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悲剧的歧路

语文课经常谈及人物之一生，说某人是一个“悲剧”。然而，有些时候恐怕是应该慎重的，尤其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人物。教材《〈史记〉选读》中，司马迁笔端融注“悲情”的人物一个又一个，项羽、李将军、屈原、荆轲、韩信……这些历史“悲情”人物，司马迁对他们的很多不幸遭遇是含有强烈同情的，叙事中一再“蕴藉”褒贬深情。然而是不是每一个人物都被太史公处理为悲剧人物了呢？恐怕不尽然。其实，从项羽和刘邦、项羽和韩信这两组人物对比中就能够得出什么样的人物才是太史公笔下真正意义的悲剧人物，中国式“悲剧”是不是“悲剧”的结论。

按照严格的“悲剧精神”，悲剧感从何而来？至少得有以下前提条件：

第一，人物应有崇高而不是卑琐的人格，纯粹而丰富复杂的人性。也即这个人物不是完美的，但是在某一方面他是纯粹的，体现人之“生命性”，而不被“非生命”所异化；

第二，在人为安排或命运注定的情况下，人物遭遇了令人同情的不幸，但是人物能够从生命本性或人格精神深处奋起反抗，也可能犹豫再三，但绝不能是一味无原则地屈从；

第三，人物反抗不幸或“反抗绝望”，在人为或命运的强大压制下，最终都偶然或必然地宣告失败，但是其反抗的行为方式带来了心灵深处发自人性或一切生命本性的净化与震撼。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其实严格的“悲剧”应该不是这么简单的。

一、 项羽和刘邦

项羽极有可能是整个《史记》中司马迁唯一处理为“悲剧”的人物。在《史记》甚至整个中国文学中，项羽式的人物并不多。

以上三个“悲剧”前提条件，项羽和刘邦在《史记》中恰好是鲜明的对比。

首先，崇高而不是卑琐的人格，纯粹而丰富复杂的人性。

项羽残暴，但是从人性、人格来说，他则显得真诚、纯粹而又真实、丰富，心中有“道德法则”。韩信对项羽的评价最可以体现出项羽性格的真诚、矛盾、丰富：喑叱咤而言语呕呕，爱人礼士而妒贤嫉能，分衣推食而异常吝啬，仁爱恻隐而凶残暴虐，神威勇猛而儿女情长。而司马迁则有意地将其与刘邦对比后显现出项羽“真人”的性格。

项羽生于将相世家，心中有世家的道德，他的举动总要体现出将军世家的“高贵”；而刘邦长于市井，不循规则，常狎侮宾客，玩欺骗的把戏，做了皇帝还当群臣之面戏弄父亲。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最高的道德法则――“仁义”，在项羽，是心中的道德法则，但也只是对待个体信任的朋友；而在刘邦，则只是口中的道德旗帜，从争夺天下而言，联合诸侯讨伐弑义帝“不义”的项羽，道德只是旗帜与工具。

这其实正是“道德法则”的歧路，“仁义”不是“心中的道德法则”，而成了说说而已、利用一下的“手段”，所以终至鲁迅先生所说的道德仁义“吃人”的千年史。

其次，反抗不幸，反抗绝望。

项羽成功得势时，心怀仁义放了刘邦。项羽兵败被困，四面楚歌，悲歌，快战，拒渡，自刎，主人公与读者耳边都会反复萦绕一句“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尽管旁观者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是对于项羽来说，他做他该做并且能做的反抗，最彻底、痛快地反抗刘邦的大势或者命运的不幸。其中的残忍、英勇、叹息、苦笑，无一不令人心生悲壮与崇高感。所以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相反，刘邦则“阴”得很，先入关中先任性后又听计韬光养晦，封国后又听计“暗渡陈仓”，失败后只身遁逃、乔装打扮，甚至抛弃儿女不顾父兄。而他一旦得势得利，对项羽步步进逼紧逼，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种成功不让人崇敬。

再次，其反抗给人心灵的震撼。

项羽一作战，人皆敬畏而服之。巨鹿之战得意时且不论，东城之战项羽带领百余骑突围后又陷入重围，“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项王众将也皆服。至此，读者又何尝不是倍感震撼？

最典型的“悲壮”的震撼还有《垓下歌》。《垓下歌》给人的意境是失败者项羽的“悲壮”，既洋溢着无与伦比的豪气，又蕴含着满腔深情；既显示出罕见的自信，却又为人的渺小而沉重地叹息，尽管“时不利”于理有谬处。然而《大风歌》传达的却是胜利者汉高祖的“悲哀”“悲凉”：表面上兴奋、欢乐、踌躇满志，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深刻的恐惧和悲哀。但这“悲哀”“悲凉”不是“悲壮”：“猛士”都被他杀了、烹了、醢了，当然没人替他镇守边关了。

刘邦虽然成功了，却也没有带来相应的崇高、高贵的“震撼”与“快意”。中国文化悲剧传统消逝之源是否即于此呢？

二、 项羽和韩信

项羽和韩信，二人都是楚汉之际人，都有过人的军事才华，最终都被刘邦诛灭：一个是在楚汉相争中自刎，一个是在“天下已集”后“叛逆”被诛。有超人才能的人却不能成就事业或善终，总令人为之抱憾，感到悲哀。

《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悲剧的三个前提条件都具备了，而《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却只满足第一个条件。自然，韩信也就不能算是一个悲剧人物。所以在《史记》的文字中，《项羽本纪》是一出悲剧，而《淮阴侯列传》则不是。

一方面，可以说韩信性格有一些“缺陷”，但是其人格确是真诚、善良的，他自尊、知恩又理性，也可谓具有纯粹的人性、人格。

然而另一方面，面对一切压抑乃至危及生命的不幸遭遇，韩信选择了忠诚、感恩，或者说是屈从与隐忍，最后不得已“消极”地抵抗。其实早先更关键的时刻，武涉、蒯通已说之再三，韩信终不肯反。“天下已集”，做了楚王，因被猜忌而降为淮阴侯，仍在隐忍。“称病不朝从”是一种消极反抗，消极反抗给人的是压抑、阴郁，自然不是心灵深处的净化和震撼。对于韩信来说，“积极”反抗就是早该“自立”，三分天下。

当然这一切都不“怪”韩信，只“怨”韩信太善良，刘邦太心狠。而从文学、人性的角度来说，当真诚被虚伪肆无忌惮地压制，善良被恶毒一无反抗地毁灭的时候，一切的场景还能令人净化和震撼吗？不，是悲哀。所以，四面楚歌后，项羽认输了，但却仍不甘心于这种压制与毁灭，所以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令人震撼；而韩信的结局，则只能说是刘邦有意制造的一出人间惨剧，令人悲哀。

以后中国文学形象中的“悲剧人物”却大抵皆是韩信式的，而非项羽式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历史人物多悲“惨”，而少悲“壮”。因为后世集权的历朝历代大抵做得比刘邦更甚，也可见，悲剧人物是在自由的环境中才可能培育出来。而在中国古代封建历史中，“治”世似乎反而相对少“自由”，“乱”世倒是集权无暇顾及，故而项羽式的人物辈出，比如后来的三国时代。至后来的戏曲如《窦娥冤》一类也大抵是“悲惨”的成分大于“悲壮”的因素。而这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正表明，中国式的“悲剧”不是已经“误入歧途”，早已偏离了“悲剧”的“正道”了吗？

（南京师大附中；21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