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及其困境

摘要：理性主义一元论认为，人文科学问题与自然科学一样只存在唯一正确答案；对正确答案之外的所有认识，不仅不能宽容，而且要坚决消除。伯林指出理性主义一元论是导致20世纪极权主义不宽容心理的哲学根源。与理性主义一元论“不宽容”理念正相反对，伯林倡导蕴含宽容精神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认为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答案，诸答案间不可通约。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但因其深陷于诸价值的冲突之中，而导致“只有有了自由，自由才可能”的理论困境。

关键词：理性主义一元论；多元主义自由观；宽容；不可通约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049-05

以赛亚·伯林是与哈耶克、波普尔、塔尔蒙齐名的当代自由主义复兴运动主将之一，也是观念史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他对两种自由概念——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及其内涵的重新厘定，已成为自由主义的经典论断。相比之下，伯林关于多元主义的精深论述在国内法理学界却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探究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但并非本文论旨所在。本文将重点阐释伯林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反驳历史决定论等理性主义一元论，倡导客观的价值多元主义的深刻意蕴，阐明伯林多元主义自由观的基本精神，并探讨其内在的理论困境。

一、理性主义一元论：“不宽容”心理的哲学理由

生活于20世纪的学者对这个世纪的残暴有着深切的感受与反思。作为一个犹太人，以赛亚·伯林在对纳粹暴行的反思中提出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著名区分。在他看来，对“积极自由”的过度追求是导致20世纪极权主义的深刻的思想根源。他进一步指出，主张积极自由的哲学理由在于理性主义一元论，而对理性主义一元论的信仰导致了一种“不宽容”的心理在当时的社会颇为盛行。

人们不宽容他人、进而剥夺他人自由的心理大致有三种：（1）想在别人身上恣意地主张特权或权力；（2）想把自己的意见武断地强加于人；（3）真诚地相信“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只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而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在伯林看来，前两种心理是非理性的，因此很容易被人类的理性所消除；而第三种心理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理性过度发展后导致的“致命的自负”，伯林集中针对它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伯林认为，第三种心理有其浓厚的理性主义哲学基础。当然，伯林批判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而是极端的理性主义一元论。伯林认为，理性主义是建立在人类合理的理解力与判断力的基础上的学说，它们大多是人类的智慧与精神成果的体现。而过度发展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一元论是20世纪人们从追求积极自由走向极权主义的哲学渊薮。

理性主义一元论在历史观上体现为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的核心观点即人类历史有不可逆转、不可避免的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了人类行为并最终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伯林认为形形的历史决定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目的论的历史决定论。这种学说指出一切事物（包括人类）都是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存在的，一切存在都具有服务于“目的”的相关“功能”，而人类的价值体现为所谓“功能”的载体或“目的实现”的工具。目的论历史决定论的激烈形式完全否定人类自由的可能，认为人的行为、动机等等都是被其它条件所决定的。而它较温和的形式承认人能感觉到自由的存在，但这只是没有领悟自己在“目的实现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人的一种错觉——一种高贵的错觉。区分“表象”与“实在”是另一类形式的历史决定论。它们认为在混乱的表象“之外”、“之上”或“背后”，存在一个“无时间性”、“完美和谐”的“超验实在”，“表象”即人类生活的经验世界是对“实在”的反映，最终被“实在”所决定。“表象”中存在的混乱、矛盾、不和谐在“实在”中最终会达到和谐与统一；而我们感觉到的自由只是“实在”在人心中的投影或幻象。概言之，历史决定论否定了意志自由的存在，“如果历史决定论的论旨能够成立的话，则意志就没有自由”，人类的自由就只限于尽可能地认清历史发展的方向并顺应其发展规律。

伯林进一步指出，19世纪以来人类对“规律”的依赖被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所加强，并由此产生出各种不同的科学主义主张，它们宣称要建立像化学、物理学一样具有高度精确性与可操作性的历史科学、政治科学、经济科学……科学主义强化了人类对所谓“定律与法则”的迷信，为形而上学的决定论戴上了充满诱惑的“真理”的光环。伯林反驳了历史科学主义者的主张，他认为历史学永远也无法发展成一种物理学或化学意义上的科学。伯林承认历史存在着我们的理性可以把握的某种规律，但这种规律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定律或法则。自然科学的规律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它的可预测性，即由已知的法则或定律可以精确地推断出未知的情况。但历史学所使用的概念充满了含混性与模糊性；历史陈述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人的价值取向与主观判断；历史学的推理逻辑缺乏严密性；尤其重要的是，历史学不仅要求异中求同，而且要求同中求异。以上种种，使得历史学不可能发展为一门精确的科学。另外，针对当代政治科学主义的滥觞，伯林指出对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在于寻求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关于人类社会模式的唯一答案。政治哲学是研究人生的目的与意义的哲学，而人类的目的本身是复杂多样的，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也不可能归结为唯一一种意义。这就使得人们对不同的价值持不同的评价，而政治哲学正是以“多样性价值”的终极存在为其自身存在的前提。伯林对历史科学主义、政治科学主义的批判，针对的并非仅限于历史学与政治学本身，它表达了伯林对各种科学主义主张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离》中有进一步的体现。在这篇文章中，伯林追溯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分野的历史渊源，并肯定将二者加以区分的合理性。

伯林反复强调，他并非致力于证明历史决定论、历史科学主义、政治科学主义等决定论是完全错误的，但他尖锐地指出这种古老的学说与我们经验完全背离：历史的发展常常被一些偶然事物所打断而改变方向；生活的经验让我们建立了关于自由的信念，我们确信人类的选择并不能用物理学或生物学所接受的那类因果解释完全说明。退一步说，“我们可以说服自己我们是系统地被诱惑的”，而认为自由只是一种必要的幻觉，而“所有的行动都是由前在条件决定的，而前在条件又由再前在的条件决定，如此追溯以至无穷”。伯林指出，这种类似梦魇般说服自己是被完全决定的努力，“是对不可言说者进行言说的努力”，是对一切经验的怀疑。但人类不可能同时怀疑所有的事物，因此决定论只是人类的一种信念，一种“以牺牲经验为代价的对统一与对称的天真的渴望”。伯林承认，随着科学的发展与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过去视为“人类自由选择的结果”的事物被越来越多地证明是被决定的。但他坚信，不论人类被决定的范围扩展到多大，不论人类自由抉择的范围多么狭小，这个范围却总是客观存在的，否则人将不再成其为人。伯林不是一个完全的意志论者，但他的这种信念，使其自由观染上了浓重的意志论色彩。

在伯林看来，形形的决定论虽然主张不一，但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信念，即理性主义一元论。这种信念认为，（1）不管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人文科学中，所有真正的问题，都有一个且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所有其它答案都是错误的。否则，它就只是伪问题。（2）对一切真正的问题做出解答的方法是可以发现的。从性质上说，这些方法都是理性主义的，它在所有的领域都具有一致性。（3）这些答案有着普遍、永恒的正确性，且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矛盾。所有的答案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

理性主义一元论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传统，它源于人类希望与梦想的本能。伯林并非全盘地否定一元论，他承认一元论常常是使人类超越自我，走向崇高的坚定信念与力量源泉。“一元论以及对单一标准的信仰，无论对于理智还是对于情绪，常常被证明是个深刻的满足之源”。但另一方面，一元论也容易成为不宽容者振振有词的理由：既然在数学上不允许有两个正确答案，为什么在道德政治上应该允许？既然我们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还要容忍谬误的存在呢？因此，我们应该劝说、教育“不正确”的人“改正”，“不自由”的人“自由”；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的话，我们就应该强迫他们“正确”或“自由”；否则，就是对他们不负责任，或者是我们太懦弱。这样，一元论者所谓的“拯救人、解放人”，其实质正是“压制人、奴役人”。这即是由积极自由发展成极权主义的深刻的理论渊源，它也是伯林所揭示的“不宽容”理论在哲学上的“正当”理由。

二、客观的价值多元主义：自由与宽容的学说

不让他人任意干涉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最基本有两条：（1）我与他人一样，具有平等的人格与地位；（2）由（1）可以推导出我具有与他人同等的正当权利。这即是宽容概念的要义所在，“宽容中隐含着平等与权利两项价值”。主张宽容是伯林自由观的主要特征。在伯林看来，宽容并不必然要求尊重他人，它甚至可以是反感、嘲笑或轻视他人。宽容是一种容忍，而不是谅解；谅解一切可能是无原则的妥协与退让，它是懦弱的表现；而宽容是理性的批评和合理的责难的条件，它为社会共同生活所必需。宽容是自由这个硬币的另一面：个体的自由，需要他人的宽容；而个体的宽容，也为他人自由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在反驳一元主义的基础上，伯林提出了以多样性与人类追求的价值的冲突性为基础的宽容学说——多元主义。“多元主义是宽容理想的当代形式或理论完成”，是伯林自由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包括：（1）在人们追求终极的“善”或目标之间，总会存在一些冲突，对于这些冲突，人类缺少一个共通的衡量标准来判定其价值的高低，以做出唯一正确的取舍。伯林称这些价值之间是无法通约的。不可通约性是人类所追求的各种“善”之间具有不可比较的终极多样性。这种“不可比较的终极多样性”，并非是不完美的标志，也不是出于人类认识（或理性）的不完善，它说明了人类理性在指导人类行动方面并非万能。我们可以对不可通约的诸“善”进行理性的探讨，但他们的不可通约性是最终的真理。诸价值具有不可通约性，不是说它们在价值上大略相等，或处于价值比较中的不确定状态，或具有价值判断上的含糊性，而是说种种价值之间虽存在冲突，但不同而并立。（2）这种冲突状态不仅存在于终极的价值（如和平、正义、秩序等）之间，而且也存在于非终极的价值之间；不仅存在于不同价值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同一价值内部。（3）不同的文化形式，不同的社会形态产生不同的道德和价值。这些文化形式或社会形态有些是无法结合的或者是直接冲突的，因此，内含于不同的文化形式或社会形态的善的观念也就无法结合。如伯林在《马基雅维里的原创性》一文中指出，古典时代的罗马异教徒的生活方式（勇猛善战，主张统治者可以为了“国家理由”任意对待人民）与基督教教徒的生活方式（宽容、仁慈，爱好和平）是无法结合的。

总之，“人的目的是多样的，而且从原则上说它们并不是完全相容的，那么，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中，冲突与悲剧的可能性便不可能被完全消除。于是，在各种绝对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便构成人类状况的一个无法逃脱的特征”。在这一点上，我们仿佛听到了黑格尔关于悲剧是“各自具有合理性的要求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论断的回声。伯林认为，人之为人，正在于不受他人的任意干涉而自由选择，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我们无法逃避这种选择，选择什么，如何取舍，这直接取决于人们的好恶。但这种“好恶”并非任意而为，它并非是主观主义的，也不是相对主义的。人类的任何选择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个体背后的文化、信仰、历史传统等的深刻影响，伯林称这种背景性的知识为人类的“绝对预设”。伯林所谓的“自由选择”，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它内在地包含着某些非理性的成分。

伯林对多元主义的坚定信念，支撑着他的自由与宽容理论。但伯林深刻地看到，宽容、自由与坚定的信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当我们真正执着于某种观点时，我们肯定会憎恨那些持相反观念的人。”。伯林肯定坚定的信念对人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坚定的信念就不存在生活的目的，而生活的目的赋予我们的人生以意义。伯林看到了韦伯所担心的世界“除魅”之后面临的价值领域“诸神冲突”导致的虚无主义问题，他也认识到“理性化铁笼”所带来的意义丧失与自由消亡等现代人的尴尬处境。伯林正是要从不可避免的多元主义的时代宿命出发，重建自由主义的基础。

按照伯林的理解，自由主义之所以构成自由主义，就在于它承认多元的文化主张与政治主张的合法性。在对西方“反潮流”（伯林语）的思想流派及思想家的解读当中，伯林为他的多元主义主张找到了历史的佐证：西方文化从古至今都有着与主流文化传统并存且形成挑战的多元的次要或支流思潮文化。早在古希腊，就有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对立的智者学派以及情感主义学说；而后有基督教对巨大而严密的法律体系的伟大反叛；中世纪有对经院主义与教权主义的颠覆运动；晚近德国的“狂飚突进”运动，19世纪的浪漫主义学说，一直到现代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等，无一不对西方的主流文化传统构成了某种张力与挑战。“伯林致力于建立一座‘多元主义’知识英雄的画廊”，而马基雅维里、维柯、哈曼、赫尔德、赫尔岑是这个画廊展出的耀眼的明星。他们的思想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另一种传统，一种在边缘处思考与反叛的传统。这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我们对主流的一元论的信念，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多元主义的主张。但伯林的多元主义理论并“既不打算摧毁理性主义，也不高扬非理性主义”，而是试图将二者小心地结合起来。

总之，伯林的理论充满了中庸与妥协。支撑这种“中庸理论”的是伯林关于人性的深刻洞见。伯林的人性观并非非理性主义的意志论人性观，也不同于启蒙主义的普遍人性观。他指出，人不是原子式的存在，但也并非绝对的被社群所决定。“用人这块歪材料，造不出什么笔直的东西。”这是康德对人性的认识，也是伯林对“人是什么”的回答。人是一种处于分裂中的复杂生物：他（或她）部分受制于所谓的决定论（主要指人具有动物性的一面）；部分在其所属的文化传统中成长出来；最重要的部分则由个体自身的意志所塑造。正是各个个体自身不同的意志，最终决定了人性的多样性与人类所追求的价值的多样性。人性是“通过选择活动被创造和不断地再创造的东西，它内在地就是多元的和多样的，而不是同一的或普遍的”。那种设想或企图发现某种具有普遍性的不变的人性观的理论注定是要失败的。概言之，在伯林看来，人性是历史的形成的，且仍在历史变化中继续不断的形成着，它最终决定着历史的方向。人性的分裂性与复杂性，决定了自由选择的必要性。而多元主义是宽容与自由的前提条件与最终结果，是人性的直接体现与必然要求。

三、伯林自由观的困境：从多元主义必然推出自由主义？

从“不可通约的价值冲突”到“宽容与自由选择”再到“自由主义”的三部曲，是伯林对其多元的自由主义主张的论证逻辑。

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主张价值不可通约性的多元论是一个道德哲学的论题，它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正义原则或自由原则并不存在冲突。使“自由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正义原则或自由原则是价值中立的“元价值”（或称“基本价值”），它超然于价值冲突之外。而且，这种自由原则或正义原则正好构成了其它善得以存在的平台，它为其它的善之间的冲突对峙、相互竞争提供了一个活动的空间——它规定了所有主张多元价值的自由社会的基本制度。自由原则或正义原则“不是用来交换其他商品的实际商品，而是规范的原则，是公平交换的原则，根据它所确立的条件人们才能追求相互竞争的善以及善的概念。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和自由原则是道义原则，它们规定了追求善的具体条件；它们跟善本身处于不同层次”。正是因为这样，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的理论与多元主义不仅不存在冲突，而且主张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学说的应有之义。当代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是这种传统的进一步发展与集大成者。它规定了人权、权利作为程序正义的重叠共识、各种善的价值观的底线，从而自由主义才不会为彻底的多元主义所。

伯林却并未追随这种传统，他指出，作为自由社会基本原则的公正原则或自由原则内在地包含着不可通约性，它们本身也是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的诸善中的一元，而并非是游离于价值冲突之上的中立的“元价值”。伯林的多元主义正确地看到了传统自由主义所谓的“基本价值”自身的不可通约性，它突破了传统自由主义者对多元论狭隘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雷认为伯林的理论是对“西方知识论传统的根本原则的挑战”，是“业已出现的自由主义中最有力量、最能讲得通的自由主义”。

伯林的多元主义是对传统自由主义的解构，但这种解构也预示了伯林自由观自身的困境。多元主义需要自由主义，但多元主义并不必然导致自由主义。各种极权主义、非自由主义只要声称他们所追求的是真正的价值，就能成为多元主义中合理的一元。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既然由“悲剧性选择”所形成的世界注定不完美，既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为了自由价值的实现注定会牺牲其它的一些价值，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其它价值的存在而放弃自由呢？换言之，在普遍的价值冲突中，我们靠什么来保持消极自由相对于其它善的优先性呢？在自由社会中，人类自由与宽容的底线应设在哪儿？从另一方面看来，假设人们自由地选择了非自由主义社会、甚至是极权统治的社会后，人类该如何保有继续选择的权利呢？而一直生活在非自由主义社会、从未拥有过消极自由的人又靠什么来获得这种自由呢？……这些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也是伯林一直试图回答却从未圆满回答的问题。

这样一来，伯林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主张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只有有了自由自由才能成为可能。这也是当代语境下自由主义学者面临的共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