年受邀作为研究员加入该研究中心。1968年，霍加特离开之后，霍尔开创了研究中心发展史上的霍尔时代。

在此期间，霍尔将研究中心的关注焦点从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转移到媒体，通过对文本中表意系统的分析，考察媒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除继续进行阶级史、大众文化史、大众记忆等范畴的工作之外，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心还开展了日常生活历史的人种志研究。

1979年，霍尔应邀到开放大学任社会学教授，研究中心进入 “后霍尔时代”，关注焦点再次转移——文本分析让位于历史，作为研究中心标志之一的人种志研究也在其间遭遇边缘化。在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历程中，这样的非连续性始终存在，学界因此认为，文化研究的历史更多地直接联系着霍尔。

霍尔时代的研究中心不鼓励学生以学习理论或攻读学位为首要目的，因此悖论地培养了日后驰骋于文化研究疆场的人才，包括黑兹尔·卡比、保罗·吉尔罗伊、保罗·威利斯等。这些当年求学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日后紧密团结在它周围的学者，构成了文化研究领域无人能出其右的伯明翰学派。

霍尔于其间不但发起、创办了内部刊物《文化研究工作论文》，而且让研究中心与新左书局即后来的韦尔索出版社以及哈钦森出版集团建立起稳定的外部联系，为研究成果确立了可靠的传播基地，有效推动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浮现与播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尔堪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之父。

1951年以降，霍尔积极地穿梭在英国社会运动、公众讨论和学术研究之间，通过开启学术工作政治化的先河，影响了英国新左政治、文化研究、媒体研究、社会学等多个领域。

为此，2013年10月，英国广播公司播放了英国电影协会出品的纪录片《斯图亚特·霍尔蓝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霍尔的诸多理论遗产，比如他基于“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少数底层人往上爬（所谓社会流动），而是让所有人都能一起进步”这一理念的毕生实践。 作者为社科院外文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