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交往模式

摘要:文章分别对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作用和用途做出了说明和叙述。然后对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交往模式进行了阐述,表达了本文的中心目的和要点。

关键词:公司法;公司章程;交往模式

一、公司法

我国公司法的颁布和施行,标志着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公司法的作用循其立法宗旨有以下几方面:

(一)确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法人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而公司是我国现代企业形态之中的一种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企业形态。

(二)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公司法对公司从产生到消灭的整个过程中的组织和行为关系均做出规定,包括公司组织和行为的一般原则,公司的设立、变更、解散,公司的能力,公司章程,公司的资本和财产,组织机构,财务会计以及公司与股东、股东相互之间的关系,等等。

(三)保护公司、股东、职工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公司法规定了公司享有的各种权利,使公司的运作具有可靠的保证。公司法赋予保护股东包括中小股东的权利,确保股东包括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公司法通过规定,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四)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公司是最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和基本的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公司的结构是否健全、公司的行为是否规范,直接涉及到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二、公司章程

(一)公司章程是国家管理公司的重要手段

我们知道,现代市场经济离不开国家的干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仅体现在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宏观干预上,而且还表现在对企业发展进行微观干预上。国家对企业要进行干预,这对于工厂制企业与公司制企业是不同的。具体说来,就是国家通过干预公司章程从而实现对公司的干预。

公司章程作为公司的行为规范,不是国家制定的而是由股东制定的。国家对公司章程的干预表现在,首先通过立法确立公司章程在公司制企业中的地位,确立公司章程必须记载的内容,确立公司章程制定与修改的特别程序;其次,通过司法制度对公司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等。

国家干预公司章程不仅实现了国家的意志,而且这种干预又尽可能避免了行政干预的弊端,因为这种干预能最大限度地尊重企业的法律人格,这样,就可以使企业经营既不违反国家意志,又能充分调动自主经营的积极性。

(二)公司章程是公司的自治规范

公司章程是由股东共同制定的规定公司的组织和行为的基本规则与重要文件。公司章程经股东按法定程序制定以后,就成为公司的行为规范,它对股东、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等都有约束力。公司有关机构形成的决议、做出的规定等都必须依据公司章程,违反公司章程的决议、决定,都是非法的。公司章程尽管不是国家制定的法律,但必须服从国家的法律法规,在律对公司本身的约束力上仅次于法律,具有“准法”律的作用。

三、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交往模式

公司法的三大品格与公司章程的三大价值交汇形成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三套基本交往模式:

(一)公司法的一般指引与公司章程的特殊示范模式

如前所述,在市场和公司运转良好的状态之下,公司法对于企业的内部章程起到的只是一个指引的作用。这个时候公司法的开放性品格被发挥到最大,公司章程的自治性价值也被推到最高。这是我们当前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快速发展经济建设所可能要达到一种状态。企业的本质是生产,企业的发展靠利润。只有在相对宽松的监管和控制体系下,企业和市场才能完成最大化的财富创造和积累。这个相对弱势的政府标准并非是提倡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而只不过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严峻形势面前,给我国企业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发展环境。也只有实事求是的看到我们的不足,才能将这样一种交往模式置于主要的地位,以此发挥后发优势、改变落后局面。开放性的特质决定了公司法可以补充但绝不可能替代公司参与人之间的协商。

(二)公司法的市场监督与公司章程的企业成本模式

公司法的标准性品格决定了其作为公共产品,在现实性上对于社会经济的考虑是多于对企业本身的。稳定的市场,和谐的经济环境是一个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不可避免的会面临更多的监督压力。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特点,强调为企业特别是国企提供制度框架,政府目标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公司法原本应有的制度建设目标。于是,当产生__了公司纠纷时,法院对公司法的解释作用也就相应受到了诸多限制。由于政府主导着公司的制度供给,司法裁判无力抗衡地方政府的权力干预。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的判断,很可能成为地方法院审理具体案件的准则,原来对公司运营起到补充合同漏洞的司法介入,极可能被异化为变相的行政干预。这也势必造成公司管理层除了要考虑股东利益,还要考虑社会利益。最终导致管理者虽独立于双方,但又不会真正对任何一方负责。这样下来,增加的只能是企业的成本,减少的却是社会财富。这与我们的初衷可谓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如果过度依赖国家干预来克服所谓的市场失灵,就很可能产生矫枉过正的反效果。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政府只顾监管和干预,却无视国家行为所耗费的巨大成本。公司章程的公示价值在这里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公示价值不管是对于潜在的交易第三人或者是时刻“虎视眈眈”的监管机构而言都是降低成本的最好途径。降低了企业的社会成本,拓展了企业的活动空间是所有健康发展的企业都希望看到的;同时更高效更廉价的监管,也是企业最乐于接受的,两者相得益彰。这样的交往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全和成熟的必由之路。

(三)公司法的动态激励与公司章程的静态替代模式

公司法的适应性品格是公司法最为可贵的品质。在公司法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只有那些最有智慧的市场规范才得以沉淀下来成为宝贵的公司法规范。对这些最具价值的规范的评价不是建立在它是强制性规范或是任意性规范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它是否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市场的稳定和健康起到积极的鼓励和保护作用,只有最适应的公司法才是最好的公司法。这样的标准要求公司法也必须法与时转,与时俱进。在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对变动不居的企业和瞬息万变的市场进行相对及时的激励和保护。与之相对的是公司章程的无声回应。公司章程作为最便宜,最高效的企业操作手段,如果能够在无声无息之中替代掉永远都存在着滞后性的法律规定,仅仅是靠法律规定中先知先觉的激励性条款就能够支撑整个经济体系运转的话,可能就达到了零成本世界了吧。当然,这样的世界还只是梦想,但是如果以之为目标,以公司法的动态激励与公司章程的静态替代模式为努力方向的话,这无疑是不懈追求理想和未来的人类社会所应该去做的。

结论: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三种基本交往模式并非只是简单的时间上的继起。三者其实早已经通过各种形式隐藏在现实环境之中。时而以你为首,时而以我为尊,很多时候都同时发挥着作用。只有在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况中,将看似笼统模糊的交往过程剥离抽象出来,才能以此为基础,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冲突、磨合和共存中找到切入点,为构建和谐的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市场关系进行理论指引,找到发展出路。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关于公司的新的经济意义[M].王铁生,葛立成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02).

[2]罗培新.公司法强制性与任意性边界之厘定:一个法理分析框架[J].中国法学,2007(04).

[3][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M].张建伟,罗培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