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9 01:27:37
这是一个奇特的诗歌朗诵会
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台草草装成了舞台,14个香港少年在前台唱《兵车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7个诗人还有乐手坐在后头的书堆上候场,有几个已经困倦地打起盹。少年高亢地唱完,退场的时候脚步有些乱。接着诗人们起身,舒展了四肢,用各自的母语开始朗诵。墙上的投影在诗文、绘画、摄影间跳转,马格里特的《戴礼帽的男人》出现数次。
那些乐手的工作是在诗人转场的时候,用小提琴、二胡、琵琶、风笛或大提琴伴奏一段。他们的年龄和唱诗的少年一般大,技术很粗糙,与内地的学琴少年无法相提并论,倒也显出了简单和可爱。
活动的组织者北岛坐在观众席,和来自纽约的艾略特・温伯格小声地说话。艾略特翻译北岛的诗,即将出版《时间的玫瑰:北岛诗选》。他们的不远处是杨振宁和翁帆夫妇,还有李欧梵,以及身份复杂的香港知识分子梁文道。
这是“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开幕式。为期4天的诗歌节,7位国际著名诗人参加,包括美国诗人盖瑞・施耐德和艾略特・温伯格、埃及诗人阿赫穆德・海加兹、日本诗人高桥睦郎、阿尔巴尼亚女诗人鲁列塔・柳沙那库,德国诗人库尔特・德拉沃特和墨西哥女诗人卡罗・布拉乔。还有用中文写作的翟永明、欧阳江河,及香港地区的北岛、也斯、廖伟棠等。
按照北岛的说法,“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是有史以来香港规模最大的国际诗歌盛会,“不仅是香港的文化事件,也会成为汉语世界的文化事件。”
越危险的地方越有救
搬到香港后不久,北岛就动了办诗歌节的念头。事关理想,他在筹备诗歌之夜的过程中保持了高度的计划性和毅力。
还是在2006年年中,香港《大公报》发了一条很像广告的消息:诗人北岛将于6月30日下午4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利璧楼三号演讲厅举行诗歌朗诵会。朗诵会由中大翻译系系主任方梓勋主持,并邀翻译系研究讲座教授杜博妮担任英文朗诵,现为中大访问教授的北岛将亲自担任中文朗诵。
这应该就是今天这个诗歌之夜的雏形。2007年11月,北岛决定结束漂泊生活,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聘请,定居香港。
“实现起来并没那么容易。首先要做一些尝试,比如举办个人朗诵会、诗歌座谈会,包括在香港举办全世界纪念巴勒斯坦诗人达维什的活动,还有2008年年底《今天》创刊30周年的诗歌音乐会等。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源,最终才有把握举办这样大型的诗歌节。”北岛说。
香港的诗歌朗诵会远比想象的多。表演的地点常在学校、书店,或是酒吧。有时还售票,贵的要100块港币,是比看场电影还要高的消费。香港科技大学还有专门的诗歌朗诵课程,教授如何声情并茂,如何舞台设计,与大陆某些院校的播音员专业很相似。
虽然北岛觉得香港的很多文化活动都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与文化没什么关系,但终归能鼓舞创作者,特别是年轻的诗人。
中国大陆的诗歌朗诵会显然比香港少,要么就是小圈子的聚会,面对大众的活动气氛常常怪异。2007年夏天,在北京“建外SOHO”楼群间的一个露天舞台前面,办过一场名为“大场”的诗歌朗诵,集结了西川、舒婷、杨葵、沈浩波等一大批诗人,舞台下面坐着赞助商潘石屹和一群看热闹的农民工兄弟。
“正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说:越危险的地方越有救。高度商业化的压制下,人们会产生更强烈的精神需求,语言系统的复杂对诗歌是好事,因为诗歌就需要语言的撞击和磨砺。香港自然成为主流话语中心之外的一个特殊的凝聚点。”香港年轻诗人的代表廖伟棠说。
诗歌之夜上座不错,开幕式来了大约400人,听众相对少的粤语诗歌朗诵会,仅是香港学生也有100人。
北岛很宽慰,认为香港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变化。12年前,他参与筹划了“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节”,请的也都是国际一流的诗人。可那时候观众少得可怜,开幕式也就最多来了三、四十个听众。
盖瑞・施耐德的精神动力
诗歌之夜开始前的一个月,北岛就向计划来采访的记者推荐美国诗人盖瑞・施耐德。盖瑞・施耐德是明星式的人物,北岛认为他是“垮掉的一代”的实际精神领袖,虽然后者说自己与“垮掉的一代”没什么关系。
事实上在后来的活动中,日本诗人高桥睦郎表现得更加出色。他已经过了70岁,是三岛由纪夫生前的好友。白发下一张光润的脸,腮上的肉饱满地鼓起。朗诵前,他会戴上眼镜,遮挡一双干净的眼睛,用平缓冷静的声音念关于死亡的诗。来听的人很震撼,掌声给得真诚而热烈。
盖瑞・施耐德不像高桥一样锋利。79岁的施耐德没有选择《龟岛》那种有呐喊意味的诗,而是朗诵了温柔的自然题材作品。施耐德说,他这次念的是他最喜欢的诗,在很简单的文字里面,把玩宇宙洪荒与时空的联系。
诗歌之夜专为盖瑞・施耐德办了一场记者会。老头子跟年轻的记者讲他的家庭革命史,环保生活的重要性,还有他擅长的中国古诗翻译。话题丰富而且轻松,只是内容距离诗歌讨论有一点远。从大众层面上来说,施耐德在中国的知名度几乎为零,因为中国大陆从未出版过他的诗集,他也仅在1984年来过一次大陆。
但北岛仍然看重盖瑞・施耐德。施耐德使“垮掉”重新振作的历史,是他策划诗歌之夜的精神动力。
当年经历过纽约的风光,凯鲁亚克们(指“垮掉的一代”)在美国西海岸地区重聚,心态已经有点老了,失却了往日的冲动。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乡野之夫盖瑞・施耐德,开始相信布施、慈悲、智慧和开悟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价值范畴。然后,“垮掉的一代”的不少分子转而远离混乱的生活,以最低的物质保障,再次上路。笃信禅宗后的“垮掉的一代”对庸俗中产阶级生活的批判更加深刻,当年的“垮掉的一代”认为,“大学不过是为培训没有鲜明面貌的中产阶级而设的学校罢了”。
【关键词】朦胧诗；审美特征；主题内容；语言表达；艺术手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新起点，流派纷呈，思潮迭出，而这种活跃局面是和“朦胧诗”的崛起分不开的，是和食指，北岛，顾城，舒婷，梁小斌等一群人对诗歌的开拓创新紧密联系的。尽管“朦胧诗”作为一个文字运动已经过去了，并且由于时代以及诗人自身的局限性，这一运动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它在中国诗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一、内心世界的觉醒与自我感知的表达
对历史反思，注重内心情感表达，呼吁理性与良知是朦胧诗的思想核心。一群经历了“”的青年，带着心灵上的累累伤痕，带着对黑暗动荡不服输的勇气，开始了对现实的反思，他们对光明有着强烈渴望，呼唤人性的回归，注重人的自我心灵。舒婷在《一代人的呼声》发出这般呼喊：“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次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记忆/我了一道道定义/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但是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把我推倒下去……”，经过了生活历练，他们从怀抱理想时的单纯到失望，迷惘，再到自我觉醒，他们用自己手中的笔唱出了对正义的坚守，对苦难的坚定承受，对自我理想人格的悲壮颂歌。在表达自己情感体验的同时，也融入了对祖国未来的忧患。北岛的《回答》：“…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得人们终于可以反思历史，阴暗的现实赋予他的是一种沉重的忧患意识，“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他以一位挑战者的姿态站在新旧历史的交界线上，向现实发出了呐喊，向历史发出了有力的“回答”。他们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呼唤人性，追求的自由美好心灵。从建国初的“十七年文学”到“十年文学”， 虽然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但大多富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忽略了人自身的情感价值，而这一点正是朦胧诗的一大亮点。“……不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舒婷用真诚细腻的文字写出了自己对于爱情的理解。在这里，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情感，“要是没有离别和重逢/要是不敢承担欢愉的悲痛/灵魂还有什么意义/还叫什么人生”（舒婷《赠别》），“日子把我领进城市/虚度时光，一片茫茫/父亲啊，但愿你安详的双肩/攀绕的春藤永远枝叶繁密”（吕德安《寄给父亲》）他们不再为政治而高歌，诗成为了人们生活一部分，他们用诗歌来传达自己的价值观，表达自己的生活哲学，宣泄自己最真实最美好的情感。
二、语言的朦胧与陌生
就语言来说，朦胧诗的突出特点是凝练化，朦胧化，陌生化，并且极具跳跃性，节奏性。脱离了以前主旋律诗歌的套话，大话，他们用自己的创造给诗歌语言开创了新的天地，激发了诗歌语言的感性魅力，从普遍的形象化，凝练化到自身的朦胧化，再到语言效果的陌生化，朦胧诗为中国新诗语言的发展又充当了一次改革先锋。诗人在自己独特情感领悟的基础上对语言的进行加工创作，达到了形象化，凝练化的效果，比如顾城的《远和近》“你/一会儿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这首全文总共24个字的小诗将诗歌的形象，凝练用到了极致，用“我”“你”“云”三个意象，描绘了“我看你”“你看云”两组画面，并且寓意朦胧，有人认为是简单优美的情诗，也有人认为它是含义深厚的哲理诗：人的自我个性被客观世界压抑，个性的发挥只能存在于主体的主观感受中，人和人的交流在现实中变得困难，却在沉湎于大自然时感到亲切放松。再看北岛的《结局或开始》：“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也许有一天/太阳变成了猥琐的花环……”这一段诗，诗歌意象的跳跃造成诗歌意思上的断层，语言在意义的连续性被打破，但这并不妨碍作品意思的传递，把诗意的断层留给读者去修补。这样，诗歌在实现语言凝练的同时也调动了读者的审美积极性。此外，陌生化也是朦胧诗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通过通感，想象，变形，错觉等手法来组合字词，打破常规，使诗歌语言达到陌生，离奇的效果，“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顾城），“河水涂改着天空的颜色/也涂改着我/我在流动/我的影子站在岸边/像一个被雷焦的树”（北岛《界限》），“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哦，只有光//落日浑圆地向你们泛滥，大地悬挂在空中”（杨炼《诺日朗》），景物在诗人眼中都产生了变形，葡萄藤会幻想，大地是悬挂的，而这些正是诗人情绪的真实流露，他们选择按照自己的情绪逻辑来打破常态，倾泻情感。也正是这样使得朦胧诗的诗歌语言不仅含蓄，新奇，也更立体感和艺术感。
三、弃置写实，重视象征、隐喻
朦胧诗在诗歌的艺术形式的特点突出表现在意象，象征和隐喻手法的运用上。朦胧诗作为一种新诗潮，高扬主体意识，以意象化的方式追求主观真实，注重意象的叠加和营造，比如“童话诗人”顾城的《生命狂想曲》，江河的《星星变奏曲》诗人用自己的审美直觉捕捉到大自然神奇的美，又通过大量意象的选取和叠加再现这样的童话世界，其实是以表层自然景象来烘托渲染深层的心理情感，并且这些意象绝不单单只是一种“象”，它融入了诗人的情感，被诗人赋予的象征的其他深意，顾城笔下“开航”的“贝壳”其实是他心中一种远离束缚，纯真无暇的理想世界，而江河笔下的“星星”不仅是天幕上的繁星，也象征着当时的星星画家和朦胧诗的诗友，指称着在十年浩劫中失去了宝贵青春的一代青年。另外还有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舒婷《双桅船》，顾城的《一代人》，北岛的《回答》都是象征运用的代表作，除了意象以及象征的使用，朦胧诗人也相当多地运用到了隐喻这一修辞手法，从北岛的“我是岸/我是渔港/我伸着手臂/等待穷孩子的小船/载回一盏盏灯光”到江河的“我就是纪念碑/我的身体里磊满了石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就有多少伤口”，象征和隐喻已经密不可分的融合在一起使得朦胧诗迸发出耀眼的光彩来。
总之，朦胧诗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路先锋，无论是在题材内容，语言形式，艺术手法上都有其难以抗拒的独特魅力，虽然“朦胧诗”时代已经过去，但他们的审美追求，思想观念却在中国现代诗歌上产生了深远理想，直接推动了中国新诗后来的繁荣昌盛，因此“朦胧诗”确是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一座里程碑！
【参考文献】
[1]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北岛.北岛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3]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J].诗刊，1981(3).
今年的诗坛并不寂寞。“珠江诗歌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1”其中，“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1”号称香港史上最大的诗歌盛宴，在诗人的选择，活动的质量上，规模最大，令人瞩目。玛丽娅・巴兰达、雷寄思・邦维希诺、西川、于坚、陈克华、王良和等2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莅临香港，参加了这次盛宴。组织者是诗人北岛。
“我家漏雨，必是所有的邻居家漏雨；我家断电，必是所有的邻居家都断电。我走在38度的空气里，所有的邻居也走在38度的空气里；我在自己的家里脱衣服，仿佛是在所有的邻居家里脱衣服。”在2011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开幕式上，西川朗读《邻居》，当暗黄灯光投射在他身上的一刻，全场无声。家国、忧愁、爱情、日常生活、内心独白、沉思这些成为诗人们在4天里朗诵的题材，而每场朗诵会都吸引数百名市民到来，足以见证爱诗的人潜伏在城市各个角落。
都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在商业面前，诗歌乃至文学都退居其后。诗歌在香港人生活中占所比例非常小，诗歌的出版也很少，诗歌翻译几乎是零。尽管如此，“香港诗歌之夜”总体算是很成功。除了依赖诗人的高水平外，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北岛在中文大学的号召力。而整个“香港诗歌之夜”，主办方的“无微不至”，无疑成为中国诗歌节的佼佼者。中国许多所谓的诗歌节，均有来自官方或金钱的无形的手，掌握着文化活动的话语权，以致最终变成有商业目的的炒作。而本次诗歌节中，主办方摆脱了政府的支持，获得基金会、私人等途径的赞助，严格把控诗歌节的每个环节，包括出席的诗人、诗人所朗诵诗歌等。“香港诗歌之夜”从2009年秋天起，到目前已成功举办两届。在诗歌朗诵分享会、 讲座上， 每场活动的主题分明，“汉语写作的困境”、“母语与大师的关系”、“美洲的诗歌与现实”等，呈现了世界各地诗歌的现状；每场朗诵会的准时开场，让人看见了时间的宝贵；此外，一般的诗歌节很少出正规的出版物，而这次诗歌节的主办方还为参加活动的中外诗人各自编辑出版了精致的诗集。
在香港举办诗歌节，北岛形容为“在水泥地上种花”，种种困难可想而知。对于香港，用他的话说是“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国际都市，边缘文化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要想住下去，就非得改变这里的文化生态环境不可”。在全世界面临诗歌乃至文学边缘化的问题下，北岛强调在水泥地上种诗的精神，尤为可贵。聂鲁达曾经说过，每个时代都有人宣布诗歌的死亡。是的，诗歌边缘化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时常存在，可以说，诗歌自古以来就处于边缘状态。在当下的社会下，讨论诗歌的价值、走向，才显得更为可贵。显然，北岛的“野心”，不在于诗歌节是否边缘。他担纲着“国际诗歌界策展人”的角色。凭借对国际诗人的了解，凭着“香港诗歌之夜”这个平台，他对世界诗人进行文献整理。相信这对大陆和大中华地区的文学，将会产生良性影响。
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我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它们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
总把手藏在背后
可当我祈祷上苍
双手合十
一声惨叫
在我的内心深处
留下了烙印
北岛，原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北京。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在某公司工作。1978年前后，他和诗人芒克创办《今天》，成为朦胧诗歌的代表性诗人。1989年4月，移居国外，先后在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法国、美国等国家居住。著有诗集《太阳城札记》、《北岛诗选》、《北岛顾城诗选》等多种，作品被译成20余种文字。先后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学金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
全诗15行，分为三节。第一节，写“我”在握手中被伤害。“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我的手被烫伤/留下了烙印”。握手，本是人们相互之间表示友好、亲近的行为方式，当“我”与一个“无形的人”握手的时候，“我的手”竟然被“烫伤”，留下了深深的伤痕;那一声莫名的“惨叫”既使“我”疼痛难忍，也使读者惊诧不已：那个“无形的人”究竟是谁？它是个什么怪物？“烫伤”意味着“无形的人”是火热的，温度很高，暗示着那个荒唐狂热的年代和那个年代的非正常的事物。“我”友善地伸出自己的手，却无辜地受到伤害，这是对那个年代的嘲讽和控诉。
第二节，写别人与“我”握手时被伤害，与第一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它们的手被烫伤/留下了烙印”。“无形的人”使“我”受到伤害，让人莫名惊诧;而“我”又伤害了“有形的人”，受害者成了害人者，更让人莫名其妙。在“无形的人”面前，“我”是一个“有形的人”;在“有形的人”面前，“我”又变成了一个“无形的人”。那“有形的人”究竟指什么？恐怕诗人暗示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善良的人们。在那个专制疯狂的年代，善良的人总是经常受到伤害。
第三节，写“我”自己被自己伤害。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人与人之间没有真诚与友好，有的只是险恶和阴谋，充满猜忌、警惕、提防，所以，“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总把手藏在背后”，总是孤独寂寞、谨慎怀疑地看着这个世界。“我”自感罪孽深重，试图以一种虔诚的方式来祈祷自救，却使内心遭到更为严重的伤害。“可当我祈祷上苍/双手合十/一声惨叫/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了烙印”。当“我”以“双手合十”的姿态向苍天祈祷的时候，苍天不仅没有赐福于“我”，还让“我”以更为残酷的方式进行自我伤害。这道伤痕不是留在手上，而是留在了诗人的内心深处;永远的伤痕无法抹去，却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反思：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为什么一切会如此荒谬？我们不得不将其归结为“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泯灭和戕害。
全诗语言简洁干练，节奏铿锵顿挫，将压抑、痛楚与愤懑之情掩藏在平易朴素的叙述中;反复、层递、对比、暗示等表现手法的运用，增强了诗歌的深刻性和感染力。题目“触电”极具隐喻意味：那样的年代，世界到处漏电，触电随时发生，伤害不可避免。
北岛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诗坛的一个奇迹，他和朦胧诗人们开创了一代诗风，他的诗歌思辨与直觉结合，隐喻与意象融合，呈现出显著的艺术特征和强烈的艺术力量。他曾说：“诗人应当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他以他卓越的艺术创造给中国诗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康熙中叶，渡海来到岛内的内地宦吏和游客，在始于猎奇的心态下，产生了采风之作，而“竹枝词”一体亦庄亦谐，用来描述孤悬海天、洪荒初辟的台湾山川风物，自然成为首选之属。乾嘉以降，岛内出身的士人也着手这种体裁的诗歌创作，采写的范围除本土外，还及于对岸祖国大陆，比如李望洋游宦甘肃河州时的作品，即是一例。
到了近代，一种七言四句、男女对唱形式的采茶歌谣，由台湾北部茶园渐及于全省城镇，其中有闽南方言与客家方言两种不同的唱腔，“其意缠绵，其词委婉，其音流曼……台北街头巷口，时聆歌唱”（《诗荟余墨》）。当时的台湾学者连雅堂认为，这种特有的民谣是源自古代的竹枝词和柳枝词的。本栏前文提及，1911年春到访台湾的梁启超在岛内游历时，对岛内民间的诗歌传统即留有深刻的印象。
兹在突出表现台湾风土民情的作品中，选载数首，并就其遗事今况，略述一二：
(一)
槟榔蒌叶逐时新， 个个红潮上绛唇。
寄语女儿贪齿黑， 瓠犀曾及卫夫人。
陈肇兴《赤嵌竹枝词》
红罗检点嫁衣裳， 艳说糍团馈婿乡。
十斛槟榔万蕉果， 高歌黄竹女儿箱。
周莘仲《台湾竹枝词》
《台湾诗乘》记：“台湾素产槟榔，干直而耸，高可二三丈，叶大如凤尾，随风摇曳。秋初子熟，采而剖之，和以蛎灰，裹以蒌叶，男女眈嚼，旦夕不绝。订婚宴客，以此为礼，谓食之可辟瘴也。”
槟榔一物，居然事关饮食男女、社交生活和民生之计，显然是近代台岛风俗画卷的特征之一。
其实，“槟榔文化”遍及西太平洋沿岸和岛屿。我国台湾和海南因为是产地，人们只嚼食青鲜的槟榔子（海南所产者颗粒一般大于台湾四五倍），而中国大陆部分地区则将之腌制或风干，配料也各自不同。清代王渔洋《调程给事》诗：“趋朝夜永未渠央，听鼓应官有底忙。行到前门天未启，轿中端坐吃槟榔”，他所嚼食者就是干槟榔子的切片。
台湾槟榔的吃法，与广东相似。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谓：“粤人以蛎房灰染红，包浮留藤叶，俗称橹叶（台湾为蒌蒿之叶），食之，每一包曰一口。”
“红潮”一词的说法，坡和朱熹先后写道：“红潮登颊醉槟榔”、“初尝面发红”。他们二人显然在岭南试尝过槟榔，故知其效应。
至于“齿黑”，刘家谋《海音诗》有句：“黑齿偏云助艳姿，瓠犀应废国风诗”，并注“妇女以黑齿为妍，多取槟榔与孩儿茶嚼之”云云。
台人眈食槟榔，于今为烈，槟榔的供需，俨然已成为岛内一项大宗的生产和消费。近年台商大批涌入大陆，在他们集结的城市，都可以买到岛内空运来（不出24小时）的新鲜“青仔”（岛内槟榔的俗称），比如在北京的金鱼胡同就有其固定的供应点。
(二)
台高湾曲产名茶， 一味清香沁齿牙。
有女采来歌欲罢， 满筐归去夕阳斜。
黄逢昶《台湾竹枝词》
鹧鸪声里忆哥哥， 亲拣云芽远寄他。
一一枪旗侬自采， 渴怀七杯莫嫌多。
林痴仙《采茶歌》
“一一枪旗”是“一枪一旗”的意思，指采摘时仅取茶枝顶端的芽（卷心的嫩芯，形似枪尖）和下面的一片叶（似初展的旗面）。“云芽”则形容这一枪一旗上犹带细毫。
台湾北部新店溪上游的文山缓坡，自然条件与乌龙茶原产地福建安溪相近似，是岛内最早引进安溪茶种和茶农的地方。清同治初年，堪与福州花茶匹敌的台北包种茶悉由英商德记洋行收购，运售南洋各埠，并远及欧美诸国，销途日广。自是，台湾茶业大兴。当时，由厦门和汕头商人开设的茶行有三十多家，茶工亦多安溪人，春至冬返。其时，两岸居住的闽南人，只当海峡是家门前的一方水塘而已。
(三)
郎行赠妾猩猩木， 妾赠郎行蝴蝶兰。
猩红血泪有尽时， 蝶翅低垂哪得干？
梁启超《台湾竹枝词》
流宕春光烂漫枝， 翩翩似醉更似痴。
家家一树锦蝴蝶， 是梦是花人不知。
孙元衡《赤嵌集》
猩猩木即凤凰木，在台湾浊水溪以南才能够著花。乔干光洁，疏桠垂伸，叶形圆小，横排平铺；春夏间繁花附于鸟羽般的枝叶之上，一派猩红炽烈，迎风栩然扇动，有若浴火凤凰之展翅待飞。凤凰木是旧府城台南市的市花，蝴蝶兰则原产于台湾南端恒春半岛山间和岛外太平洋上的兰屿。兰屿原名红头屿，光绪二年，恒春知县周有基到此，始隶版图；因以蝴蝶兰而闻名，台湾光复后改为今称。
连雅堂的《雅言》一书记载：“蝴蝶兰为台湾珍卉，产恒春山中，寄生古木，不染微尘，叶长而厚（按：肖似君子兰），花纯白（按：花心色锦）若蝴蝶，一茎十数蕊，临风摇曳，姿态嫣然，宛如绝代佳人遗世独立，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者矣。”目前此花在西岸大陆城市并不罕有，相信见过此花的人，其心情当与连氏不远。
【关键词】茵尼斯弗利岛 叶芝 爱尔兰 浪漫诗境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5-0016-01
诗歌《茵尼斯弗利岛》创作于1890年，是爱尔兰爱国主义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早期浪漫主义风格的代表作。该诗以绮丽的自然风光为载体，表达了诗人对宁静生活的向往和对于远离尘世纷扰的极度渴望。诗作语言简洁、富有韵律、诗境浪漫，让人回味无穷，向往不已，以至于被选为爱尔兰中小学课本必读书目之一。国内外学者对于这首诗歌的研究与评论主要集中在分析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元素和诗歌本身蕴含的音乐性。仔细探究诗歌创作背景后，笔者对诗歌中的浪漫景色折射的理想世界有了新的了解，认为诗境中描绘的景色是诗人心中传统爱尔兰的轮廓，表达了诗人希望祖国复兴的迫切愿望。
全诗分为三节十二行。简短的文字将诗人内心美好的世界表现无遗。诗歌开头：“如今我要起身离去，前去茵尼斯弗利。”描述了诗人想要前往这一理想之地的迫切心情。茵尼斯弗利岛是爱尔兰斯莱格郡的一个四面环水的湖心小岛，也是叶芝童年生活的地方，它远离市区，风景优美，地理位置独特。这使它成为叶芝心目中逃离现实困境，寻求安宁自在的不二之选。在那里，他用美妙的诗境编织了一幅远离尘世的理想生活：“用树枝和泥土，在那里筑起小屋；我要种下九垅菜豆，养一箱蜜蜂在那里；在蜂吟嗡嗡的林间空地幽居独处。”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在那个年代的爱尔兰也只有在诗境中才能感受得到了。19世纪末期，爱尔兰正遭受着百年一遇的，人民食不果腹，饿殍遍地，而英国政府对此漠不关心，还自私地要求退耕还牧，加大爱尔兰对英国的畜牧业出口，这一举措更加大了饥荒的严重性。这一切使得爱尔兰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诗人叶芝借由茵尼斯弗利岛这一象征形象，表达了希望爱尔兰脱离殖民国——英国的渴望。他相信，只有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爱尔兰的经济才可以稳定健康地发展，人民才能过上如诗境般宁静祥和的生活。
诗歌第二节，诗人描写了茵尼斯弗利岛上昼夜交替的景象。“我将得到那些宁静，那里宁静缓缓降临，那里的子夜水光粼粼，正午紫色辉映，黄昏的天空布满红雀的翅膀”。宁静的夜空和湖水，隐喻着安详的生活，没有歧视，没有冷漠，没有剥削和死亡。这种平静的生活状态是诗人对于儿时在斯莱格郡那段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感的浓缩回忆，也是诗人为理想国度描绘的蓝图。叶芝12岁时，跟随父亲举家迁居至英国伦敦。从此开始了往返于爱尔兰斯莱格、都柏林和英国伦敦之间的生活。巨大的文化差异，被殖民者的身份地位，使诗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深深感受到民族文化复兴的必要性和使命感。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说：“像其他的反殖民统治的诗人一样，叶芝为之战斗，斗志昂扬的展现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轮廓。”在叶芝的诗歌中，他将英国看作是代表着粗俗、浮躁、物质的一成不变的世界。英国和爱尔兰呈现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鲜明对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芝心目中存在着两个爱尔兰，传统的爱尔兰充满精神力量，浪漫氛围和优雅的气质。都市化的爱尔兰是世俗的、肤浅的。后者不再是独立的国度而是英国的一部分。诗人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回归古老、简单的爱尔兰，回归那充满英雄和传奇史诗的古韵犹存的年代。因此，在他的诗歌中，他很少描述爱尔兰东部那些政治文化中心地区，相反，他的作品主要包括如斯莱格郡的茵尼斯弗利岛般的乡间原野。他相信，那里仍然保留着古老的传统，传承着自然而简单的生活。而这一切赋予了他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描绘古代传统和谐的爱尔兰。在茵尼斯弗利岛上，叶芝浓墨重彩地营造了一个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事实上，是他渴望传统和谐的爱尔兰的一种投射。
诗歌第三节写道：“如今我要起身离去，因为没日没夜，我总是听见湖水轻舔湖岸的幽音；站在马路上，或踏着人行道的灰色，我都能听到那水声萦回在我深心。”人行道的灰色和第二节“紫色辉映”形成鲜明对比。灰色代表冷漠和沮丧，而紫色代表高贵和愉快。这说明在叶芝看来他所身处的社会充斥着令人失望的各种因素，而茵尼斯弗利岛正是美好之所在。“灰色的人行道”使人不禁想起诗人所处社会的无尽的苦难：带来的贫瘠和荒凉；殖民者的横征暴敛，工业革命使得人性淡薄。在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中，诗人一遍遍描绘着茵尼斯弗利岛湖岸的轮廓、湖边的美景，迫不及待地前往它的所在之处。
在诗歌《茵尼斯弗利岛》中，诗人叶芝营造起一个离群索居的浪漫诗境。这种诗境投射出的是诗人对于爱尔兰民族复兴的热切盼望，对传统爱尔兰和谐社会的无限向往。
参考文献
[1]Edward W.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M]. New York：Basic Book，1993
[2]W.B.Yeats. The Secret Rose [M]. London：Macmillan，1892
[3]〔爱尔兰〕叶芝.叶芝精选集（傅浩选编）[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人们不会想到，1个月后，这首诗的作者顾城，在新西兰的一个小岛上杀妻自缢，以令人震惊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伴随着诗人离去的，还有贯穿上世纪整个80年代的朦胧诗潮。
20年过去了，对于顾城的死，无论是憎恨谩骂还是悲悯同情都随时间沉淀了下来，这个总是戴着奇怪帽子的诗人在人们的回忆中越来越面目模糊。顾城自己在1981年的诗作《遗念》似乎早就预言了这一切：我将死去/将变成浮动的谜/未来学者的目光/将充满猜疑/留下 飞旋的指纹/留下错动的足迹/把语言打碎/把乐曲扭曲/这不是孩子的梦呓/不是老年的游戏/是为了让一段历史/永远停息
时惊时喜时忧患
顾城去世的时候只有37岁。1956年9月24日，因母亲的健康原因，顾城提前7周剖腹产于北京白塔寺边上的人民医院，在暖箱里度过了人生最初的47天。他的父亲顾工是名诗人，在父亲的眼中童年的顾城“时惊时喜时忧患”。顾城常常凝视在雨云下忙于搬家的蚂蚁；在护城河里游动的蝌蚪和鱼苗；在屋檐下筑窝的燕子和觅食的麻雀……但他不太凝视人。
年幼的顾城缺少玩伴。男孩们打青蛙、扔野猫的野蛮游戏会令他脸煞白、浑身冷汗，这样的反应引来了男孩子们的嘲笑。他羞于表达好意，就只能示以蛮横。
顾城3岁多些时曾经从窗户摔出去，头撞在砖尖上，缝了好几针，后来他说他的数字概念给撞坏了。但他的文学天赋早早地便显露出来。6岁的时候，顾城创作了人生的第一首诗：“星星在闪耀，月亮在微笑。我的姐姐呵！等得爸爸回来了。”由顾城口授，大他两岁的姐姐顾乡记录在一张明信片上。
体弱多病的顾城，断断续续地只上过3年学，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阅读。到1966年，顾工被抄家时，顾城已经将家里满满两柜书差不多读遍了。他几乎过目不忘，因而像是无所不晓，在父亲的同事友人中得一雅号：有问必答博士。
工军宣队来收书时，顾城正在看法布尔的《昆虫记》，工军宣队想看看他在看什么，10岁的顾城一掌拍在书上眼里忽然冒出火来，3个队员面面相觑，居然就说“算了，走走走”。这本幸存下来的文学性极强的科普读物，对顾城影响甚巨。在后来的很多次演讲中，他都会提到《昆虫记》中的一句话：“它来到世界中，没有谁欢迎它，石头是摇篮……”顾城认为法布尔描绘的昆虫世界里显示了人的命运。“这使我理解到每个细小的生命都有它们的生活，从而也使我想到了自己。”
1968年，12岁的顾城第一次用笔写下诗歌《星月的来由》：树枝想去撕裂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来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们叫做月亮和星星。在人人都高喊万岁打倒、唱语录歌、写大批判稿和思想汇报的年代，这样的诗让姐姐顾乡既惊叹又替他发愁，担心他以后该怎么办。
一年后，顾城全家随同父亲下放到山东昌北的火道村，顾工被分配去养猪，顾城帮忙拾柴、喂猪还给每头猪取名字。父子俩经常在烧猪食的灶口旁对诗，顾城说：“火焰是我们唯一的读者。”十三四岁的顾城那时还没有想成为诗人，《生命幻想曲》、《我赞美世界》这些后来广为流传的诗歌被他抄在一个小本子上，命名为《无名的小花》。
1974年，顾城离开渤海边的荒滩回到北京，开始在《北京文艺》、《少年文艺》、《北京日报》等报刊零星发表作品。他主动要求去最苦最累的街道集体单位工作，被分配做木工。淘阴沟，拉大锯，刨树根，油漆家具，在高温的熔炉边拌糖浆……分配给他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并且充满热情。1975年在西城区厂桥服务系统的运动会上，顾城获得了100米和铅球的冠军，1977年还被评为先进团员。顾工回忆当时的顾城“他为自己能成为一枚螺丝钉而自豪、而得意。”这期间他先后借调到护国寺电影院画电影广告，到体育报社任编辑，在《人民电影》（即《大众电影》）任美术编辑，但都因所有制限制在借调期满后回到原单位。直到1980年，街道集体单位解散。
一个任性的孩子
顾城在1976年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四五”集会后，对诗歌有了新的认识。当时中国大地上流行着强烈的寻找“自我”的呼声。《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是顾城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诗歌带有很强的个人的、心理的，甚至社会的色彩。
顾城近乎盲目地给全国各种大大小小的报社、杂志社投稿，每个信封塞一两首诗。大部分都是退稿，然后换一个信封，重新寄出去。多年以后，顾城回忆起当年的“投稿生涯”对记者说：“我觉得这就跟玩电子游戏机似的，你这边儿往信筒里一扔，扔着扔着，那边儿‘哗啦’来一张汇款单。这是实际的，就跟那个‘老虎角子’机似的，比较省心。”
1979年3月，北京西城区文化馆《蒲公英》报第三期，在头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顾城《无名的小花》诗集中的作品，首印5万份很快销售一空。那一天，顾城特地买了100份报纸，兴奋地沿街狂奔。
由于反响热烈，《蒲公英》开始分期选载顾城的其他作品。著名诗人公刘写了《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文，认为他的诗歌是新生事物，值得重视。顾城也随之在诗坛受到关注。1979年4月，顾城写下了他被流传最广的诗歌《一代人》。
同年，顾城在姐姐顾乡的带领下，来到《今天》编辑部认识了北岛、芒克等诗人，并以“古城”为笔名在1979年秋天出版的《今天》第三期诗专号上发表《山影》、《海岸》、《暂停》和《雪人》。后来，他们一起被称为“朦胧诗人”。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当年诗人受欢迎的程度。1986年12月，《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诗歌节，举办讲座的票由2块钱一张炒到20块钱，是当年人们40元钱工资的一半。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开幕那天，主办方专门安排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但后来还是出现了“事故”，一些没买到票的读者爬窗子进入会场，大量听众冲上舞台，要求诗人签名，有的人还把钢笔直接戳在诗人身上。诗人们招架不住，赶忙逃进更衣室，关掉灯缩在桌子底下。有人推门进来问：“顾城、北岛他们呢？”一个尚未来得及躲藏的诗人急中生智，用手一指后门：“从那边溜了。”于是，观众潮水般往后门涌去。
对于诗人们的动向，成都的电视台每天在新闻中报道15分钟，其受关注的程度不亚于奥运火炬传递。当主办方为“十佳青年诗人”颁奖时，为了避免被“粉丝”们抬着往天上抛，顾城躺在地上高呼“反对个人崇拜”。
童话般的爱情
顾城的婚姻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颇具传奇色彩。1979年7月，23岁的顾城在上海至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上海文学女青年谢烨，两人一见钟情。顾城曾这样描述他们的相遇：我知道，我有两次生命，一次还没有结束，另一次刚刚开始。后来在开往北方的火车上我就遇见了她。我们坐在一起，我一看见她就知道是她。
在长达4年的异地恋中，两人写下了大量情书。一开始，这段恋情遭到了谢烨父母的反对，为了显示诚意，顾城曾搬了一只大木箱子睡在谢家门前，最终将谢烨的父母打动。
1983年8月8日，顾城和谢烨在上海登记结婚。半年后，移居北京。顾城在生活上完全依赖谢烨，连开笔会也必须带着她，因为他自己连买火车票都弄不清楚。谢烨的生活能力比顾城也没有强多少，两个在文学世界里游刃有余的人在现实世界中磕磕绊绊。
有一次，顾城收到了150元稿费，非常开心，便跟谢烨一起手拉手，穿过一个大广场和两条街，把钱存到银行里。可是几个小时后他们发现没钱买菜了，两人又手拉手，穿过广场和街道，去银行取了10元钱。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发现自行车胎破了，便再次去银行取了10元钱。银行营业员有些不耐烦，半生气半开玩笑地问：“你能不能把下午的10块钱一起领了？”
中山装和像烟囱一样的直筒帽是顾城装束的两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的帽子是自己设计的，用平绒、灯芯绒、牛仔布做成，因此有人讹传他是把牛仔裤裤腿剪掉戴在头上。顾城说：“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
一个时代的终结
1986年6月，顾城夫妇参加北京市作协举行的“新诗潮研讨会”，有人在会上攻击顾城，《诗刊》编辑李英（英儿）为其辩护，会后三人成为朋友。当时李英正在与著名诗人刘湛秋谈一场纠结的婚外恋。多年后，在接受采访时，李英说：“这个世界上一些人是用心在生活，一些人则是用观念在生存。伦理道德在我眼里有些滑稽，人要活出本性来才是美丽的，相反就是丑陋的。”
李英与顾城夫妇在北京的交往并不多，一年后，顾城夫妇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程。随后，顾城和谢烨先后到奥地利、丹麦、瑞典、法国、英国等国家讲学和访问，其间顾城接受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的聘请到该校任教。1988年3月，谢烨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妇女医院生下一个男婴，顾城给儿子取名“小木耳”，英文名Sam。3个月后，夫妻俩以符合技术移民条件被准许在新西兰永久居留。两人在奥克兰海湾的瓦西基岛（激流岛）建了一座简单的木头房子。1990年1月，顾城辞去了奥克兰大学职务，开始了隐居生活。
顾城自己动手在山上建造了一所鸡舍，想靠卖鸡蛋维持生计。但因过于吵闹遭到邻居投诉，被要求在短期内将200只鸡全部杀掉。后来很多人据此想象出顾城杀鸡的血腥场面，并作为他有暴力倾向的佐证。但据顾乡说，执行杀鸡任务的是谢烨，顾城只是负责帮忙拔毛。儿子小木耳的到来，让顾城感到极度不适应，夫妻俩经常因为儿子吵架，谢烨不得已在儿子3岁时将他寄养在当地人家里。
李英一直和顾城夫妇保持着通信联系，厌倦了胡同生活的她想去新西兰投奔顾城，刘湛秋也并不反对。顾城给人的印象是单纯而且不近女色的，因此刘湛秋说：“我告诉英儿，你一个人去新西兰，到顾城那儿我最放心。”1990年7月，由谢烨作担保并出机票，将李英接到了激流岛，随后三人共同在岛上生活了一年半。
那段生活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已经无从知晓。从后来顾城与谢烨合著的小说《英儿》中可以看出最初的生活是很融洽的，谢烨对李英付出了全部的真诚，她表现出的善意时常让李英感到惊讶。两个人经常一起到集市上卖春卷，岛上的当地人以为她们是姐妹。顾城在《英儿》中写道：有一天她做炸酱面，你做南方菜，她做北方菜。我把两辈子的爱都用完了。爱情挺不自然的，爱情从来就不自然。而李英在后来写的《魂断激流岛》一书中，将自己描述成他们生活中的“影子”，并不愉快。
1992年3月，在谢烨的坚持下，顾城夫妇赴德国从事文学创作，李英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境地。一年后，顾城得知李英跟岛上一个传授气功的洋老头私奔了。李英的离开给顾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英儿》是顾城的忏悔录，也是自我疗伤之作，谢烨也以笔名雷米参与部分创作。但小说的完成并没有使他们得到解脱，反而更加重了矛盾，顾城曾在激动中掐住谢烨的脖子。
小说的开篇写道：“死了的人是美人”，顾城在书中给自己设计的结局是自杀。从顾乡《我面对顾城的最后十四天》中可以看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顾城一直认为谢烨、李英都希望他死。比起李英的离开，谢烨提出离婚，对顾城的打击更大。
1993年10月8日，惨案发生，新西兰媒体的报道中援引警方的说法，顾城用斧头袭击了谢烨，然后上吊自杀。而顾乡的说法是顾城“打了”谢烨，但没有使用斧子。
顾城和谢烨以这样惨烈的方式离世，喜欢他的人不肯相信、不忍提及，不喜欢他的人坐实了他是疯子的污名。顾城留下的最后一封遗书是写给儿子的：木耳，好孩子，你的日子长呢，留给你的屋子里有你爸爸画的画，124号。你爸爸想和你妈妈和你住在那，但你妈妈拒绝。三木，我只有死了。愿你别太像我。
1993年，诗人们已经风光不再，大学校园里会弹琴唱歌远比会写诗更受欢迎。顾城之死只是让人们在震惊之余对诗人投以惋惜或者厌弃的目光，转头就看《北京人在纽约》去了。评论家张颐武视顾城之死为“一个时代的终结”， 80年代中国大陆的“诗歌热”，也烟消云散。
（参考资料：刘春《一个人的诗歌史》，顾城、谢烨《英儿》，张穗子《无目的的我――顾城访谈录》，朱伟《有关品质》，顾乡《我的弟弟顾城》）
顾城的经典诗篇（摘选）
顾城一生共创作了两千多首诗歌，
以下是其中部分具代表性的诗作：
《远和近》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看云时很近
《土地是弯曲的》
土地是弯曲的
我看不见你
我只能远远看见
你心上的蓝天
蓝吗？真蓝
那蓝色就是语言
我想使世界感到愉快
微笑却凝固在嘴边
还是给我一朵云吧
擦去晴朗的时间
我的眼睛需要泪水
我的太阳需要安眠
《墓床》
我知道永逝降临
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
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
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
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遗嘱》
当泪的潮涌渐渐退远
理想的岛屿就会浮现
那时请摘下一叶征帆
来覆盖我创痕累累的长眠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节选）
也许
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我希望
每一个时刻
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我希望
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
画下一只永远不会
流泪的眼睛
一片天空
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
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
我想画下早晨
画下露水
所能看见的微笑
画下所有最年轻的
没有痛苦的爱情
画下想象中
我的爱人
她没有见过阴云
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
她永远看着我
永远，看着
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我想画下遥远的风景
画下清晰的地平线和水波
画下许许多多快乐的小河
画下丘陵――
长满淡淡的茸毛
我让它们挨得很近
让它们相爱
让每一个默许
每一阵静静的春天的激动
都成为一朵小花的生日
我还想画下未来
我没见过她，也不可能
但知道她很美
我画下她秋天的风衣
画下那些燃烧的烛火和枫叶
画下许多因为爱她
而熄灭的心
画下婚礼
画下一个个早早醒来的节日――
上面贴着玻璃糖纸
关键词：《文选》；古代朝鲜半岛；传播；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5?0045?06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赋文总集，收录了东周至梁代130位作家的七百余篇作品，历来被称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这部对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都影响至深的诗文选集同样也远播到古代朝鲜半岛，对韩民族的文化心理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旨在对《文选》在古代朝鲜半岛各朝的传播情况进行简单梳理，以期能够准确认识《文选》之于古代朝鲜半岛的价值。
一、《文选》传入朝鲜半岛时间小考
《文选》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缺乏确切的文献记 载。从大的时间范围来说，《文选》在三国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传入朝鲜半岛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对《文选》的成书时间及成书初期在中原王朝的流行情况进行考察似能将《文选》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圈定在更小的范围之内。
关于《文选》的成书时间国内外学者已做过诸多探讨，归纳之，最早不过天监七年（公元508年），最晚不过中大通元年（公元527年）。[1]（224）成书后的《文选》受到时人的重视和喜爱，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仍然以其高于其他文学选本的魅力传播到了北朝。《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七“石东筩”条记载北齐的高祖高欢“尝令人读《文选》，有郭璞《游仙诗》，嗟叹称善”。[2]（1916）高祖高欢公元547年辞世，说明《文选》在是年之前已传到了北朝。《文选》在南朝的流行情况虽缺乏明确的文献记录，但受到南朝的关注是可以想见的。
朝鲜半岛上高句丽无疑是与中原王朝最早进行交往的政权。在《文选》成书的梁代，高句丽与梁有诸多接触，据《梁书·高句骊传》记载，天监七年高祖曾封高骊文咨王罗云为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天监十一年、十五年，普通七年，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高句丽都曾向梁朝朝贡。[3]（803）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以中国为中心以朝贡册封为特征，朝鲜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藩属国，作为宗主 国，必然对朝贡国进行回赐、封赏，书籍便是重要的回赐物品之一。虽然没有确凿的文献证据，但由昭明太子主持编纂的《文选》在此时作为回赐物品传到高句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笔者该大胆推论不误，那么《文选》传入高句丽的时间就比“《文选》之传入，当在隋朝”的时间向前推进了几十年。[4]（81）
至于《文选》何时传入百济，缺少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据《梁书·诸夷列传》：“魏时，朝鲜以东马韩、辰韩之属，世通中国。自晋过江，泛海东使，有高句骊、百济，而宋齐间常通职贡，梁兴，又有加焉。”和高句丽一样，百济与晋、宋、齐、梁诸王朝均遣使通好，并同样在“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令给之”。[3]（804）所以百济亦有从梁直接接受《文选》的可能。
至于新罗，偏居朝鲜半岛东南，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距离中原较远，且因“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王姓募名秦，始使使随百济奉献方物”，[3]（805）当然这也和高句丽曾阻断道路不准百济、新罗结交中原有关。此后数年新罗内部由于面临“对倭不和”和“伽倻并合”等问题一直疏于与中原王朝通使交好，直到真兴王二十五年遣使北齐朝贡后通交才渐渐频繁起来。所以新罗从梁直接接受《文选》的可能性不大。新罗接受《文选》的途径大致有二：一是从百济接触《文选》；二是与隋遣使通交后，在隋朝科举制度的 影响下开始接受《文选》。如果是第二种可能，那么《文选》传入新罗的时间就要比高句丽或者百济晚上几十年。
二、《文选》在古代朝鲜半岛各朝代
的传播
（一）统一新罗前后
三国中高句丽与中国交往有着绝对的地缘优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都对高句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小兽林王在前秦的影响下于二年夏六月“立太学教育子弟”。[5]（166）在有着严格身份制度的高句丽其“太学”所教育的子弟无非是贵族子弟。与中央教育相对应的地方教育学风亦盛，《旧唐书·高丽传》有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珍爱之。”[6]（5320）高句丽的“扃堂”实为地方教育机构。在“扃堂”里，平民子弟修文习武，学习五经三史、字书，对《文选》更是偏爱有加。不难推知《文选》在中央贵族子弟中受欢迎的程度绝不会亚于民间子弟。
受新罗真骨贵族压制的六头品儒生与专制王权结合，在统一新罗后凭借其较高的素养在政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负责教授儒学、撰写外交文书等工作。统一新罗对唐朝奉行“以小事大”的外交政策，重视外交文书的重要作用，在还没有创制本民族文字的情况下，汉字是统一新罗政府与唐朝外交文书唯一的媒介，统一新罗政府势必要模仿唐朝的外交风格。从六朝直到盛唐，朝廷策问、诏令、章表等朝廷应用文字皆为四六骈体，而《文选》从卷35至卷60的选编都能看出时人对骈文的偏爱，《文选》在唐朝深受读书人的欢迎，唐代士子也都把《文选》作为必读书，《文选》的风格与体势自然成为统一新罗时期文人学士的重要参考书。强首、良图等六头品儒生在当时都是很著名的文翰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