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的返乡之路

朦胧诗人的集体回归

1978―2014。

如果从1978年和芒克等人一起创办《今天》算起，北岛的诗歌生命已持续了36年。

比北岛稍晚的于坚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已经写了30年，我们是中国白话诗历史上写作时间持续最长的一代诗人。这是精神衰败的时代，也是写作的黄金时代。”

而今，《今天》依然存在。最新一期，舒婷、毅伟、王安忆、陈力川、大仙、顾晓阳、德国汉学家顾彬、法国翻译家、诗人尚德兰分别写下文字，纪念他们共同的朋友顾城。《今天》的主编，依然是北岛。

1979年初，顾城第一次走进位于北京东四十四条76号的《今天》编辑部，见到北岛和芒克。2013年12月29日，纪录片《流亡的故城》在距离当年《今天》编辑部不远的地方举行首映式。这时候，顾城已经死了20年。

朦胧诗“那一代人”再次集体走回我们的视野。

北岛不仅以他的诗作影响诗坛，自1978年创办《今天》杂志以来，更是诗坛的组织者与活动家。2007年受聘香港中文大学后，他创办了中国最重要的诗歌活动之一――香港国际诗歌节。从7年前第一届诗歌节开幕以来，已有几十位在国际诗歌界享有盛誉的诗人受邀参加，为中外诗人的交流提供了最好的平台。

2013年11月24日晚，由北岛主持的第三届香港国际诗歌节闭幕。开场前，北岛露了个脸，灯光熄灭，他便消失在黑暗中。

距离1979年北岛和朋友们在玉渊潭公园第一次开朗诵会已经过去了35年。那是早春，观众围成圈儿，“最外圈是警察，警服刷白。”他在一篇以《朗诵记》为题的文章中写道。同一篇文章他还回忆了1986年深秋在成都参加诗歌节的盛况：开幕那天，尽管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听众照样破窗而入。他们冲上舞台索要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那时的诗歌写作讲究铿锵有力，像我的《回答》，朗朗上口。那与其说是朗诵，不如说演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当年的公园朗诵会如今搬到香港的街道。本届诗歌节的一大创新是“诗歌电车行”。组织方安排29辆在港岛运行的电车，在车内张贴中英文对照的诗歌。这些1904年便投入服务，已经在港岛行驶了一个世纪，被市民称为“叮当车”的电车，第一次迎来了操着不同语言的诗人。

这是64岁的北岛病愈后参加的第一个大型活动。“诗歌组合电车，是想要表达诗歌和城市的融合”，北岛说。他居留海外期间，多次参与这种集体阅读活动。“由于车厢拥挤，一旦你被卡在某个角度，那非读不可。”

出走与返乡：

漂泊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乐

冬天没有苍蝇

我悠闲地煮着咖啡

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

我加了点儿糖

祖国是一种乡音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听见了我的恐惧

于是我们迷上了深渊

――北岛《乡音》

祖国细化成一种乡音，这是何等的乡愁？从欧洲到美国，再到香港，对于北岛来说，漂泊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

他将自己的人生分为三段：从出生到20岁开始写诗。这是第一段；从20岁到40岁是在国内折腾――地下写作，办《今天》，搞翻译，换工作，最后成为自由职业者。这是第二阶段；40岁出走，至今都生活在海外。

拖着行李箱、周转四方维持生计的北岛，不能接受那曾经专注于反抗、为苦难及社会理想而颤栗的时代精神的喉舌，转向个体的、漫游式的苦吟，转向疏离现实的“词的流亡”。

在美国时，有一阵，他独自养家带女儿，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第一大难关就是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书时被老板炒了鱿鱼，当时没什么存款，房子每月还要付按揭，一脚踩空了。“我终于体会到资本主义的厉害，像老虎。幸好被约写《作家手记》，救我于水深火热中，还逼出写散文的能力。后来我转向用英文教写作、出去朗诵，都和生存压力有关。”

二十多年的海外漂泊中，回家之路，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诗作《回家》，诗中他放任梦境中的感性，饱含浓浓思乡情。而在2001年重回故土后他写下《黑色地图》，家已经变了，回乡治好了思乡病。

北岛说如今的生活是二十年来最安定的，离北京也最近。

他继续阐释他心中的故乡：“2001年底是13年后第一次回北京，震动最大。北京完全变了，早年和老北京的联系被割断了。这个过程让我痛苦，好像在故乡反而迷失了，连自己的家门和读过书的学校都找不到了，只能坐出租或有人陪着。这倒也好，回乡之旅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如果说还有乡愁，那也是对一个遥远的文化记忆的乡愁。而作家的好处是，他可以用文字恢复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

“北岛之夜”：

在香港唤回逝去的青春

《今天》是一代朦胧诗的代言刊物，曾经一度停刊。而今，北岛在香港重新延续《今天》的诗歌香火。几十年来，他始终没有远离诗歌，尤其是，在香港这个几乎没有写诗读诗传统的地方，他仍然克服种种困难，让诗歌生根发芽，举办了多次不同主题的诗歌交流活动。

在香港，他遇到过当年的读者，有商人，有官员，他们仍然谈论诗歌。他也遇到年轻的读者。“前不久参加中文大学的诗歌活动，叫‘北岛之夜’，来了600多学生，都是年轻人，当然这和大学的环境有关。可是我觉得这种现象应该是普遍的。诗歌毕竟还是和热情有关，适合正处于青春时代的年轻人。”

北岛曾把诗歌和诗人引发的疯狂解释为时间差：那是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错戴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然而，正是在商业浪潮反复冲刷的香港，这种去除商业化的活动才成为可能。

北岛周围，赞弹皆有。还好，毕竟是香港。他曾在散文集《青灯》中写道：“如果说中国是一幅画，那么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而我则是在这留白处无意中洒落的一滴墨。”

“如果全球化是大陆，诗歌就是岛屿，全球化的时代在政治、语言、文化、宗教各个领域充满交错、差异与对抗，特别是为了突出诗歌的精神指向。” 北岛以此诠释了“岛屿或大陆”这个主题的由来。

在评价这一系列活动时，北岛说：诗歌应该成为一个事件。

北岛自2007年定居香港，并在中大出任教职，每年开授诗歌创作课程。在这里，他笔耕不辍，对他来说，写诗是严肃认真地创作，不是网络时代的自说自话或自娱自乐。他还完成了一部回忆故乡北京的散文集《城门开》。“你的《城门开》在香港写成，萧红的《呼兰河传》也在香港写成，好像香港是特别容易引起乡愁的地方。”听罢香港诗人廖伟棠这一观点，北岛点点头。

让人想起了一首北岛早期的诗《走吧》：“走吧，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