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主义方法论的辩证性分析

摘　要：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权利至上，其论证方法和哲学基础在于个人主义。社群主义采用整体主义、历史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方法论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非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批判。社群主义的方法论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未能超越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在当代仍然具有强有力的解释力、批判力和说服力。

关键词：唯物史观；社群主义；自由主义；整体主义；历史主义；特殊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D093／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4-0161-05

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派别之一，它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存在于美国学术界，以A・麦金太尔、米歇尔・桑德尔、查尔斯・泰勒、米歇尔・沃尔泽等为代表。非常有趣的是，上述四位思想家都未曾公开宣称自己是社群主义者，“社群主义”这一称呼通常是由其批评者――自由主义思想家给予的。但是，在这四位思想家的著作里，在某种程度上不约而同地都从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那里汲取思想资源，采用整体主义、历史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方法论来批评以罗尔斯和诺齐克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理论给当代道德与美德理论所带来的现代性病症，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我们所称的社群主义都指的是上述四位思想家。

一、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方法论的对立

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个人的自由、权利、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主张个人至上。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应该先于社会而存在。他们把个人作为观察、分析、判断一切社会政治问题的出发点，把社会历史事件、政治经济制度的动因都最终归结为个人行为。自由主义认为，个人是第一位的而社会是第二位的，个人是比社会及其制度更为“真实”的存在，进而把社会制度看成是“逻辑上的虚构”，除了以集体方式组成社会的个人以外别无其他存在。因而，国家也只是私有财产的“守夜人”。由此可见，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实质和核心。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自由主义在伦理道德上宣扬和伦理普世主义，因而在当代便遭到了社群主义的驳斥。

与自由主义不同，在社群主义眼里，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群之中的，离开了社群，也就失去了个人的身份认同。如，当别人问“你是谁?”这个问题时，你会回答我是“××儿子”、“××学校的教师”、“××公司的员工”等等。诸如此类的回答都表明，个人只有在一定的社群中才能存在，自由主义的那种脱离社群的“无拘自我”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现实中的幻象。而且，个人不仅生活在社群之中，并且社群的价值和利益要高于个人的价值和利益，个人应该服从于整体。基于这样一种立场，社群主义采用整体主义、历史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方法论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非历史主义与普遍主义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

整体主义VS个人主义。这一立场体现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构建理论出发点的不同，前者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主张个人优先，强调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建构一种权利(right)优先于善(goods)的理论；而后者则认为社群至上，强调社群主义的利益与价值高于个人的利益与价值，建构一种权利内在于善的理论。在社群主义看来，自由主义从根本上误解了自我与社群的关系，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的理论和论证都是不可取的。

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麦金太尔指出：任何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自由主义的个人是一种虚构。他认为，自由个人主义要求我们把自己从所有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中抽象出来，成为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特殊性，完全中立的，没有任何偏见的抽象的个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尔斯所假设的“原初状态”及人们在“原初状态”中的“无知之幕”后选择的正义原则都反映出他对“个人”、“自我”的理论预设。罗尔斯及诺齐克都认为“社会是由带有自身利益的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不得不走到一起，制订共同的生活规则。”因此，在自由主义理论中，“个体是第一位的，社会是第二位的，而且，对个体利益的确认优先于并独立于个体之间的任何道德的或社会的纽带建构”…。与自由主义这种虚幻自我观针锋相对，麦金太尔提出了一种“叙事”的自我观，他指出，这种“自我概念的统一性存在于一种将出生、生活与死亡作为叙事的开端、中间与结尾连接起来之叙事的统一性中”。而且，“我的生活故事始终穿插在我从其中获得我的身份的那些共同体的故事中，即，自我必须在诸如家庭、邻里、城邦、部族等共同体中并且通过它在这些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去发现它的道德身份”。从麦金太尔的上述论述之中可以见到，在他看来，个人是离不开社群的，个人不可能优先于社群，而是社群制约着个人。

社群主义的少壮派代表人物桑德尔也指出，任何个人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共同体即社群而存在，个人的认同和属性正是由他的“身处其中的社会所规定的”，是社会的产物，“对于他们来说，共同体描述的，不只是他们作为公民拥有什么，而且还有他们是什么，不是他们所选择的一种关系(如同在一个志愿组织中)，而是他所发现的依赖；不只是一种属性，而且还是他们身份的构成”。此外，自我不可能先于其价值和目的，相反，正是价值和目的决定着自我，这些价值和目的并非是先天形成的，而是由社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来的。

社群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泰勒则指出，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至上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他看来，个人的权利和能力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才能得到实现，而不是置身于政治社会之外。他想用社群至上(primacy 0f community)来取代个人至上。他说，“相反，关于人的社会性的观点认为寻求人类善(common good)的根本构成条件限于社会之中。因此，如果脱离开语言共同体(a community0f language)和关于善和恶、正义和不正义的公共讨论，人就不可能成为道德的主体，不可能成为人类善的实现的候选人”L]J。泰勒所说的“语言共同体”和“公共讨论”其实质就是一个文化背景。任何个体要实现个人的可能性都逃离不开这一背景，而一个社群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集体。因此，个人的选择和各种可能性的实现都离不开自己所置身的社群整体。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一书中，泰勒指出，环境规定我们，个人作为一个自主的主体，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只有在社群中才能发展起来。因此，自我不能优先于目的和价值，否则社会便会成为一个“工具性的社会”(instrumental society)，而且也会“导致对公共自由的摧毁”。　历史主义VS非历史主义。社群主义思想家指出，当代自由主义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采取的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未能从传统道德理论中汲取思想资源，因而必然要面临困境。而社群主义则采取历史主义的方法，在传统中追寻美德，构建理论。 所谓历史主义方法，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结构性的横向的历史主义，即把对事物的理解放在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中；二是动态性的纵向的历史主义，即把事物看作是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历史主义坚持一种变化的观点，强调事物的发展变化，否认存在永恒不变的教条，否认种种超时空的普遍主义臆想。正如狄尔泰所言：“关于发展的理论(这作为一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进化理论与一种以发展历史为基础的文化结构的知识是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于有关历史的生活形式所特有的相对性的知识。综观世界与所有过去的事件，任何特别形式的生活解释、宗教和哲学的绝对性就消失了。因而任何历史意识的形成都比综观各种体系的不一致更为彻底摧毁对任何一种哲学的普遍有效性的信仰。

麦金太尔以历史主义的视角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进行了批判：第一，包括正义原则在内的所有道德或政治原则和观念都有其历史传统，任何重要的观念和范畴本质上都是历史地形成和发展的。这些原则和观念本身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它们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对现实进行历史性的论证和解释。第二，社会共同体与传统都历史地规定着个人(自我)及其拥有的包括正义在内的道德政治观念与原则，而且由于实践、人类生活及其历史传统的特殊性、多样性，决定了原则与观念的特殊性’、多样性，自由主义所说的永恒不变和普遍适用的正义事实上并不存在。第三，正义的历史性不仅意味着多样的或多元的正义及其不同的历史根源，而且还意味着各种互相竞争乃至对立的正义观念原则都有其历史的实践合理性，而对立的超越也只有诉诸于历史的实践。社群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沃尔泽则用历史主义的方法从分配的角度论述了正义问题。他写道：“正义是与社会意义有关的”。而社会意义是具有历史性的，因此，分配以及公正的和不公正的分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

特殊主义Vs普遍主义。对于自由主义把其理论主张当作是普遍有效的论证，社群主义则采取一种特殊主义的论证方法对之进行了批驳。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主要体现在它的政治哲学形式中，以及它的政治哲学所要论证和倡导的一套普遍原则体系或价值体系中。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论证，就是一种典型的普遍主义的论证，也即他是从抽象的非历史的个人出发，推出一种普遍主义的结论，尽管他的差异原则暗含了对绝对普遍主义原则(平等自由原则)的修正，他还是直言不讳的表达了自己的普遍主义，他说：“从原初状态的观点来看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就是从永恒的观点来看殊相：即不仅从全社会而且也从全时态的观点来审视人的境况。永恒的观点不是一个从世界之外的某个地方产生的观点，也不是一个超越的存在物的观点；毋宁说它是在世界之内的有理性的人们能够接受的某种思想和感情形式。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种思想和感情形式，无论他们属于哪一代人，他们都能够把所有个人的观点融为一体，都能够达到那些调节性的原则，并且是根据他自己的观点肯定它们。心灵的纯洁，如果一个人能够得到它的话，也许将看清这一切，并且将根据这种观点把一切做得轻松自如”。

罗尔斯把其构建的正义理论当作普遍真理，但社群主义者却认为正义的标准必须存在于特殊社会的生活和传统形式中，因此，正义的标准从一种社会背景到另一种社会背景中是变化的。麦金太尔和查尔斯・泰勒指出：“道德和政治判断依靠于人们观察世界的理性语言和解释性框架。”因此，从人类信念、实践及制度的解释性领域中获取资源对开创政治事业并无意义。米歇尔・沃尔泽补充说，有效的社会批评必须从生活在具体时空里的现实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传统中来，并与之产生共鸣。即使普遍实现能力的正式程序能够产生一系列决定性的善和价值，但任何这样的系列必须以十分抽象的形式来被考虑，以至于用之考察特殊分配时几乎没有作用。他把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论证方式讽刺为“走出洞穴，离开城市，攀登山峰，为自己(而决不是为普通的男男女女们)塑造一个客观的普遍的立场。于是，就可以在局外描述日常生活领域，这样，日常生活领域就失去了它特有的轮廓而呈现出一种一般形态。”而沃尔泽认为自己的论证完全是“特殊主义的”。从来没有脱离自己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即他自己是“站在洞穴里，站在城市里，站在地面上来描述”。简言之，通过从特殊社会背景中抽取资源来建立其普遍主义的正义理论在理论上将成为一种幻象，实践上将陷人不可实现的乌托邦。

二、唯物史观对社群主义方法论的超越

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派别，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两种思潮的交锋一直未间断，在这两种思潮争鸣、交锋、批判、反批判的过程中共同推动着西方政治哲学向前发展。从方法论上来分析，社群主义确实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见解。但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比，社群主义的方法论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性。

首先，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仍然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之内。众所周知，个人与社群的关系问题是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争论的中心问题，也是二者构建其理论体系的基石。个人与社群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实际上指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有非常多的论述，马克思有两句名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共产主义就是要解放全人类，使人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历来都重视在任何形态的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把个人和社会统一起来；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更加重视人的个性解放和全面发展。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又可以见到社群主义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所在了。社群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强调社群或社会对个人或自我的优先性及其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有力批判，的确有其合理性，因为个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任何个人都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任何自我都有其社会规定性。但社群主义同自由主义一样并未完全正确地把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自由主义片面地强调了个人自由及其权利，而社群主义则片面地强调了(社会)社群的重要性，把社会看成是脱离个人而存在的抽象整体，是一种错误的整体论。社群主义认识到离开了社会的个人不叫人，但没有个人的社会又能叫社会吗?只有唯物史观正确揭示出一方面社会是由单个的个人组成的，另一方面，个人又离不开社会，受制于社会关系的制约。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离开个人的抽象整体，社会是人为的社会，为人的社会。不仅如此，围绕个人与社群关系问题展 开的政治哲学的其他问题之争也依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如对自由、权利、正义与平等等问题的探讨。

其次，在分析哲学占主导地位的当代英美哲学中社群主义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批判是非常难得可贵的(麦金太尔就指出分析哲学或现象哲学使得现实世界中道德思想和道德实践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而且，社群主义对历史的强调与尊重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亦具有相似之处。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正思想中处处都体现出一种历史的精神，马克思在谈论法律时曾经指出，“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恩格斯也指出，“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法学家把所有这些法学体系中的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和什么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则是法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它们的人们眼中，法的发展就只不过是使获得法的表现的人类生活状态一再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

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社群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仅仅是在认识论上或者说主要是通过哲学论证来弥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局限，而没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麦金泰尔通过追索美德的历史传统，强调美德与实践密切相关，强调美德与智慧的统一，强调美德与传统的一致。但由于他的美德概念中囊括了如此之多的成分，他的历史主义方法就显得不是那么历史了。如果我们把社群主义这种哲学层面的论证拿到现实生活中来看，显得就更加空洞和苍白无力了。我们承认美德、正义等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但现实生活中的活动都是具体的，我必须在一个个事件中生活，因此，我不可能在我写作的时候回到历史中分析其意义何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作为哲学伦理学的社群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对自由主义只是批判性的反思。而且，社群主义的“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他们那里，历史更多指的是“传统、文化、情感纽带”等，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些都只是表象，真正的历史是物质生活条件，真正对政治哲学基本理论起决定作用的是建立在物质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由于社群主义认识不到这一点，因而他们的理论与自由主义一样，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虚幻的。

再次，社群主义采取特殊主义的方法对自由主义的普遍伦理观念尤其是正义理念进行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借鉴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早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指出，“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于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所以，在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所追求的“普世伦理、永恒正义”只是一种幻象，是不可能实现的，社群主义的批判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伦理观念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伦理观念的实际内容和形式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即使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内容也不尽相同，因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伦理道德作为人类所追求的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自由和发展的价值目标亦具有其普遍性，也就是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道德除具有阶级陛外，还具有共同性和全人类性，这是由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共同利益决定的，而社群主义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最后，若我们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来对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思潮进行分析的话，可以看到二者实质上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就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在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垄断资产阶级，因而产生于其中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思想在本质上都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思想，只是其外表不同而已。虽然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在某些具体内容上有差异，但其根本阶级属性具有同一性；虽然他们在如何维护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方式上存在“差异”，但在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稳定这个目标上却是“大同”的；虽然社群主义在不同层面上对自由主义提出了批评，但其基本内容与主张里面都包含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成分。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对当代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所持的态度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自由、正义、权利等都是现代西方社会所不可缺失的。因而，社群主义应当被视为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补充，而不是要取代他们，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在阶级实质上是一致的。

综上可见，社群主义的方法论确实对自由主义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批判，也的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论是其探讨的问题本身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未能超出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之外，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互动为前提，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为指导，把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纳入到历史境域中去探讨，从而在根本上超越了社群主义。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当今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观察、分析和解决当今政治哲学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依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唯物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凸现出强有力的解释力、批判力和说服力。