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在中国》:VC时代的创业电视秀

《赢在中国》第一季的报名人数超过1O万，在风投商和考官的层层筛选后，最终胜出的前5名选手赢得了总额为3200万人民币的创业启动资金。节目的推广总监高强认为，第一季的成功算是对中国人进行了一次风险投资的普及教育，但有趣的是，《赢在中国》最初的策划却和风险投资扯不上任何关系。

风投和创业者的示好通道

节目的最初创意来自总制片人王利芬，她曾是CCTV经济频道的王牌栏目《经济半小时》、《经济新闻联播》的总制片人，2004年9月，王利芬去了美国耶鲁大学，希望能在更近的距离观察美国电视媒体的运作，NBC电视台一档名为《学徒》的节目引起了她的兴趣。这档节目的投资人是美国著名的房地产大亨唐纳德・特鲁普，他开出100万美元的年薪，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媒体找到让自己满意的职业经理人，16位参选者，16期节目，在特鲁普的银弹攻势下，《学徒》诞生了。

回国的第二天，王利芬向台长赵化勇表达了想制作一档商业人才选拔节目的想法，节目名称就叫《赢在中国》，初步的方案大体拷贝自《学徒》。但在随后的讨论中，王利芬发现照搬美国模式会“必死无疑”，因为“《学徒》中的价值观会遭到中国观众的抵触，它的主题歌就叫《MONEY MONEY MONEY》，太过直白，并不符合中国人的气质”。还有一点让她担忧，在中国未必能找到像特鲁普那样的商人，能够用投资一个电视节目的方法来寻找商业人才。最终，王利芬将节目的定位改为面向风险投资商和创业者。高强认为促使这一转变的原因除了节目本身的需求外，还和王利芬个人的性格有关，“她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在美国的时候，她看到电视上播放北京人才市场的画面，密密麻麻的求职者在屏幕上挤成黑压压的一片。后来她说，为什么美国人在面临求职压力的时候可以选择个人创业，中国人就表现得思维单一?用这个节目改变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也是她的期望。”

最后形成的结果是，为企业寻找职业经理人的任务由CCTV经济频道的另一档节目《绝对挑战》担当，而摆在王利芬和《赢在中国》面前的难题则是，怎样区分职业经理人和创业者。这一命题成为《赢在中国》项目组最初的几次策划会中最核心的问题，高强认为，两者的差异在于是否敢于冒风险。而承担风险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励志的故事。根据这个思路，王利芬和项目组决定把节目的主题语定为“励志照亮人生，创业改变命运”，王利芬认为这是最符合节目精神气质的一句话，此外，“从社会现状而言，企业家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群，他们创造大量的财富和就业机会。这个节目说穿了，是为想成为企业家的人搭建一个平台，也为寻找企业家的风险投资商建立一个渠道。”

不是所有人都能创业

马云被认为是《赢在中国》的所有嘉宾中最大的亮点，他的语出不凡在业内早就得到公认，采访过马云的记者都认为，他敢说，几乎不用激将就能说出一些惊人之语。在整个节目的进行中，他最大的惊人之举是奉劝1O号选手李红梅尽快离开赛场，放弃创业的念头。这成为《赢在中国》最大的突发事件。

事实上，被马云判断为并不适合创业的李红梅在现实当中有相当的创业经验，在美国研读MBA的时候，她就和丈夫一起开发了一个面向大学生的网站，目的在于交流学术上的问题和网上交换教科书。后来，她进一步开放了网站的商业性，让大学生们自己登记想要卖出的书和价格，而由他们来充当一个买卖的中转站，从中抽取5％到10％的费用作为佣金。这个计划开展得非常成功，并且积累了大量的用户，但最终却没能继续下去。李红梅回忆失败的原因时并不认为是自己的项目本身出了问题，她说：“当时的推广手段非常有限，其实这也是受到资金的限制，我们只是用群发邮件来进行宣传。但后来有人说我们的网站是纵容舞弊、欺骗，要告我们。这在美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尽管子虚乌有，但我们只能停止这个项目。”回到中国后，李红梅的设想是把半途而废的网站进一步完善，并开展软件外包的服务，这一方案在她看来非常可行，“刚开始主要通过亲戚朋友介绍项目，经过我们的分析，制定出设计思路后，把软件项目拿到菲律宾或者印度去做程序。通过第一年的积累，我已经在很多国家寻找到了合作伙伴，下半年，我本来预计在开展一些关于数据服务的项目。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寻找投资的原因。”

然而，这个酝酿已久，甚至在实际操作阶段的项目被马云简单地概括为“太难”，而更多的质疑则针对她的性格，李红梅被马云认为太过热情和善良，具备员工的素质而非创业者，最终将她淘汰出局。高强回忆节目现场时说，李红梅当时的反应非常激烈。但其实，冷静下来后，她现在也可以坦然承认，“马云是诚恳的”。

高强认为，这一选手和嘉宾的交锋事件其实暴露出的更多是创业者和投资者之间本治理念的不同。“谁有资本，谁肯冒险，谁才有说话拍板的资格。在这个节目当中，其他选秀节目的灵丹一一短信投票，是没有任何存在空间的，因为你不出钱，不用承担风险，那么你就是局外人。选手的任务很简单，他只需要征服评委。”从李红梅被淘汰的事件看，中国创业者时常会触犯一些基本错误，“大多数人只有热情，趣味太个人。风险投资商要投放一笔资金，通常会关注三个问题：项目的市场份额会有多大?你在公司的个人份额会有多大?为什么我非要选你?”这三个问题在第一季的进行过程中淘汰了大多数人，怎样把个人构思转化为可行的商业计划，仍然是中国创业者需要为风险投资商们交上的答卷。而李红梅的失败可以被看作多数创业者弱点的具体体现，她在前两个问题回答不完美的情况下，又在最后一个问题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风险商的投资并不仅仅是针对项目，归结下来，投资最终投放在人的身上。在面对马云的质疑时，没有凸显出自己的性格优势被熊晓鸽认为是李红梅最大的败笔，“她自始至终强调‘我们只要有100个客户，就会有百万美元的收益’。”

“风险投资商和选手是节目的核心，其实双方都在冒险。一笔投资成功与否，有很多因素来决定，并不是一个好项目就可以决定以后会有收益。但如果观察那些成功的风险投资商，他们还是有很多投资都是失败的，但依然能够活跃到今天，一是说明了往往一个项目可以带来2000％的回报率，另外一点，它们具有很强的自我调整的能力。”高强解释，如果把《赢在中国》当成一个资本市场，那么，软银和IDG就是在进行新一轮的冒险，并且拥有绝对的主控权，这种主控权在现场表现为嘉宾考官对选手的层层考问，高强很认同这样的操作方式，可以更近距离观察创业者和投资商之间的观念差异具体出现在哪些环节，“这些嘉宾是由风险投资商认可的，他们对选手的价值判断更符合资本市场的需求。另外，像中华英才网为选手提供的测试考卷，这种专业的技术工作并不适合由我们

来担纲。其实，这种操作方法在美国已经形成惯例，但在中国，它还并不流行。事实上，当资本更多地发言，掌握局面时，选手们才能看出自己的弱项，这对他们从一个梦想者变成实际的创业者非常关键。”

《赢在中国》为什么没有本土风投?

第一季的冠军宋文明已经怀揣1000万人民币开始创业之旅。在引来羡慕的同时，宋文明也成为质疑的对象，网上的声音认为缺乏现实的苦难磨砺，一步冲天的宋文明未必能成为成功的创业者，这种质疑同样蔓延至《赢在中国》本身。王利芬和高强都认为这种评论缺乏依据。事实上，看过节目的人都知道，宋文明并非没有商海经验的初学者，他在安徽原公司工作5年，其间操作过公司的一系列重大收购行为，经历了公司从零到上市的过程，并拥有EMBA的学历。高强对他的印象尤其深刻：“有很多公司想过挖他，但他选择了上节目，自己创业。他和中国移动也曾经有过成功的合作。这种人具备创业的主动性和能力，现在我们只是为他提供一些外部条件。”

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创投热土后，似乎中国人正在迎来最好的创业时代。但这种说法在《赢在中国》项目组内部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可，多数人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创业的氛围和外部条件，而在于个人意识。“1978年应该是中国最好的创业时机，百废待兴，所有行业都充满了机会，但事实证明它不是。1990年代初也可以成为创业最好的时机，很多人下海了，但成功的只是少数。现在的创业者面临的问题依旧是没有团队，没有项目，没有钱。但这些都是外部条件，迟早会有，关键在于个人的意识是否真的开化了。风险投资商对一部分创业者而言很重要，但对全体中国人的经济生活而言，它起到的作用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所以，关于现在是不是最好的创业时代，这是个无法纵向比较的问题。”高强说。

事实上，赢得创业资金的不仅仅是进入前5名的选手，已经相继有多名选手通过私下和风投商的接触而获取了自己的资金，其中，选手齐中祥的“温暖中国行动”并没有在台前获得最终的肯定，但他随即得到了中国红十字基金的支持，这一方案也被上升为国家级的公益行为。和他一样好运的选手不在少数，高强认为，这是《赢在中国》的一大特点，很多创业者的商业计划并不是在台前得到了首肯，更多的成功合作诞生在幕后，正是因为这个特性，投资商和创业者都对节目抱有极大的热情。

抱这种热情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今日资本、软银赛富和TDG等第一季《赢在中国》的支持者，但现实的局面是，三者都是著名的国际投资机构，而本土风投在这场和创业者的联谊盛宴中集体缺位，在第二季中也很难出现它们的身影。这一疑问在采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项目组的正面回答，但从内部员工的私下谈话中可以了解到，本土风投的“出口”不明是妨碍它进入节目的关键原因。海外风投和本土风投的差距被认为并不在资金数量、项目优劣等细节上面，但由于中国内地市场一直没有建立创业板，本土风投也由此相应地缺乏退出机制。相比之下，纳斯达克采用的注册制度异常简明，海外风投和投资的企业可以直接通过上市而找到最终的出口。而如果企业接受的是本土风投，那么上市计划在银监会的反复审批之下至少要延迟3年，并非所有风投商都能坚挺到那一刻，而本土风投对纳斯达克的不熟悉又制约它到海外上市的进程。这种局面被普遍认为是本土风投的最大劣势，而这个软肋，也成为它进入《赢在中国》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