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岛诗歌看中国当代诗坛的分野

时间:2022-09-26 06:05:42

从北岛诗歌看中国当代诗坛的分野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北岛诗歌创作中存在的两种倾向,即强调介入的“对世界说话”的诗,以及强调思辨的“对自己说话”的诗,指出这种分野不仅仅存在于诗人个体身上,更外化为整个中国当代诗坛上两种诗学观念,即“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对立。这两种倾向、两种观念实际上是诗歌不可偏废的两面,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它们一同承载着诗歌的生命。

【关键词】北岛 对世界说话 对自己说话 民间写作 知识分子写作

(一)

诗人北岛(赵振开)是新时期文学朦胧诗潮中的代表人物,也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具有世界级声誉的作家。但是对他的创作评论多出,莫衷一是。或言其诗风热烈,以《回答》中一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吹响了反叛的号角;或言其诗风冷峻,在朦胧诗潮中独具特色,能够以哲人的眼光审视生存的困境。这就构成了北岛诗歌创作的两种风格:对世界说话和对自己说话。“对世界说话”的北岛在中国新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进程中扮演着一个承担者的角色。这种承担使其不得不置身于时代之中,并与其血肉相连,就像用肩膀担起擎天之柱的阿特拉斯一样。于是我们听到、也听懂了他愤怒的呐喊和痛苦的。“对自己说话”的北岛,则是一个旁观者。他更倾向于从宏大的历史叙事和意识形态中抽身出来,像上帝一样置身事外地返观其中的荒谬、错位、虚无。俯瞰的视角使他的诗极具个人化的内倾品质。与此同时,巨大的情感冲动转换成对人类经验的知性和理性思考。

在北岛脍炙人口的诗作《回答》中,抒情主人公热切地渴望参与到社会进程中去,并勇敢地承担起其应有的历史使命。在这里,北岛与他笔下的抒情主人公是统一的,他置身世界、平视世界,并义无返顾地向着那不义的一半开战,哪怕是献出自己的自由与生命。“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是激情中迸发出的呐喊,其澎湃是一望而知的。正如诗人柏桦所形容的,那“是一种巨大的毁灭和献身激情,这种激情的光芒帮助了陷入短暂激情真空的青年形成一种新的激情压力方式和反应方式,包括对‘自我’的召唤,反抗和创造,浪漫理想和英雄幻觉”。[1]这是北岛给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和当时社会的最初震荡。也正是这些“对世界说话”的诗(如《回答》、《雨夜》、《宣告》、《结局或开始》等)奠定了北岛后来的声名与地位。甚至时至今日,一提起北岛,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回答》。

与《回答》相比,他的另一首诗《寓言》可谓风格迥异。首先,诗中已经没有了那个抒情主人公“我”的存在,诗人不是以在场的身份向世界表态,而是置身事外地洞悉着语言的无力,尤其是全诗最后一节中“人类”一词的使用,更暴露出了诗人的俯瞰视角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具体时代,达到了对人的生存困境整体寓言的高度。这里更多的不是交流,诗人的省思是个人化的、内倾的,甚至是相对封闭的。其次,与诗人的立场相适应,北岛在这首诗里所表现出的情感是相当克制的,甚至可以说是可以说是“情感的零度”,诗歌仿佛成了某种哲学化的观念的注解。全诗第一、第四节在形式上互相呼应,点明了全诗的主题。第二和第四节展现了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逻辑的语言,一种是艺术的语言,这种展现显然是诗人理性思辩的表达,而不是来自情感的驱动,不是来自诗人因自身痛彻肺腑而爆发出的或呐喊或。

(二)

朦胧诗潮退潮之后的中国当代诗坛基本上分裂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以王家新、西川为代表的前者主张依靠知性的语言和隐喻追求历史与文化的深度,从而承担起知识分子的使命。以于坚、韩东为代表的后者则主张以口语入诗,表达真实的个体生命体验而不进行任何宏大的诉求。双方由于不同的诗学取向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甚至在“盘峰诗会”上演变成了肢体暴力。在海外的北岛曾被问及如何看待这场争论,他在肯定了一些当代优秀诗人的同时,指出这场争论“实际是为了争夺话语权的无聊行为”。[2]笔者不敢苟同他的看法,也许是北岛去国的时间太长了,而疏离了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在我看来,这场争论实际上是中国当代新诗内在困境的表达。“知识分子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将朦胧诗人的象征、隐喻手法推向了极至,同时还增添了浓厚的个人色彩,加之他们对现代西方诗歌的广泛借鉴,这些都使他们的作品在获得了深度的同时变得趋向晦涩难懂。诗评家谢有顺就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公众之所以背叛诗歌,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诗人把诗歌变成了知识和玄学,变成了字词的迷津,让人无法卒读;另一方面,是因为诗歌被其内部腐朽的秩序所窒息。”[3]另一位诗评家沈奇也说:“知识分子写作是纯正诗歌阵营中开倒车的一路走向,他们既丢掉了朦胧诗的精神立场,又陷入语言贵族化、技术化的旧辙,且在精神资源和语言资源皆告贫乏的危机中,唯西方诗歌为是,制造出一批又一批向西方大师致敬的文本。”[4]

“民间写作”所标榜的“使我们在世纪末重温了诗人对生活中的疼痛、寒冷与希望的目击”[5]真的就是新诗的乐土乐郊吗?实际上也不尽然,尽管他们的口语写作确实起到了对新诗过于朦胧的纠偏作用,也更多地介入了个人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但是却使新诗的写作流于随意和泛滥。诗人西川就曾反唇相讥地指出“‘民间’是最没有独立性的场所,民间心理就是从众心理,看热闹心理”。[6]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也认为在这种情形之下诗歌已经变成了一种卡拉ok艺术。[7]实际上争论双方各执诗意天平的一端,“诗歌究竟是应该直面生存、守护生活,还是崇尚理念、守护知识?”[8]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北岛诗歌中的两种取向,以及两种取向之间关系的消涨变化,并非是纯粹个案。它既是内在于个体创作的一个“小”问题,又是外在于中国当代诗坛的一个“大”问题。考虑到这些之后,北岛对这场争论的态度就显得过于随意了,毫无疑问在自己的创作中,北岛是不会这样简单地看待两股力量的纠结,否则他也不会将诗意视为一种“危险的平衡”。这也是本文由表及里,又由内而外的用心所在。

(三)

北岛创作的个案正是新诗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诉求的体现。诗人前期的创作主要表现为“对世界说话”的一面,这是诗歌从内容上、作用上要求打破不人道的社会体制。这时的诗歌自然是“回答”,是“宣告”,是砸向不义世界的匕首、投枪。诗人中期创作走向了“对自己说话”的一面,这是诗歌面对着意识形态隐退,商品大潮袭来的时代,面对着人们的生活、感觉普遍趋于钝化,从而要求回到形式、修辞来复苏艺术本身的魅力。无论是北岛创造中两个自我的纠缠,还是当代中国诗坛两种力量的对峙,其实都是诗歌内在矛盾的体现。如果说朦胧诗人还在竭力保持危险的平衡,那么后来的“神话式”解读则把他们的作品简化成了反叛的意识形态话语。当然其先锋的姿态也预言了“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但由于涉世过深,后起者纷纷要求回到个体,回到诗艺,于是才有了“pass北岛”的口号。可以说“知识分子写作”更多接续了朦胧诗的艺术诉求,为追求历史、文化的深度而走向了晦涩难懂。“民间写作”则接续了朦胧诗的对现实生活保持“在场”的精神立场,最大程度地向生活敞开,但其流弊在于浮泛、随意,伤害了诗歌的艺术性。故而我以北岛的创作为个案,希望达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效果。

美国已故著名女学者苏珊・桑塔格在其学术名著《反对阐释》中曾呼吁一种对于艺术的“新感受力”,她指出“任何一种可以被塞进某种体系框架中,或可以被粗糙的验证工具加以控制的感受力,都根本不再是一种感受力。它已僵化成了一种思想。”[9]毫无疑问,真正的诗歌在诗艺修辞和道德承担上不可偏废,不能单极化,它是“新感受力”的杰出代表。它拒绝日常生活思维的收编,它开启人类新的感受模式,它许诺了一个也许暂时并不存在,但却更为美好、人性的世界,它引领我们质疑当下言之凿凿的庞然大物,当然它是尝试,也是冒险。对于那些在生活面前畏首畏尾、伏首称臣的来说,新诗是不可赦免的贰臣贼子,但对于那些醒着、走着的人来说,诗歌是前进的战旗,正象本文的主角北岛所说的“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对诗歌的看法诚然关乎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和审美选择,但更体现了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注释:

[1]柏桦.左边―时代的抒情诗人[M].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7.

[2]北岛.光芒涌入[C].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421.

[3]谢有顺.九十年代文存[C].孟繁华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31.

[4]沈奇.九十年代文存[C].孟繁华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16.

[5]谢有顺.九十年代文存[C].孟繁华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33.

[6]西川.九十年代诗歌备忘录[C].孙文波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30.

[7]奚密.何为中华性[J].新诗评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01.

[8]陈超.九十诗歌备忘录[J]王家新 孙文波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63.

[9]桑塔格.反对阐释[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90.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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