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化中国大学的学术环境

进入新千年以来,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历来是社会净土的大学也变得乌烟瘴气,有良知的人们说起来莫不痛心疾首。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有无治理对策?我略谈一些想法。

六十年来,我国学术生态的演变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时代,其特点是结束了民国时代学术相对独立的体制,建立了以为最高权威的体制。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中国的社会人文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基本上是独尊一人的局面。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国学术出现了一次中兴。冤假错案,使知识界走出恐惧。真理标准讨论,让学人开始挣脱思想依附。80年代虽然反反复复,风风雨雨,但学术界总体上是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与人类文明的主流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学术风气比较健康。进入90年代后,学术生态进入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控制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特点,即在不放弃政治直接干预学术的同时,主要通过经济利益来驯化学术。行政权力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学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十多年来,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80年代曾经出现的学术中兴,已经成了远去的风景。当今学术体制已经形成了如下特征:

一是以官治学,权力本位。学术机构的设立权、人事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书刊的出版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学位的设置权和授予权,无不由行政机关掌握。学术评价也以权力为本位,甚至裁判员兼任运动员。更严重的是,对于已经曝光的学术丑闻,官官相护。前几年,保持学术良知的人们对行政和司法还寄予期望,觉得国家权力还会遵守学术的底线。武汉大学周叶中事件的结果是,被剽窃者败诉,剽窃者胜诉,报道真相的记者编辑受处分。公权力公然成为袒护学术不端的当事人的工具,标志着国家权力层面的底线已经失守。这几年,又有一些大学校长、院长涉嫌抄袭、剽窃的事件在报端披露,结果没有一个因此而丢掉乌纱帽。那些拥有官职又混迹于学界的人,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更加有恃无恐。

二是设租寻租,权钱交易。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许多大学教授已经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加上一些官员也挤进来在职攻读学位,更加剧了权钱交易和权权交易的乱象。

三是量化管理。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80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秤。评价过程不繁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把学术成果按课题级别或出版单位的级别打分,成果本身的学术内涵反而弃之不顾。其后果之一是学术论文走向垃圾化。

这样的环境,已经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严重地颠倒了,解构了,对青年学生的腐蚀尤为严重。现在大量的大学生、研究生,已经失去了对学术殿堂的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成了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本科化,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在这种格局下,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业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面对已经积重难返的现状,如何重建正常的学术秩序,还中国大学一方学术净土?我虽然对前景难以乐观,但还是想提出几点改善的对策。

其一,是校正学术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中国公立大学的校长、院长的产生,大体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学而优则仕”,一条是“仕而优则学”。前者是教学科研有了成绩,于是被上级安排为校长、院长。后者是从党政干部转为学官,因为不甘于“外行领导内行”,自己也要变成内行,也要参与科研,出学术成果。从目前的用人机制看,后者大有增加之势。不论“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他们都是“双肩挑”:繁忙的会议不能不开,频繁的应酬不能不去,国外国内的考察不能耽误,学术成果还不能少出。于是,大量的科研项目就由校长、院长出面领衔,立项筹资,具体的活计则由一般的教师乃至研究生去做。在这种权责不清乃至权责分离的格局下,学术研究的水准是可疑的,学术泡沫的产生是难以避免的。原来,我以为出洋相的主要是从“仕而优则学”途径上来的人,他们在学术上不是内行,又要做得很像内行,难免闹出笑话。现在看来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官位的诱惑力很大,学术荣誉的吸引力也不小。从“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上去的人,没有精力和时间从事艰苦的学术探索,又想保持自己的“学术地位”,采取合作的办法制造学术成果,闹出笑话也不让人意外。在目前情况下,有必要强调学术与行政权力适当分离。学术的秩序应当由学术共同体自治,大学应当由教授治学。最近,在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中,已经有人呼吁大学校长的产生,不应当由上级党政机关任命,而应当由校务委员会或校董事会按照一定的民主程序公开遴选。如果能够形成这种机制,那么涉嫌学术不端的人物就很难长期盘踞在高校领导岗位。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大学的校长、院长是一校学术伦理导向的掌舵人。校长、院长从严治学,社会风气再坏,学校内部不至于坏到不堪的地步。而校长、院长自己就不干净,便失去了维护基本的学术正义的资格。可以允许校长院长任职期间不做学问,不能允许他们带头违反学术规范。好在学术成果都是公开发表的白纸黑字。这方面的问题,比贪污受贿好查得多。凡是学术不端行为被查实者,都不能继续担任校长、院长。

其二,让学术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淡化、脱钩。现在以科研为名的经费越来越多,款项越来越大,想靠科研发财、靠学术发财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不正常的。学者固然需要稳定的物质生活保障,但金钱的诱惑太多难免让学术研究变味、走样。对于那些已经制度化的学术敛财机制必须釜底抽薪,从根本上革除。比如,民国时期的学术期刊就没有敛财机制,改革开放以前的学术期刊没有敛财机制,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术期刊也没有敛财机制。因为在这些年代,中国除了为数不多的以学术为职业的人,加上少数业余有学术兴趣的人,其他人不会去写学术论文,也不需要发表学术论文。学术期刊编辑部,自然成为坐冷板凳的机构。现在学术刊物编辑部演变成炙手可热的学术衙门,其原因就是评职称要求。一些大学还要求博士、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不在专业学术期刊、乃至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到几篇论文,毕业论得再好,也不能授予学位。随着研究生招生人数猛增,就对各类学术期刊的版面形成了极大的需求。有人做过统计,即使现有的学术期刊全部成为研究生的专刊,版面仍然远远不够用。一些学术期刊由薄变厚,出版周期由季刊、双月刊变月刊、半月刊,都是这种刚性需求造成的。一些大学提出要求的初衷,可能是鞭策研究生努力研究学术,让“核心期刊”也成为一道质量把关的门槛。殊不知学术期刊并非净土,很容易形成钱学交易的机制,“捐门槛”没有鞭策学术,反而给研究生增加了经济负担。这同时导致了学术期刊异化的乱象:内容基本上没有读者要看,却有应接不暇的作者出钱求你发稿子;学术质量下滑了,大把的银子却滚滚而来。如果断然取消所有大学关于要求研究生在学术期刊方可获得学位的不合理规定,学位与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脱钩,愈演愈烈的学术期刊敛财机制便可釜底抽薪。文凭交易也是同理。如果文凭的高低与做官、与大城市户口等现实利益脱钩,有关文凭的产业也就不会那么火爆了。

其三,开放民间学术研究,形成竞争机制。这些年,教育部的歧视性政策使得民办大学失去了平等的发育空间。民办大学居然没有一所研究型大学。中国的民间学术研究只能存在于学院以外。它目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些体制以外的学者个体,他们往往在思考大问题,研究真问题。二是指在学院或公立学术机构内有公职,但保持独立人格,拒绝与学术浊流沆瀣一气的人,民间立场是他们的价值取向。与体制内的学术研究相比,目前民间的学术研究虽然规模较小,但腐败也较少。礼失求诸野。在学院派学术也不能洁身自好的情况下,民间学术或许还能保存着学术薪火传承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