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史与篆刻史两条观察的路径(上)

印章与诗歌、绘画、书法并称为我国四大传统艺术，被誉为“四绝”、“四全”，是中国历代文人墨客特有的一种符号标志。

基于历史的索求，实用的印章艺术又孕育出了文人印章艺术――篆刻。印章，是篆刻艺术的载体；篆刻，是印章的再创作。二者于“方寸之地”相生相息，互映成趣，同书画艺术一道见证着历史的沸腾。

印章篆刻话历史

印章是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均有应用的物件，它在社会管理、宗教仪范、文化艺术等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世界上最古老的印章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由陶土制成，有柄，印底有经过设计的图案，除简单的圆形、十字纹等纹饰之外，还有动物、人物的图象。据大英博物馆所出《印的七千年》（7000 Years of Seals）一书考证所得，公元前五千多年的中东就已经出现用于标记凭信和管理的印章了，如在叙利亚北部发现的盖在陶器上的几何图案和在伊拉克北部发现的抑压在用于交易的商品封口结扎线连接的黏土上的带有标志意味的图案，都是可见的明证。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具有凭信管理作用的印章起步略晚，学界一般认为最早的文字印章出现在殷商时期。民国间，黄在其辑录的《邺中片羽》中收录了三方传为殷墟出土的青铜薄体有钮玺印，于省吾《双剑古器物图录》亦定之为殷玺。由于商代的青铜文化已经相当发达，青铜印范的纹饰也越来越复杂多样，在成熟的铜铭范母的基础上演变生出青铜印章，是完全可能的。篆刻家刘江先生认为，“更早应是由印陶的陶拍演变成陶纹的印模章，再到铜器的印模与铭文的印章，然后再发展到作为‘凭证’或‘权力’的‘印信’的章的。”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出于生活的实用目的，陶器制作过程中出现了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陶拍工艺，这种工艺在青铜时代运用于陶范铭文的制作，并出现了独立的带有图像、图文、文字的印章，应用范围也逐渐扩展开来。

中国的印章与其它国家相比有着自己突出的特点，它不仅是一种有着实际功用的物件，更是传统艺术门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从中国印章的发展历史来考察，可以发现有两条不同的观察路径，即印章史和篆刻史。印章史大多由官印构成，而篆刻史则较多地展现了私印的风采。在宋元以来文人的参与下，私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更在明清时期借助新兴印材的发现和应用，形成为一种足以与书法、绘画分庭抗礼的独立性艺术，各种篆刻流派的产生大大丰富了印学的内涵，为传统艺术增色甚多。

一方一寸印春秋

在这一方寸空间之中，先民对于几何形式的特殊喜好得到充分的表现，印章的外形同样被看作是寻求多样化情趣的一个方面。方形、长方形、棱形、圆形、半圆形、半月形、多圆组合、异性组合等形制，还有式样繁多的界格、花饰，构成了古玺印面形式的丰富变化。

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和艺术，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紧密相连。东周所属的列国诸侯在争霸中相互兼并，形成了若干强霸之国，当时维系社会的分封制度、宗法制度逐渐瓦解，没落的贵族成为士，他们和平民一起凭借智慧和战功获得俸禄、职权，在这种政治授受关系和商业交易关系日益密切的基础上，凭信的获取和失去显得尤为重要。在《周礼》中，有三次出现“玺”字，分别在《地官》、《掌节》和《秋官》中，所谓“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辨其物之美恶与其数量，揭而玺之”等等，都是玺印运用于商品、物品交易过程中的实证。《国语・鲁语》中载玺印文书之事云：“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逆，追而予之玺书。”注云：“玺，印也，古者大夫之印称玺；玺出，印封出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亦记此事云：“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问，玺书追而与之。”足见春秋时期的玺印在公用文书中所起到的重要功用。

春秋时期的官印皆称玺，多为铜质，白文凿刻的较常见，印文内容多为职官称谓，如“春安君”、“司马之玺”、“战丘司寇”、“右邑”、“上东门”等等，上至君王公卿，下至管理乡邑门市的小官，都有相应的印信，但形制尚不规范，钮形、尺寸、印文的差别难以归纳出对应的规律。到了战国时期，玺印的形貌更是纷繁复杂，只有对之从出土情况、文字特征和印材状况具体考究，才有识别的可能，如齐玺上方往往有一凸起的小块方楞，这是其具有区别性的特征之一。有学者推测尚有下端凹进者，会盟时结合在一起，用以印证，但现在尚未见到实物佐证。

战国官印以外，还有包括人名、肖形和吉语印，这类玺印相对于官印和秦以后方形的统一格局而言，显得自由可爱、活泼多姿，正如孙慰祖先生在《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中所言：

在这一方寸空间之中，先民对于几何形式的特殊喜好得到充分的表现，印章的外形式同样被看作是寻求多样化情趣的一个方面，方形、长方形、棱形、圆形、半圆形、半月形、多圆组合、异性组合等形制，还有式样繁多的界格、花饰，构成了古玺印面形式的丰富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列国异制时代条件下的产物。此期的图形印题材多样，是古玺时代社会意识的反映。

“战国古玺是代表着中国印章艺术创作法则和审美规范演进方向的灿烂开篇”，它们在中国印章艺术发展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肇启先声之功，多元化的艺术谱系和技法语言为后世的印章和篆刻艺术提供了先天的养分。与先秦诸子提供给我们丰富的思想资源一样，先秦玺印常常在我们蹇途穷路、山重水复之时给予我们新的艺术启迪与文化信心。

秦汉一统载帝国

秦的统一在政治地理上为书同文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手工业生产与文化上巨大的同一性使得印章也不再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具有自由丰富的属性，秦汉的官印开始承载越来越多的政治元素。

从形式上来看，秦印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在印文上加以“田”字格或“口”字格，使得所有需要刻制的字全部就范于其所设定的框格之中。与古玺相比，秦代印章的文字采取了统一的小篆，与权量、诏诰、碑刻文字相同，横平竖直，方中略带圆折；印文几乎全为白文凿刻，极少见到朱文阳铸；印形变化很小，尺寸均在三厘米见方以内，不似古玺方圆皆备、大小各异。此外，秦印还对用印制度进行了规范，在称谓上规定只有皇帝印章才能称“玺”，废除了旧有的“”、“”等写法，臣子和一般职官称“印”。我们从秦印可以十分明晰地看出，中国职官制度在秦代已与官印制度形成了无缝对接，秦印作为十足意味的制度之器，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性格。

与古玺的形制复杂多端不同，秦印形制与其官阶、等级之间有着严格的对应关系，材质、钮式、规格、名称、绶色等等，均有明文规界，这既是政治生态的重要反映，也是印章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型。就艺术性而言，秦印作为官印从稚拙到精熟的过渡，初现平稳之态，由于秦印多白文凿刻，故而印文中显示出挺拔劲健的刀痕，虽多雄峻枯拙，但已有一种建立法则的气度，亦不失刀趣。秦印的熟中有生、朴中带拙、自然中带着意、豪放中带严谨的风格，不仅表露出明显的过渡痕迹，也为汉印在艺术上的完美化与超越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汉代在许多方面几乎将秦代制度完全因袭下来，秦汉关系犹如隋唐关系，前后更迭变易似乎难以找到明显的界痕。在官印风格上，“汉承秦制”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印章形式、使用制度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受到秦印的影响。武帝以后，汉印逐渐平整丰腴，更出现增叠减损字法的“缪篆”，典章制度也更加完备，在细节上深刻地体现出大一统的帝国意志。

孙慰祖先生指出，风格的背后一般存在工艺与技术的影响因素，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的铸印工艺，在经历秦和汉初的暂时解弛后，至武帝前后又得到了恢复，汉代的铸造业中，失蜡法和陶范法是同时存在的，在此基础上，私印的工艺提升往往表现得更为突出，线条匀整挺劲，笔意表达精微，始终采用直接凿刻的汉代金银官印，亦在体现平整工稳的效果方面毫无遗憾，可见明确的审美自觉主导着汉代的制作工艺。的确如此，汉印凿铸的工艺十分精湛，凿铸者的艺术自觉一直贯穿其中。汉印使用的材料空前的广泛，除金银铜铅等金属材质之外，尚有玉、石、象牙、犀角、琥珀、玛瑙、水晶、琉璃、蜜蜡等，对各种材料质性的充分把握，是凿铸者施艺的必要前提，他们不但在一般形式的印章上出色地完成凿刻，更通过制作套印、字母印、臂钏印、带钩印等复杂结构的印章来显示卓绝精湛的工艺和精妙特出的艺术构思。这些不同材质形式的印章，也与汉印的广泛用途有关，汉印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正是由于其应用性极强，除常用的职官用印和私名印外，还有烙马印、明器印、祈福印、厌胜印、表字印、吉语印等等，形式多样、用途广泛的特征表明，这一时期社会对印章高度关注，在实际运用之外，人们对印章也已趋向整体性的艺术审美，四百多年间，汉印在强盛的汉王朝的庇佑下，对前代丰富的艺术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整合，加之以精深的工艺和精妙的构思，形成了成熟的风格特征。

两汉作为印章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印章，它们各有其钮式、各有其字体、各有其形制、各有其用途，也共同完成了汉印艺术特征和形式语言的书写，为后世标举出印章艺术的新格局，这首先表现在字体的多样化和丰富的文字处理手段上，除秦小篆外，还有鸟虫、殳书、隶书等书体用于印章，特别是缪篆（又称摹印篆）施用最多。戴侗《六书故》云：“凡字有从多而省者，趋于巧便也；有从省而多者，趋于巧缪也。”缪篆是在综合考虑章法、结构的基础上，变化均匀、挪移增减而成的，它巧妙地利用了印章的方寸空间，因而凿铸者多用之。它既是一种书体，也是一种处理文字和章法布白的方式。图像和文字的有机结合，也使得汉印相较于古玺印和秦印更具有艺术性和装饰意味，但又区别于三代及以前印章雏形的稚拙简朴，汉印中的肖形图象能扼要地抓住表现对象的特征，适当简化变形，增其雄浑灵动之美，如汉印中文图组合的四灵印，一直为后世所摹效。此外，汉印的刀法也为后世篆刻技法提供了丰富了养料，其中白文凿印是以刀直接在印面上凿刻而成，直率疏健，坚硬的异材则需用刀碾琢而成，显得清新停均；朱文是以刀刻制印模而后翻砂浇铸，虽失刀痕，但钤盖后能显露出篆书的圆笔意趣，有着刀笔一体的风格特色。

粗疏直率行魏晋

魏晋南北朝官制度多承袭汉代旧制，印章亦如是。但由于彼时社会长期动乱、王朝更迭、分裂混战等因素对方方面面的影响，这时期的官印制作工艺相较两汉而言，显得十分粗疏简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十六国时期更多地产生了印章粗疏的一面，在使用印章的实际行为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合规制的差讹。同时，这一时期的书法开始从篆隶演变为行楷，在通用字体发生了变化的大背景下，印章风格自然而然受到影响。

秦汉印风虽然作为一种文化记忆或范式存在，但社会环境的移易却促使新印风的孕育。汉印的庙堂之气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恣肆凌厉、旷野荒疏的艺术风格。祝遂之先生在《中国篆刻通议》中分析两汉魏晋南北朝玺印风格变化的原因时认为，首先是这一时期的人们已不像秦汉时人对篆隶的应用有相当的基础，小篆已逐渐脱离实用，而汉字由隶向楷转化，楷书已经基本定型，行、草等实用书体更是被广泛运用，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必然使得写篆的技术含量自然退化，艺术水准逐步下降。这种环境与背景，则正是从官方到民间对篆、隶失去热情，研究古文字和懂得六书的专家越来越少，反映到印章上，才出现了许许多多不符六书原则、笔画妄为增减的低劣之作。另外，由于竹简木牍逐渐被纸张绢帛等轻便的书写材料所代替，于是此前通行的封泥也被印色所代替，尺寸较大的朱文印的数量也逐渐超过小尺寸的白文印，铸造方式、使用方式、钤盖方式的变革，都对印章的艺术发展造成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印章艺术和工艺显现出衰颓之势，是可以理解的。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少数民族官印的增多，也将汉民族的印章文化推广开来，虽然很多印章刻制不如汉印那样规整、工稳，但刀法的多样化也使得印文风格多变，特别是六面印中出现了悬针篆这样以往少见的新印风，在意趣上为后世提供了多元化美感的艺术资源。从先秦自由无拘的古玺到精熟淳朴的秦汉玺印，再到直率粗疏的魏晋南北朝印章，似乎完成了一个轮回，同时也为隋唐即将出现的新一轮革故鼎新积蓄了动能。正如孙慰祖先生将这段时期印风的变化概括的那样：“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经历了秦汉印系的延续和嬗变的过程，中国书法风格在此期间实现了向楷书的转变，但秦汉印风规范的历史惯性使印文的体式避免了激变。魏蜀吴三国玺印形制因循汉代，西晋的短暂统一促使印风归于整饬谨严，随着南北分裂局面的形成，中原的文化形态在传承中也出现变异，印风的不同走势逐渐明显，直至隋代新体制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