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国:以学术之剑开拓新“环境”

以学术参与实践是毕军的梦想。然而，梦想与现实有多远？课题组的“元老”们回忆起当年刚刚创业的情形。五个成员，挤在南京大学科学楼8楼朝北的一个小小办公室里。冬天天冷，窗户却关不严，没有空调，唯一用作取暖的物品是一个小油町。但是回忆起来那时候却非常幸福，因为大家能忘记一切外界的纷扰，共同讨论每个项目的细节。知识和技能、对实践的认识，都在迅速地积累与提高。每忆及此，大家都会有所感念。

清晨6点半，普通的一天。第一列由上海开往南京的和谐号动车组呼啸而过，划过初苏醒的长三角。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毕军教授静静地坐在车厢里。打开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了当天的工作日程，这一天日程表上出现几个不同的城市，他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长途旅行不仅成为他休息的时间，也成为他工作与思考的时间。

飞驰的动车组，窗外一块块规划齐整、高标准基础设施的工业用地，正是遍布苏南大地、连绵成片的工业园。时光回转到六年前。那时候，长三角凭借县域经济的十年高速发展超过珠三角成为区域发展的领头羊。与此同时，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面对着国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新战略，下一步应该如何走，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如何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成为摆在江苏等地方政府面前的新问题。

以学术参与实践之志

这一年是2002年。毕军作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他决定从美国回国发展。“我喜欢挑战性的工作，为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也为自己国家的环保事业做点事情。”他后来解释说。高速发展、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中国，的确需要人才，需要大量有识之士参与建设。投身到中国的发展事业中去，同时开创自己的事业，成为很多留学归国人员的梦想。毕军选择回到自己的母校，位于长三角的南京大学。他希望成为一名好教授，做好学问，培养学生。但是，作为一名环境管理与政策的研究者，他不愿意仅仅埋首于高校象牙塔，决心以学识参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实践。

作为一名归国学者，他坚信一个人的成功不是来自于学校及外部环境提供的所谓优越条件，而是在于自己的理念和付出能否得到社会的认可。带领着一个博士生、两个硕士生、一个本科生组成的四人课题组，毕军开始了他实现梦想的征程。十分幸运的是，在中国循环经济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应用自己在国外掌握的研究动态及经验，回国仅仅2个月，就和清华大学的教授合作投标获得江苏省循环经济规划项目。以此为起点，在循环经济和产业生态学领域，毕军迅速成为我国这一领域的主要学者。他领衔编制的苏州工业园循环经济及生态工业园规划得到了包括6位院士组成的专家组的一致好评，苏州工业园也成为中国第一批国家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示范园区。从2003年起，他的课题组先后完成了近10个生态工业园、生态市、循环经济的规划，有力地参与并支持了科学发展观在各地的具体实践。更为重要的是，2006年，作为一名理工科院系的教授，毕军获得了全国为数不多的、文科最高级别研究课题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在这一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课题中，他和他的同事们将进一步探索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创新之路。

以学术参与实践是毕军的梦想。然而，梦想与现实有多远？课题组的“元老”们回忆起当年刚刚创业的情形。五个成员，挤在南京大学科学楼8楼朝北的一个小小办公室里。冬天天冷，窗户却关不严，没有空调，唯一用作取暖的物品是一个小油町。但是回忆起来那时候却非常幸福，因为大家能忘记一切外界的纷扰，共同讨论每个项目的细节。知识和技能、对实践的认识，都在迅速地积累与提高。每忆及此，大家都会有所感念。

不坐办公室的大学教授

过去六年，面对各种各样的变化，毕军一直紧紧围绕自己的三个研究方向开展研究和社会实践，在这三个领域成为全国乃至国际上知名的学者。除了循环经济研究，环境风险分析与管理一直是他钟爱的领域，早在十五年前就开始了环境风险的研究。遗憾的是，该领域的研究在中国长期不被重视。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的风险预防和应急措施都无济于事，他感到无比的遗憾和焦虑，因为他十多年前在博士论文里提出的思想即使只有三分之一得到应用，整个事件也会减少很多的损失。因此，当科技部及时启动863重大项目研发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技术的时候，他全身心投入到项目设计中。如今，南京大学是该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办公室的所在地，作为专家组副组长和办公室主任，毕军的梦想是，三年后在全国各地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如果再有类似松花江事件出现，我们的政府和专家不再束手无策。

除了“循环经济”和“环境风险”这两个相对较新的领域，毕军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环境政策的研究和实践，特别是在资源有偿使用、排污交易等领域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工作。由他负责设计的研究方案成为我国国家批准的第一个水污染物排污交易试点项目。2008年11月，在毕军的领衔组织下，“排污交易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办，成为我国迄今为止该领域最大的一次学术交流。

制度的创新非常重要，但是制度要获得有效率的创新并非易事。单纯将国外的环境政策移植到中国并非最佳选择。毕军充分利用他在国外工作取得的经验，在引进国外先进理念时，特别注重基层实践经验的积累。以长三角为研究基地，回国6年来，他深入到苏南等地区进行考察调研，从环境保护最基层的乡镇环保办到县区市环保局，再到各类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及高新区，与第一线环保工作人员、不同类型的污染主体及公众进行广泛的交流，获取第一手的研究素材，这些实实在在的调研为毕军参与具有操作性的宏观政策设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那些长期坐在高校的办公室里，做各种精细的理论研究与政策设计的教授们不同，毕军长期积累的大量基层调研经验，使他具有高度的政策敏感性，能准确判断新举措或新型环境政策是否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理论来自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这正是他以学识参与实践的准则。

作为一名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人员，他时刻不忘记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具有建设性的咨询意见。他利用江苏省委决策咨询专家以及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为省市两级政府献计献策。同时，他也以一名致公党员和政协委员的身份，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撰写各种调研报告和政协提案，“关于实现两个率先进程中面临的环境风险和潜在对策的建议”被评为2006年度致公党江苏省优秀调研报告。他还参与“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南京宣言”的起草，围绕科学发展观、循环经济、生态现代化、环境良治、环境风险管理等主题为各级各类人士开设讲座50余次。

随时工作

是种快乐

毕军每一天的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上午10点，他来到了江苏省环保厅的6楼会议室，参加由厅长主持的长三角两省一市环境合作平台协议的修改协调会。在进行了两年多大量调研工作后，他拟定了可供两省一市领导签署的区域环境合作协议的草稿。在这些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毕军深深地认识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紧密合作的必要性。由于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解决涉及到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技术因素，因此，他一直尽最大的努力整合不同学科、不同区域以及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合作资源。

下午1点，毕军一边吃饭一边与课题组的两名博士讨论论文的修改。每到这时，是他最高兴的时候，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讨论中，他从不刻意以老师身份自居，他喜欢学生与他争论，争论出真知。学生也喜欢在与他的争论中找到新的问题或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毕军的身后，有一个高速运转的课题组，成员来自化学、生物、数学、计算机、经济学等不同背景学科。他们的共同努力，支撑着各种创新的学术观点转化为科研成果，项目设想变为现实。而他本人，更在与年轻学者相互的思想碰撞中擦出源源不断的学术火花。为了发展好自己的课题组，他将在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工作时获得的项目管理经验充分运用到课题组管理上。他本人的工作态度与风格也对课题组工作人员产生巨大影响。六年来，年轻的课题组形成了宽松而严格，活泼而严谨的风格，逐步形成的学术梯队更为其长期发展打下了基础。然而，其中的繁重与艰辛不言而喻。

“我们的导师不睡觉”，这是毕军课题组流传的一句话。某一天，当大家凑巧将导师发给自已邮件的时间比对了一下，发现他又一次工作了一夜。论文、工作报告、项目申请……从晚上11点开始，他使用邮件与不同的老师、同学沟通了10次，时间持续到清晨3点。

下午4点，毕军在自己的办公室与美国来的Dan Guttman教授交换关于加里福利亚州政府与江苏省政府及学术界开展“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论坛的意见。从美国回来以后，毕军一直非常重视国际合作。每年他利用去美国出差甚至探亲的机会，与美国高校的学者、政府部门、咨询部门展开沟通。几年来，他的课题组通过研究项目、论坛等合作方式，分别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等多个国际组织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他还通过合作培训、让研究组成员出国进修访问与接纳国外访问学者等多种方法促进课题组国际化视野的形成。

下午6点，毕军匆匆赶往机场，动身去北京。由于主持多项部级项目，他常常往返于南京与北京之间，北京几乎成为他的第二故乡。这一次，他并非为自己的项目赴京，而是为了参加在北京召开的抗震救灾中环境保护问题的有关会议。作为“减灾委――科技部”抗震重建环境专家组成员，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积极参与，能够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尽一份力，他觉得义不容辞。

两千多个日子就在这样的忙碌中转瞬划过。时间不够是他最严重的问题，随时随地开始工作，几乎成为他的人生快乐。六年来，远在国外的朋友们仍然过得幸福。而选择归国的人们，则和所有的中国人一起，见证了中国发展的日新月异，见证了中国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过度繁忙，身体疲惫，虽然面临着诸多困扰，但他从不后悔回到中国。在这样一个转变的大时代，能够倾听中国的脉搏，并参与为他把脉，何其幸也！

为转型期的中国添砖加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以学术参与实践是毕军选择的方式，为了这个梦想，他永不停下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